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二：Oral Epics in Indi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Orissa
时 间：2011年12月14日 13:00-14:00
主讲人：玛亨觉·库玛·米沙(Mahendra Kumar Mishra印度奥利萨邦基础教育规划专家、印度史诗专家)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主办，民族文学研究所及口头传统研究中心承办的第三期“IEL国际史诗学与口头传统研究讲习班”于2011年12月14-17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举行。14日下午，作为讲习班的第一讲，来自印度奥利萨邦基础教育规划专家、印度史诗专家玛亨觉·库玛·米沙(Mahendra Kumar Mishra)博士发表了题为《印度文化中的口头史诗传统》的主题讲演。米沙博士供职于印度奥利萨邦“部落研究中心”，为该中心的负责人，研究方向是印度口头传统研究，其发言的主要目的是为中国同行提供印度史诗全景式的介绍。同时，基于印度活态口头传统的丰富储量以及民族语言的惊人数量，米沙博士也在全景式的描述中加入了少数民族及地方文类的微观视野，为在场听众奉献了一场精彩的印度史诗报告。

　　米沙博士以追忆中印文化史上的重要使者——玄奘法师为起首开始了他的讲演。玄奘法师曾造访过他的家乡奥利萨邦，并且去过当地三座有名的寺庙。米沙博士将玄奘的求知之旅与自己的讲演做了有意的勾连，并进一步引申为中印两大文化从历史到今天一直在不断地相互吸收和影响，因此，他的讲座也希望通过一种背景知识的介绍为中国的口头史诗研究提供可资参考的材料。米沙博士的讲座分为三个部分：印度文化概观、印度的史诗概况、印度史诗的分类和社会文化功能。在第一部分中，米沙对印度的语言和文化进行了简要介绍。印度史诗传统与其他史诗传统的不同之处，在于活形态口头史诗的丰富储量以及强大的生命力。而口头史诗的兴旺发达，与印度语言的异常多元与复杂有很大关系。印度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6%，1961年的印度普查数据显示，印度共有约1652种不同的母语，分属南亚语系、达罗毗荼语系、汉藏语系、印度-雅利安四种不同的语系。这些语言被归入约300至400种主要的语言中，但其中只有22种语言被认定为官方语言，包括英语在内。在民族文化方面，印度共有623个部落社区，总人口达八千四百三十万，占印度总人口(2001印度普查，十亿两千八百六十万)的8.2%。这些民族大多居住于乡村、边远，经济欠发达地区。印度文化的内部多样性以及民族文化的纷繁复杂可见一斑。此外，从整体文化与地方性知识的二元视野来看，印度文化也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大传统、区域传统、本地传统、家庭和氏族文化。因此，印度文化也可以被视作由这四个层次构成金字塔型结构，居住于不同地域，操持不同语言，享有不同文化符号的社会群体，就是这个结构中持有文化的传承主体。

　　在第二部分的讲演中，米沙博士主要介绍了印度史诗的基本概况、歌手传统等具体方面。根据芬兰民俗学家劳里·杭柯的归纳，印度史诗的特点在于活形态口头史诗的丰富储量，不仅梵文史诗经典仍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进行传承且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而且这些史诗还与大量的地方史诗文类存在互文性，在情节的相似性、诗性的表现方式、演述风格的模型化等方面都或有叠加。因此，口头传统与书面传统的二分及其互动，就是印度史诗宏观视野中的重要方面。印度史诗可以分为两类，Margi和Desi，对应着书面与口头。前者是以梵文写就的书面经典，讲述神、圣人与国王的故事，作者是已知的个体作家;后者以地方性的口头语言进行传承，讲述人类的现实生活和人神之间的对立，作者身份未知，为社区共享的一种集体记忆。但是书面与口头之间不是决然二分，反而体现出了一种互动的过程。我们所熟知的印度两大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既有书面化的流行版本，又在印度各地的民俗实践中被活态地传承，具有书面和口头交相互动的重要特点。一方面，这两步史诗都属于古典传统，都以核心英雄作为史诗的篇名。两部史诗都是关于统治王朝的故事，《罗摩衍那》讲的是太阳王朝，《摩诃婆罗多》是月亮王朝，前者是理想型的，后者更接近人类现实。另一方面，两部史诗都活态地存在于印度的民间演述之中，并且不断被地方化，表现出了民间与书面传统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过程。两部史诗虽然在不同的地理文化背景当中形成，但其故事的结构是相同的，而且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又嵌入了大量的地方性文化传统、民间风俗和人类想象，所以两大史诗的很多章节都在实际的演述过程中被人们不断地重新创造和阐释。此外，在印度实际的民俗生活中，两大史诗都是在仪式中被演述、唱诵和戏剧化的，人们会在特定的节日场合中对史诗中的人物即神或半神进行祭拜。甚至在某些社会群体中，史诗中的反面人物也得到人们的尊敬。

