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以下简称民文所）第9期“民文沙龙”活动在民文所会议室举行。本期民文沙龙由张多博士作为引言人，刘大先副研究员、高荷红副研究员、毛巧晖研究员、丹珍草（杨霞）副研究员、宋贞子博士、央吉卓玛博士作为对话人，沙龙由吴刚副研究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读博士生、硕士生，以及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师生也参与了此次活动。

引言人：张多

　　张多博士以“演述者”为视角审视民间文学中“民间”这一概念，并以“重新认知演述者”作为本期民文沙龙讨论的话题。张多在引言中主要从四个问题入手：(1)集体中的个体：来自民间的演述者；(2)文学观的差异：“演述者”与“作者”之辨；(3)一个误解：民间的还是精英的？；(4)多样化的演述者代表了怎样的文学观。

　　张多认为,“民间”在主流文学研究的话语中，往往被想象为一个均质的群像，具有和“人民”、“劳动人民”、“大众”、“通俗”等概念相似的话语功能。但事实上，民间文学中的“民间”这一术语是一个充满多层次的复杂概念。有时,“民间”概念的歧义实际上是不同的文学观造成的，而这种文学观差异的焦点正在于对“演述者”的认知。

　　民间文学的“演述者”常常被学者与作家文学中的“作者”的相比较，许多有关“演述者”的不同认知正产生于这种对比中。张多以三个不同的视角来比较说明这一问题。在“职业”和“业余”的辨析上，张多认为许多民间文学的演述者对于民间文学的演述并不是生活中的业余爱好，他们的演述经过漫长、严格、系统的训练而臻于成熟，因而他们的职业化程度并非不如作家；其次是“口头”和“书写”的辨析，张多认为“口头与书写”不宜作为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分野的标志，因为民间文学中也不乏书写；第三,在“变异”和“写定”的辨析上，演述者在演述传统中扮演的角色，往往是在“变异”与“写定”之间穿梭。演述者的能动性与演述传统之间的张力是保证演述活动存续力的关键机制。

　　张多基于若干田野案例提出,民间文学的演述者在很多时候是社区或群体中的精英分子，他们凭借过人的天资和刻苦训练习得娴熟的演述技艺。由于“民间”这一学术概念的遮蔽作用，民间文学的演述者们往往在主流文学中成了非精英的草根群像。因此，详加区分、辨析各异的民间文学演述者，有助于推进学科自觉与学科发展。

　　在多样化的演述者与文学观的确立问题上,张多认为，民间文学所代表的文学观在某种程度上是以“演述者”为中心的文学观，它不同于作家文学的以“写定本”为中心。而演述者的多样化正是民间文学活态性、存续力的动力之源，他们的演述活动指向了植根于现实生活实践的演述传统。

第9期民文沙龙现场

　　在讨论对话环节，对话人分别就引言所提及的问题进行了多轮次对话与交流。央吉卓玛以《格萨尔》史诗演述者的内部划分为例，阐述了同一文类演述者中“精于此道者”与其他一般演述者的差异。丹珍草认为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并非对立关系，也不是泾渭分明的，民间文学是作家文学的源泉。民间文学是奔流不息的源头活水，所谓的“草根”恰恰是文化中最活跃的部分。毛巧晖通过对“民间”概念的学术史梳理，提出当下民间文学遇到的几个瓶颈，特别强调了“演述者”身份辨识的重要性。

　　高荷红从四个方面阐述自己的观点：(1)“口头与书写”应该更正为“口承与书写。.(2)“口承”与“书写”之间是按表述媒介进行划分的，两者既有鲜明的特质，又存在一定的模糊边界。；（3）在民间文学的发展历程中要关注“民族识别”、“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非遗”三个阶段。（4）说演述者的演述最终要回到被民众认为是“传统”的领域中。

　　刘大先认为，辨析“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两个概念的分野要将国内和国外的情况联系起来，特别是在民间文学的讲述者中，讲述好的那些人恰恰是民间文学的边缘群体（少数者），民间文学的经典特性主要基于它的“口承性”与“变异性”。他建议从当下演述者的现实现象出发来反思新时代中国文学的文学观。围绕这一问题，毛巧晖、丹珍草等对话者也表达了各自的看法。。

　　吴刚认为“口头”与“书面”属于传播方式的问题，随着当下新媒体的不断涌现，传播方式也变得更为复杂。宋贞子介绍了在韩国的研究体系中，学者没有对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进行清晰的划分，玉兰从蒙古族的案例论述了演述者作为精英人群的情形。海纳尔从哈萨克族的例子出发，认为当下讨论“民间”、“精英”不能陷入二元对立，应该更多地关注两者之间的过度群体，关注传播媒介问题。张建军围绕文类之间的混合性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刘艳超，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