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三：印度古代文化的口承传统
时 间：2011年12月14日 14:40-15:40
主讲人：黄宝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2011年12月14日—1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主办，民族文学研究所承办的第三期“IEL国际史诗学与口头传统研究讲习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大楼举行。2011年12月14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黄宝生先生为与会人员作了题为《印度古代文化的口承传统》的精彩讲座。黄先生将印度古代文化作出类型化梳理，以印度古代文化的口承性发展为讲述主轴旁征博引，为学员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学术盛宴。

　　本次讲座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理论研究室主任巴莫曲布嫫研究员担任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朝戈金研究员、副所长尹虎彬研究员、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研究员、吴晓东研究员、印度学者玛亨觉·库玛·米沙等专家学者与学员们一起参加了本次讲座。

　　此次讲座，黄宝生先生旨在以印度古代文化领域中的四部吠陀、两大史诗、三类宗教文化为要点，勾连起整个印度古代文化的发展脉络，进而阐释其中口头创作与传承的核心传统。通过历时维度地梳理，共时维度地阐述为我们认知印度古代文化的口承传统建立了多视角的观照体系。详述前，黄先生提纲挈领道：“印度是世界上保存古代口承文化资料最多的国家之一。就中国与印度比较而言，印度的口承文化占主导地位;反之中国则是书面文化。”以时间顺序为观测点，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来理解讲座内容。第一阶段，四部吠陀的形成与发展。所谓吠陀又称韦达经、韦陀经，是婆罗门教(即古印度教)最重要的经典。四部吠陀包括：《梨俱吠陀》、《娑摩吠陀》、《夜柔吠陀》、《阿达婆吠陀》。其实质分别是颂神诗集、颂神歌曲集、祈祷诗文集和巫术诗集。黄先生介绍，四部吠陀的成书时间是公元前1500—1000年，其中又以《梨俱吠陀》的成书时间最早。吠陀最初都是口头创作，后由于宗教祭祀的需要编订为四部诗集，诗集成型后由婆罗门家族以严格的诵读方式通过祭祀仪式的方式进行传承。在吠陀传承方式的环节，黄先生强调，吠陀自古至今的传承基本保持原貌甚少变动，其原因是在祭祀中诵唱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祭祀的成败。由口头创作到文本化及与仪式相关联的传承，吠陀文化的发展为我们揭示了印度早期古代文化的演变风貌。

　　第二阶段，印度两大史诗的形成与发展。印度两大史诗分别是《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关于两大史诗的阐述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解读。第一个层是面两大史诗的形成过程。总体来说《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的成书年代大约是公元前四、五世纪—公元后四、五世纪。 现存抄本分别为十万颂和二万四千颂。两大史诗的篇幅呈逐步扩大态势，其中《摩诃婆罗多》大致经历的演变过程是：被称作《胜利之歌》的八千颂——被称作《婆罗多》的二万四千颂——最终形成《摩诃婆罗多》的十万颂。两大史诗的传承方式是：从口头创作和传承到书面文本的定型化，具体的定型化时间是公元四、五世纪。这里需要提到的是印度古代早期的书写材料是棕榈树叶或桦树皮，书写材料的不便于保存也从一个侧面促进了印度古代文化口头传承的发达。

　　第二个层面是两大史诗文本的发展变更。《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自定型后，其以抄本方式传承，史诗的规模和格局均保持不变。黄先生提到，甚至在《摩诃婆罗多》的开篇部分有讲述全诗篇目和内容的纲要，清楚地标明了每一篇章的字数，稳定程度可见一斑。然而随着梵文在公元十二世纪的消亡，与此同时，社会历史与语言发生了剧烈变化，到公元十世纪左右印度各地方言兴起，产生了两大史诗诸多的方言版本。这一时期史诗的抄本大多呈现个人创作色彩，从而具有了书面文学的特征，抄本传承的稳定性也受到了冲击。时至二十世纪上半叶(1919年—1966年)印度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梵文学者，他们编订了《摩诃婆罗多》的精校本，分为北方的“简朴本”和南方的“修饰本”。其中，北方本是学者研究的主要对象，共八万四千颂。南方本有十万颂。种种现象表明，在抄本的传承过程中依然存在文字变化，但说唱诗人以抄本为底本的传承基本上保持了史诗的原貌。

