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民文所）第7期民文沙龙在民文所会议室举行。由民文所在站博士后央吉卓玛担任引言人，杨霞副研究员为评议人，杨杰宏副研究员主持。参加此次研讨活动的有民文所科研人员、在站博士后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少数民族文学系的研究生。

　　央吉卓玛博士首先对作为背景信息的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做了扼要的介绍，进而围绕“寺院本和民间本的异同”、“写史诗与抄史诗的内在关联”和“誊抄与缮写的区别”等三个分话题展开讨论。

引言人 央吉卓玛

　　央吉卓玛认为,玉树独特的地理区位及其人文语境对“格萨尔”传统的传承和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地区历来是“格萨尔”抄刻本的“富矿区”，20世纪50、60年代以及80年代的史诗搜集、整理在玉树地区收获颇丰。学者曾对两次大规模搜集的成果进行了简单的比较。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通过文本比较，将现存的史诗抄刻本分为两大类：即寺院本和民间本，并对学界曾界定的“玉树抄本世家”说法予以更正。

　　央吉卓玛探讨民间本时，重点讲述了“玉树抄本世家”的文化实践。通过对该抄本世家三代人的生命史和书写实践的深描，特别以该抄本世家第一代传人嘎鲁搜集、整理和缮抄的《霍岭大战》为例，揭示“民间本”复杂的文本构合过程。她认为嘎鲁本与受众之间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文本从民众中来，最终回到民众中去”，让文本接受检验，使其符合民众的审美，即“悦耳”（snyan）是嘎鲁本区别于寺院本的根本特质。抄本世家传人希望由他们所缮写的文本活在受众中，或者说“回到音声”，成为可以让民众讲、唱、聊、评的“公共读物”。对这一审美标准的坚守，是他们的史诗缮写工作可以承继三代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也是对史诗文本回归口头演述传播机制的回应。

　　在“写史诗和抄史诗的内在关联”部分，央吉卓玛以“写不完的史诗歌手”格日坚参为参照系，对“写史诗”和“抄史诗”进行了区分。在此基础上，通过还原“玉树抄本世家”三代人的史诗书写实践（即由史诗歌手和书写者的共同参与且以演述-录制-释疑-协商-书写-反馈-校改-誊抄-成书为文本构合的基本逻辑），提出该家族的史诗书写绝非简单的誊写复制，而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缮写行为。

　　在总结环节，央吉卓玛认为“玉树抄本世家”这一认定有失偏颇，并强调缮写“格萨尔”史诗并非简单的复制，而是一种基于口头演述的文本再创造。其中歌手、听众、缮写人之间共同遵循的口头艺术观念——悦耳（snyan），既是史诗文本“写成”的内在机理，也是史诗文本回归口头演述的传播机制。

第7期民文沙龙现场

　　在评议环节，杨霞副研究员就央吉卓玛讲述的内容做了点评。她首先对央吉卓玛的家族做了简要介绍，并表示说因其本人恰是“玉树抄本世家”的家族成员，由其本人做这方面研究，可以注重文本与语境的共生关系。其次，她认为在讲座的开始阶段对地理文化空间的玉树地区加以介绍是极为重要和必要的。另外，对“抄本世家”的界定持有疑虑这点，杨霞副研究员表示赞同。因《格萨尔》史诗文本分类众多，不论是民间文人还是僧人，他们在对史诗的书写时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写，现在还有些人对“格萨尔”史诗进行创编，鉴于此单用“抄写”很难概括对史诗书写的工作。并且，在现当代语境下“格萨尔”史诗文本已经呈现出多样的文本形式和类型，而这一特性在很多民族的史诗当中都是存在的。杨霞副研究员认为今天的讲座可以引发很多思考，包含了很多其他少数民族的共性问题。

　　在提问和讨论环节，李连荣、杨杰宏、意娜、孟令法、张建军等参会人员，分别就底本和缮写本名词的慎用、抄写人与歌手合作、不同地区流传的史诗文本、史诗抄本的载体、与畲族《高皇歌》的区别、如何理解缮本的叙事情节与“悦耳”的关系，以及“悦耳”的指向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宋贞子，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