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七: 哲学的诗歌成因：从荷马史诗开启对西方认知史的研究
时 间：2011年12月15日 14:40-15:40
主讲人：陈中梅(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东南欧拉美文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一、问题的提出

　　如果没有荷马，希腊文明有可能面目全非;如果没有希腊文明，今天的欧洲乃至世界有可能会是另一个样子。关于希腊思辨哲学的产生，抑或从更宽泛的层面上来看，关于公元前6世纪以降由自然研究或“米利都革命”(the Milesian revolution)引发的“希腊奇迹”(The Greek miracle)的出现，西方学者已多有著述，论点关涉政治、宗教、商贸、民族、地理、社会和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直接或间接地试图寻找破解的原因。

　　西方学者的研究功底深厚，资料翔实，成果卓著;国内学者努力跟进，锲而不舍。多年来，本人研读国内外相关领域同行的著述，领悟他们的思想，得到多方面的启示，受益匪浅。然而，感佩之余，我也基于自己多年来的研究逐渐发现了一些问题，觉得有必要在充分肯定并尊重既有成果的同时开辟新的研究场域，在相关的研讨中更多、更合宜和涉及面更为广泛地融入荷马因素。这么做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来可以突出荷马在构建希腊文明基本框架中所起的作用，而西方学者在这一点上的认识远非完整;二来也可以附带从一个或某些不为西方学者所明晰察觉的角度(譬如中性意识)，打通希腊文史哲之间一些本不该成为障碍的隔阂。就本人所涉及的资料来看，西方学者在探究希腊哲学的成因时，似乎明显忽略了认知史;换言之，或多或少地忽略了从细读荷马史诗入手，对催生古希腊哲学和人文奇迹的本土资源进行耐心细致的梳理，未能针对史诗人物认知状况中的一些重要方面进行一次有预设、重兼顾、分层次和成系统的研究。基于以上认识，我在200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设定了从五个方面(即1、辨识神人，2、质疑卜释，3、表象与实质，4、中性意识，5、探察与求证)入手研究荷马的认知观及其丰厚知识底蕴的目标。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已经陆续写出一些文字，基本上实现了既定的目标。下面，我将要介绍近年来自己在上述五个方面所做的工作。

　　二、研究的进路

　　1. 辨识神人

　　如同“凡事毋过度”一样，“认识你自己”也是古希腊人信奉并经常用来告诫自己的一句箴言。然而，在试图明晰认识自我的同时，人无疑还有必要知道“他”是谁。在荷马史诗里，人物有着比较清晰的自我意识，一般情况下不会怀疑自己凡人的身份。令他们感到困惑的，经常不是如何“认识你自己”，而是如何辨识站在“你”面前的“他”到底是人还是神。史诗人物有时也能识神，个别首领甚至还知道如何识神的窍门，但这远不是他们的“常规”能力，肉眼凡胎的类别属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同比神明，占据认知的制高点。只要愿意，神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隐匿自己的真实身份，让“悲苦的凡人”晕头转向，无所适从，掉入误识的陷阱。人与神的区别不仅在于人有死，而神却可以永生。神在认知领域内所拥有的全方位优势，其实也应该像他们的永生一样，成为我们界分神族与人类的一个同样重要的区别性特征。无法辨识神人的结果可以是非常严重的：我们知道，赫克托耳甚至有可能为自己的误识而过早地献出宝贵的生命。不能准确地辨识对方，当然最终也会阻碍人们将思辨的触角伸展到灵魂的深处，透彻地解剖自己。辨识神人不仅只是一个史诗现象。它的意义远为充分地体现在“史”的层面上，是定位西方认知史发展阶段的一个能让我们有迹可循的标志。西方古今学者范畴性地忽略了这个问题，未能将其纳入西方认知史和哲学发展史的大背景里来考量。神的变术也作用于自然领域。很难相信经常无法明晰辨识神人的史诗英雄们，会用科学的眼光认真审视外部世界里光怪陆离的形态变异，从自然本身中寻找导致变化的原因。只要神对凡人事务的直接和具体的干预依然是人在社会生活中必须认可的组成部分，史诗人物就不得不继续体验由此带来的困惑，承受它所造成的麻烦。很明显，科学理性不太可能直接从史诗这片神话养分过于充足的土壤上突变式地产生。在此之前，人们有必要切实做好两件事情：一件是把神的作用逐步隔离于自然研究领域，使其失去动因的位置;另一件或许更具有前期的性质，那就是必须完成一次认知观念上的革命(希腊人“悄然”做到了这一点)，在认识论领域里实实在在地确立起人的主体地位。人们必须相信，尽管辨识神人曾经是那样的需要，它的有效性却是人为的，必将随着自身使命的完成而逐步收缩其应用范围，被一种崇尚务实和注重可检验效果的认知取向所代替。荷马没有解决辨识神人的问题，然而却以它的方式，把这一点作为一个“事项”提了出来。人不可能变成神的形貌，诗人的这一信念实际上已经部分减轻了解决问题的难度。