　　第三个层面是从《往世书》的角度观照两大史诗。《往世书》是与两大史诗同时产生并发展的著作。如果说两大史诗内容是以英雄人物为主，《往世书》则是以神话传说为主。它讲述了世界的创造和毁灭、天神和仙人的谱系、帝王的谱系。它主要以印度三大主神：梵天、毗湿奴、湿婆的传说为主。《往世书》也采用口头创作和传承的方式，在诗体和语言上都与两大史诗一致。至于《往世书》的定型时期则晚于两大史诗的定型期，大约是公元七世纪——十二世纪。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往世书》中填补了更多新的语词和对社会现象的反映。从而其篇幅也大大超过两大史诗，通称十八部往世书。

　　史诗时代是印度古代主体文学的发展流变时代，通过对其代表作形成和传承的研究，可以在实证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印度古代文化的核心传统。也为接下来对于印度宗教文化的阐述铺垫基础。

　　第三阶段，印度古代三大宗教的形成和发展。印度古代三大宗教分别是：婆罗门教(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本次讲座中，黄先生主要以佛教为例作出阐述，为突出口承传统的发展演变这一核心，阐述者主要针对佛经典籍的传承过程进行讲解。佛教作为与婆罗门教相抗衡的宗教创始于公元前五、六世纪，其宣教语言最初采用方言俗语，而佛经典籍则与上述吠陀、史诗一样采用口头传承的方式。“巴利文三藏“的形成过程生动地描绘了佛经典籍由口承转向文本传承的历史现象。”巴利文三藏“的形成即佛经的形成经过三次结集而定型，佛陀弟子因佛经在口传过程中难免出现变异，意图通过结集确定佛经。其第三次结集得到阿育王的支持，最终确立了律藏、经藏、论藏。随后，此三藏传至斯里兰卡被文本定型化，以抄本形式传承，称“巴利文三藏”。至于“巴利”代表的并非佛教经典而是印度东部方言摩揭陀语。

　　上述“巴利文三藏”属于上座部佛典即小乘佛教经典。至于其后出现的大乘佛教经典同样经历了从口头传承到文本传承的过程。大乘佛教的口头传承从方言俗语转变为梵语，期间出现了一种俗语与梵语结合而成的混合梵语。在此，黄先生提到，大乘佛教经典一旦定型，以抄本形式传承后，文本基本不变。其例证是：如《心经》、《金刚经》、《妙法莲华经》等在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代已译出的佛经典籍，与现存抄录于十几世纪的梵文抄本基本一致。“巴利文三藏”与大乘佛经典籍的传承说明，佛经典籍在口头创制和传承过程中，一旦以抄本形式定型后，文本基本保持不变。

　　为使阐述更为全面科学，黄先生也列举了佛经典籍中口传文献之外的经典，如大乘佛教中的论藏，大多是个人著作。例如：龙树的《中论》、寂天的《入菩提行论》等。佛教中的此类以抄本形式传承的经典与婆罗门教中的古典文学和古典哲学文本相同，皆属个人创作，具有书面文化的特征。但是总体来看，佛经文化属于口头传承文化。此外，耆那教的经典传承同样是从口头传承走向抄本形式的传承。纵观第三阶段关于印度古代三大宗教的阐述，它们早期都经历了从口头创作和传承走向抄本传承的过程。

　　黄宝生先生深入浅出，巨细靡遗地讲述，不仅综合地梳理了印度古代文化的发展史，更通过对吠陀文化、史诗文化、宗教文化的深度剖析，站在科学实证的高度例证了印度古代文化中口头创作和传承的传统。在交流环节，黄先生与与会的各位专家学者、学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以其深厚的印度文学与诗学、梵文、巴利文的知识背景为口头传统领域内史诗学研究开辟了新的学术视野。整场讲座持续了一个半小时，黄宝生先生精彩的讲述、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渊博的知识让学员们受益匪浅。讲座在热烈而持久的掌声中结束。（石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