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六: “Working Backwards”: Oral Tradition As Reception
时 间：2011年12月15日  13:00-14:00
主讲人：马克•厄舍尔(Mark Usher，美国佛蒙特大学教授)

　　12月15日下午，来自美国佛蒙特大学(University of Vermont)的马克•厄舍尔教授(Prof. Mark Usher)为本次史诗讲习班“专题报告”板块带来了第六场讲座：《逆推——作为接受的口头传统》(”Working Backwards”: Oral Tradition As Reception)。

　　作为一名古典学研究者，厄舍尔教授本次讲座以他集中研究的领域——荷马史诗为蓝本，通过对已得的荷马史诗文本进行倒推，从而试图在更久远的时间维度上还原荷马史诗读者的认知过程和这些文本的形成与口头创编传统的内在联系。

　　厄舍尔教授指出，口头创编习惯和书写传统的关系早已被一些学者所注意。马赛•如斯(Marcel Jousse, 1925)对“口头形式的记忆培养法”(mnemotechnics of an oral style)的研究已经表明口头创编的习惯如何在书写传统中得到保持。此外，艾伦•巴德利(Alan Baddeley, 1990)、大卫•鲁宾(David Rubin, 1995)、伊利莎白•明奇(Elizabeth Minchin, 2001)等人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如斯的论断。约翰•弗里(John Foley, 1991)对于口头传统研究中接受美学的修正指出了口头诗歌结构在传达意义时如何与书写形式相区别。马修•克拉克(Matthew Clark, 1997)在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荷马研究学者纳格勒(Michael Nagler)约瑟夫•罗梭(Joseph Russo)等人的思想基础上提出荷马史诗创编中的“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的观点，对本次讲座也很有启发意义。

　　厄舍尔教授认为，在后世作者的作品中极有可能找到口头遗留物，这也是瓦尔特•翁(Walter Ong)在其著述中一再强调的观点。如果荷马诗歌确实是一个生成性系统，那么其使用者必然会显示出该系统的特征，而这一现象在其他口头传统中同样存在。大部分希腊和罗马读者都受到吟诵荷马史诗的熏陶。用逐个研究的方法对上述假设进行验证时，就必然会涉及到在古代阅读中，口头和听觉方面到底是如何影响创编的，而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也必然影响我们对古代文本的解读。

　　接下来，厄舍尔教授借用希腊犬儒派哲学家第欧根尼(Diogenes)运用荷马诗歌这一个案，来阐释如何对已得文本进行“逆推”。虽然学界关于犬儒派到底能否算作一个哲学流派长久以来存在争议，但作为犬儒派的代表人物，第欧根尼无意识行为艺术家(performance artist)的开山鼻祖。演述艺术(performance art)与表演艺术(performing art)不同，演述艺术是一种行为艺术，与特定的时间、地点紧密相关(地点常为公开场所)。通常情况下，艺术家本人就是表演者，而其身体就是主要的表演工具。正如演述艺术的第一个编年史记录者如斯里•古登伯格(RoseLee Goldberg)所说，演述艺术更应该说是一种“观念的艺术”。无论表演是经过排练还是即兴发挥，这种艺术形式生来就是短暂的，暂时的。表演的这种特征使其自身与瓦尔特•翁对于声音和话语特征的描述不谋而合。翁认为，声音“只有当即将消逝时，才真正存在”(”which only exists when it is going out of existence”)。

　　第欧根尼自己的表演常常融合了来自于诗人特别是荷马史诗的诗行引用。这些引用通过诸如“真实生活”(real life)这样的关于第欧根尼的趣事得以传承，并且通常在本质上具有模仿意味，并在措辞上和我们通常见到的文本有所不同。即使第欧根尼按照原文逐字引用了一个诗行或短语，这个引用在新语境中也呈现出与原来不同的新的含义。固定的诗行或短语在措辞上有变异，同时在语义学上也具有灵活性。所有这些特点，都是口头的或源于口头的诗歌、表演所具有的典型特征。第欧根尼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而借助公开展览自己奇特行为的方式，这也让他的表演变成了一种“言语行为”(speech act)，进而让他置身于哲学家们的口头表演传统之中。

　　在美国现代哲学家、同时也是言语行为理论的倡导者约翰•萨瑞尔(John Searle)的术语系统中，第欧根尼的趣事被划归为间接言语行为(indirect speech act)。在这种行为中，演说者依靠与听众共有的背景信息(不论是语言学的还是非语言学的)，以及理性的力量和对部分听众的推测等方法，实现在言说之外与听众更多的交流。为了充分理解间接言语行为，必须确定演说者和听众的“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为了确定包含引用的一个言语行为的竞争力，必须理解所引用段落的语境——不仅仅是引用之处在语源中的位置和出现的目的，还包括它的出现位置与语境的相关性。接下来，Usher教授分析了两处记载于《第欧根尼的一生》中的第欧根尼对诗人的引用，来对前述加以阐释。在第一处引用中，第欧根尼对原文中的一个字进行了音近字的替换以形成新的文本。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将这种替换称之为“双关语”(calembour, or punning)。第二处是个对荷马史诗进行逐字引用的例子。但我们从荷马史诗中找不到和这句引文的前半句完全相符的地方。这一现象绝非偶然，而是与口头创编中的联想思维有密切关系，因为对演述诗人来说，“关于一个口头语词的前在知识，拥有唤起整个篇章的能力”。

　　通过上述理论的铺垫以及对两处例证的分析，厄舍尔教授在为时1小时的讲座中娓娓道来，厘清了如何通过“逆推”来追溯口头创编传统和书写传统的内在联系，并得出结论：对第欧根尼以及犬儒派的其他人来说，荷马史诗是一种生成性的语言，可以被第欧根尼和他的听众很好的理解。因此，对荷马史诗的引用成为了一种有效的交流工具和哲学评论的利器。第欧根尼的引用和像荷马这样的口头诗人的创编一样，在现场演述的压力中成形。第欧根尼的引用在本质上有模仿的痕迹，这也毫无疑问地说明他自身就处在诗学演述的传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