2020年10月20日，第30期民文沙龙“晚近国际史诗研究的热点与转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民文所”）会议室举行。本次沙龙由民文所所长朝戈金研究员主讲，吴刚副研究员担任主持工作。民文所部分科研人员、在站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生以及其他高校的师生参与了此次沙龙。

主讲人：朝戈金研究员     郭翠潇/摄

　　朝戈金所长以理论与学术研究的层次开头，强调学术研究应该分为意见、见地、发现、理论发明等几个层次。理论创见是最高层次，是对事物之间规律的原理性的探索和总结。反思当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现状，对学理性思考的层次认识并不总是清晰的，而这种不够清晰会影响对发明发现的评价。

　　在讲到晚近国际史诗研究的热点与转向的时候，朝戈金首先强调，学术研究中，我们应该是以问题为导向的，而不是以学科为导向，尤其不能受限于学科的藩篱，影响对事物的深入探讨。他进而提出“有限接近”的论断，指明研究复杂的文化现象，用单一的学科往往不足以说透。朝戈金说目前的史诗研究中，存在着研究视野越来越窄的趋势。以“口头程式理论”为例，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后面的研究者喜欢选取其中感兴趣的一部分运用，导致理论有窄化的倾向。这些在世界其他地方操演着的理论本身是在发展着的，而我们是用一种收窄了和退化了的方式做研究，不利于创造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和提升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深度。

　　朝戈金接着谈论了史诗研究的热点和转向问题。他说，第一个转向是至今仍有着重大影响的口头程式理论。20世纪30年代帕里和洛德师徒通过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做田野调查，结合语文学和人类学，立足古典学，创立了口头程式理论。这个理论不仅对民俗学、口头传统研究，有重大推动，也对诗学、古典学等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口头程式理论之所以产生重大影响是因为它不仅有古典学、语文学、人类学三个来源，用三个学科的方法来重新看荷马史诗，使其超越了那个时代古典学已有的高峰。而且植根于古希腊、古英语、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三个根据地，形成以今证古的路线。三个来源、三个根据地，成就了口头程式理论，这也启发我们，要发明或发现一个理论，往往需要从不同的学科来获得那些学科的优长和思想的力量。

第30期民文沙龙现场    郭翠潇/摄

　　口头程式理论通过程式、典型场景、故事范型三个结构性单元把大型的口头叙事切割成不同的层级和单元来分析故事是如何被创编的。在口头程式理论以前，古典学认为古希腊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都是不能质疑的经典。但是帕里却认为，荷马是口头诗人，而且不是一个人，是一个群体。他用语文学的方法进行推演分析，形成了很强的说服力。帕里之前的史诗研究一般采用文学研究方法，帕里用句法分析的方式证明，荷马史诗是传统的，也是口头的，这为史诗研究带来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晚近史诗研究的第二个转向是伦敦史诗讲习班。1964—1972年，在伦敦亚非学院召开了国际史诗学大会，成立了史诗讲习班。讲习班举办了31场学术报告，讨论的话题从冰岛到乌干达，从泰国到蒙古。在很大的范围内讨论了几十种史诗传统。伦敦史诗讲习班的学术构想是，史诗是重大的文类，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在一个超越具体文化的高度上来讨论，才能获得更为清晰完整的图像。讲习班出版了两大卷论文（1980年和1986年出版）。以卡尔·莱希尔等学者为代表的史诗研究新生力量也曾参加过这个讲习班，并且开始运用口头程式理论和方法来解析突厥语族的口头叙事和传统。讲习班从总体上看，是传统的语文学、文学研究称霸的史诗研究主流，开始转向兼用人类学的方法，探索史诗的形成语境和社会文化机制。

　　对于经过两次转向之后的史诗研究，朝戈金所长讲到，20世纪80年代，《口头传统》创刊，以这一著名的口头传统研究期刊为中心，聚集了一群口头传统研究大家，开始不断地推出实验性的理论和方法，民族志诗学的方法进入了口头传统研究领域。民族志诗学认为，每一个诗歌都有内在的格律、旋律和美感追求，有自己独特的声音范型。用同一个尺度去看不同的节奏和韵律就会发现有些诗歌根本不合于我们习惯的韵律，在一种文化传统看起来不押韵的诗歌，用另一种传统看，则完全是诗歌。