　　2. 质疑卜释

　　在古希腊，理性学观对古老神话释事的替换，表现为逻各斯(logos)，对秘索思(mythos)的持续否定以及在此基础上达成的人们思维范式的转变。科学精神的兴起不是横空出世，它的强势萌发必然会有一些蕴涵于希腊文化内部或深层次里的原因。除了别的关键因素，神致的兆示和卜释受到质疑，也是导致哲学理性产生的重要前提。阿伽门农当众羞辱卜师，斥责他的卜释，甚至敢于对阿波罗有所不敬。同样，赫克托耳可以无所顾忌地怒斥普鲁达马斯的明智释言，表示只要有了宙斯的允诺，人们便可以不再“信服飞鸟”。欧鲁马科斯走得更远，此人表现恶劣，两斥卜释，对卜师肆意羞辱。首领级人物质疑卜释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有着不容忽视的群众(亦即社会)基础。诗人的本意固然是想通过描述质疑的失败来反证卜释的正确，从而坚定人们对它的信念，但种种迹象表明，在荷马史诗里，古老的卜术已不再通行无阻，它的释事权威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3. 表象与实质

　　史诗人物习惯以貌取人。评价人的优劣，外表是重要的参考。阿伽门农高大魁梧，极具王者风范;而奥德修斯尽管比墨奈劳斯略矮，但胸脯和肩膀却更为宽厚，其坐姿甚至比后者更具王者的气度。墨奈劳斯能从忒勒马科斯和裴西斯忒拉托斯气宇轩昂的长相看出双方父母的贵族血统，因为“卑劣之人不会有像你们这样的儿男”。然而，史诗人物不是不懂得变通的相貌决定论者，知道外表并非必然是实质的真实写照。男人的美德当首推刚勇，是雄健、豪迈的英雄气质以及与之相关的作战效果。图丢斯矮小，却是一位无敌的勇士;而帕里斯虽然长相俊美，受到女人的青睐，但在赫克托耳看来，此人风流倜傥，却缺少勇气，不是战场上的男子汉。史诗人物的审美既注重表象，但也不受长相的局限，涉及评判的深层，除了外表和战力，英雄们可以引以为豪的还有心智的活动。俊美的外表不能保证拥有者必定有丛达、敏锐的心智，而高贵的出身也不能保证他们说话办事不出差错，必然符合史诗社会所崇尚的行为规范。史诗人物对“心”和“思”的重视，为希腊思辨哲学的产生和拓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学作品中丰富蕴含容易被后世哲学家们忽略的深邃哲智。然而，诗人高度重视心和心智的作用，却无意不设前提地把它当作是人或为人的根本。人死后，精魂飘离身体，鲜活的生命于是陨灭，不再通过轮回复生。阿基琉斯知道，离去的精魂一般不会返回人的躯体;对于凡人，今生今世的生存才是他们实际的生活。荷马的心魄观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与后世奥尔浦斯以及柏拉图的灵魂学说迥然不同。在荷马看来，“本人”才是实体，而“影像”晦暗、虚渺，既不具备活人的健美，也因为失去了心智而不再拥有思力，通常无法进行体现睿智的思考。战争不仅消灭人的肉体，而且夺杀年轻勇士的生命，终止他们的社会实践和价值追求，摧毁他们的本真。