　　印度史诗如此辉煌，与历史上千千万万伟大的歌手分不开，米沙博士也在讲演中介绍了古印度的史诗歌手传统。印度的皇家素有豢养歌手的传统，被冠以“Bhat、 Charana、Suta、Magadha”等指称。历史上他们为帝王的荣耀歌唱，并且是传统的权威，维系着主子种姓的世系和皇家历史。在拉贾斯坦邦，皇室还有指派一个特定的种姓从事赞颂的惯例。负责该工作的种姓，其中的女性成员被称为rudali，国王或王后驾崩后就要为其哭丧，并唱诵其光荣事迹。以suta为例，其特指古印度的游吟诗人文学，在这个口头文学传统当中，个体作者的名字几乎不会被提及，很多次大陆的游吟诗人文学都被置于suta文学传统之下。Suta传统关涉集体生活和民族记忆，是一种对社会集体生活的建构，但其并不会在神话和历史之间保持一种严格的界分。米沙博士提示，将神话和历史进行整合，正是该传统存在、传承和延续的核心。Suta传统中的游吟诗人并不是史诗的创造者，而是口头传统文本的创编者。他进一步推论，Valmiki应该是《罗摩衍那》第一个创编者而非作者。《摩诃婆罗多》也是Jaya Kavya的扩展，正是口头性造成了两大史诗的变异。在皇家的歌手传统之外，每个部落或者种姓都有自己的歌手传统，而口头史诗也被视为民族或种姓的身份认同。种姓歌手一般都要在仪式中唱诵至上神的起源神话以及第一代先驱者的诞生。在某些案例中，神话性的角色也通过神性的凡人化被改造为文化英雄。每个种姓都将其创世神话和起源神话视为一个神秘的对象。所以，氏族的歌手并不在公共领域共享这些神话。这就意味着，除了为自己服务的社区进行唱诵，歌手只有在复杂的仪式以后才会唱诵神话，或者在对氏族神的颂词之中才会演述一首英雄歌。人们不只相信叙事是真实的故事，而且也坚信其是民族道德和价值的标志，而通过史诗故事的聆听，该社区也在维持着这些道德和价值。

　　在第三部分的讲演中，米沙博士介绍了印度史诗基本分类和社会文化功能。与中国学界流行的史诗三大分类有所不同，米沙博士将印度的史诗分为神话史诗和英雄史诗。神话史诗和英雄史诗都与传统和身份认同有联系，其具有多维的功能，不能与宗教、信仰、祖先和信仰系统相割离。口头史诗就是构成文化个性(个体和社会的)的知识。米沙博士认为，学者将歌手的吟诵叙事分为神话和史诗。以这样的分类看待印度史诗文本，有如下特点：歌手不能自由地将自己的想象加入神话史诗文本中，但是在英雄史诗中他们可以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歌手从神话英雄中创造史诗英雄。神话是从人类到神圣，史诗是从神圣到人类。但神圣性在史诗中被减弱，史诗英雄是超自然的。神话史诗是在固定时间地点进行演述的，其有特定的演述规则，由祭师主持，朝向特定的宗教和仪式目的，内容涉及宇宙创造，人类、动物的神话起源，祖先神灵，氏族神等。英雄史诗的主题是爱情，战争，胜利，建立或复辟王朝，对其他部落的绝对统治。故事情节带有虚构性的幻想元素，展示了传统文化中半神和女神的神灵世界。在很多英雄史诗中，英雄一开始被年长的父母所忽略，之后他得到了圣人、朋友、神或女神的超自然力的协助通过了层层考验。在这些史诗中“结构-重复”是循环发生的，最终的结局都是英雄赢得竞赛，处罚或杀死敌人，他也因此获得了奖励，得到了权力，还娶到了漂亮女孩。英雄史诗在内容上具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史诗的所有内容都是为了赞颂氏族神或部落神的荣光。除了浪漫的情节，史诗的中心主题是对于氏族神或女神的崇拜。

　　除了上述印度史诗背景内容的介绍，米沙博士还在讲座最后特别提出口头传统研究的一种“亚洲视野”。他认为，在口头史诗研究领域，来自西方的学术传统一直是一种居于统治地位的研究范式。例如，植根于古希腊史诗研究的口头程式理论，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左右着西方以外的口头史诗研究。也就是说，口头理论的发展呈现出一种从西方到东方的倾向，东方的史诗研究一直在西方理论的比较视野和来回参证中实践着自身的学理建构。米沙博士认为需要对这种状况进行修正，并提倡口头传统研究的东方视野。中国与印度都拥有大量活形态的口头史诗传统，我们不应该“言必称希腊”，用自己的活态材料验证产生于西方材料的理论构拟。而应该在文化形态更相似，地理区位更接近的亚洲范围内，实现口头传统的比较研究。中国、印度、日本、马来西亚、泰国等亚洲国家的口头传统研究者，应该在自己的研究中主动引证来自亚洲内部的民族志材料和理论观点，积极寻求比较研究的理论生长点，从而使亚洲的口头传统研究成为能从整体上与西方抗衡的理论流派。米沙博士的观点在听众中引起了较大共鸣，大家就他的讲演内容积极发问并作出评述，在某些具体内容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米沙博士对在场听众的问题给予了耐心、细致的解答，并承诺在下一次的讲演中为大家呈现一项印度地方史诗文类的个案研究。（朱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