　　早先的史诗研究多是基于文本的，从抄本出发做文本的研究，口头程式理论开启了史诗的田野研究，成为史诗研究的新技术路线。史诗创编和演述过程的研究，成了史诗研究的重点，这时的史诗研究超越了传统的文学研究。

　　朝戈金所长指出，在洛德的《故事的歌手》中，口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区别并不是口头的或者书面的，而是口头文学的故事是在演述中创编的，这才是口头文学的核心特征。史诗研究从以文本为中心发展到以演述为中心，把文学分析活动放置到生活场景当中，把文学在生活中的原本样子，作为我们研究的出发点。

　　除了“以演述为中心”外，转向后的史诗研究也开始关注史诗的社会功能和史诗歌手的社会身份这些原本民间文学研究不太关心的事项。将类似社会学的方法引入史诗研究发现，史诗的文化功能有时要比演唱内容重要。在现实生活中，只有结合语境才能清楚演述事件表达的具体意涵。20世纪80年代以后，史诗研究理论细化，例如弗里提出的传统指涉、大词、传奇歌手、演述场域等，分别在细化口头诗学知识谱系。

　　20世纪末，劳里·航柯提出了“大脑文本”这一概念。口头传统中的歌手可能并不识字，我们无法探究他头脑中记忆了多少东西，但可以通过深度访谈，来了解他头脑中到底有多少个故事。劳里·航柯又提出了一个叫“传统池”的概念。社区民众共享的“传统池”的表现形式以及歌手的大脑文本和“传统池”是如何共享诸多信息的？彼此什么关系？都需要耐心细致的田野调查来分析。这类研究有助于解决无文字社会的大脑文本和社区观念世界共享要素的问题，解决歌手的记忆、传唱和听众之间是如何互动的问题。

　　朝戈金说，作家文学的生产强调鲜明的个体独立性，读者要做的就是接受作家的文学倾诉、文学表达即可。但是研究民间文学不同，因为它们各自指涉的是不同的领域。

　　史诗研究在整个20世纪的发展，经历过几个转折，但这几个转折都是逐步深化的过程，它给人类知识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它不是简单的增益和增加，它给人类知识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和调整。

　　朝戈金还比较了神话和史诗研究在民间文艺学发展中所扮演的不同文化角色。神话学很多地方跟文化哲学、文化原型的话题相关，常常关涉一个民族的思维模型，人们怎么认识和解释世界。是神圣叙事。史诗的神圣性有所降低，主要演述的是处于神和人之间的半人半神的故事。史诗是英雄叙事，是崇高叙事；史诗是某种朝向世俗化的努力，史诗里包含英雄主义，超越日常生活；史诗是一个关于权力、影响力，关于征服，关于世界秩序话题的叙事。用文论家的话说，史诗是重大题材在崇高声音中的演述。我们研究史诗需要比较宽广的视野，因为史诗是在特定文化中产生的，只囿于文化本身制定的符码和规则，无法看清许多层面的问题，必须跳出来，才能说清楚特定史诗传统的诸多特质。

　　讲座的最后，朝戈金进一步强调指出，史诗研究的一些热点在知识谱系上超越了一般文学的范围，在文学观念，文学生产，文学制度，文学表达等各方面都是交织在一起的。例如，大脑文本与认知科学、信息技术、脑科学等等都相关，不再是一个完全的文学问题。他认为，与作家的单向信息传递者身份相比，民间歌手的角色本身可能发生转化，既可以是听众也可能是生产者；在特定的场景是听众，在另一个场景就可能是演述人。很多民族的传统中，民间艺人都是多重身份，既是一个民间大型叙事的演述人，又是民间仪式的主持者，是这个传统的持有人和行家里手。

　　互动环节，朝戈金回答了同学们的提问，并指出，史诗不是一个作品，而是一个传统；史诗演述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学活动，而是一个生活事件，受很多社会要素的制约。大家还就史诗的翻译、赫哲族伊玛堪的文化功能、长篇小说的“史诗性”以及史诗的互文性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王威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文艺学 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