　　4. 中性意识

　　荷马是一位史诗诗人，同时也是一位古代的人文主义者。即便在描写大规模阵战的《伊利亚特》里，我们也能读到经典的温情场面，感受到从英雄心灵深处流溢出来的对亲人与家庭的炽烈感情。荷马赞美希腊英雄，也赞美特洛伊人中的豪杰。细读原文，我们从中感悟到的不仅有诗人博大的普世情怀，而且还有他的很能体现希腊人文精神之精髓的中性意识。具备体悟共性的认知自觉，使得他在描述特洛伊英雄的言行时，基本上坚持了不带偏见的持中立场，如同欣赏阿开亚(即希腊)英雄一样，赞赏他们的高贵情操和牺牲精神。为了突出赫克托耳，荷马开发了自己在个别场合并不十分看好的东方资源，而且是带着赞慕的心情，从而极大地升华了既有的中性意识，把对地方人士英雄之德的嘉许，提升到了对一种异质文化观念有条件认同的更高层面。不是说必须赞美敌人才能显得胸怀宽广。我想说的是，审慎、平允和不偏狭民众心态的培育，是科学认识论得以形成的认知前提。如果说重视事物的普遍性是思辨哲学产生的学观基础，那么对于学术研究这支“兵马”而言，公允持中识事取向的初步确立，便是它的“粮草先行”。荷马为后世自然哲学的产生粗略指明了方向(当然是带有秘索思色彩的“诗化”方式)，程度不等地清除了一些曾经严重阻碍其他古老民族发展科学理性和弘扬探索精神的消极因素(比如宗教原教旨主义、官本位体制和政教不分等)，为希腊人最终得以在重要的认识论领域里后来居上奠定了观念基础。希腊人先于其他古老民族抢占的第一个科学制高点其实是在认识论领域，而不是像中外学者已经习惯于认定的那样，在由泰勒斯开启的自然哲学领域。荷马是传统秘索思文化的集大成者，正面推动了希腊人民性格的形成;而作为饱受后世哲人攻击的文化靶子，他又从负面发挥作用，以自己的“受难”催发了逻各斯精神的萌生。

　　5. 探察与求证

　　秘索思和逻各斯是研究西方认知发展史的两个元概念。秘索思古老，逻各斯新兴，但西方文化从荷马史诗开始就有不过多执迷于巫卜和非理性叙事的传统。文学史培育西方理性学观的摇篮，《奥德赛》里的主要正面人物几乎全都或多或少地具备实证的意识，他们的求证(以及与之相辅相成的信证)行为反映了时代推崇的务实精神，明显不同于成诗年代更早的《伊利亚特》里人物的轻信。公元前5世纪，logo didonai以成时尚，西方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点。然而，他们忽略了逻各斯不仅可以，而且事实上也的确有一个与之形成对接的学理先驱，几乎所有的人都未曾想到有必要可标示地寻找logo didonai的同一走向的前点链接。通过细致和较为缜密的分析，本人撰文论证了sēma(moi)eipe的标示功能，认为它具有极强的应释潜力，可以像logon didonai一样担当提纲挈领的重任。此项研究在mythos与logos之间找到一个中继点(即sēma)，为人们精当把握和学术化定位西方认知史的发展阶段，提供了一个新的、或许能起导向作用的坐标。裴奈罗佩所说的sēmat’ ariphradeakatelexas(《奥德赛》23.225)和莱尔忒斯喊出的sēma(moi)eipe(《奥德赛》24.329)异曲同工，共同向世人传递了一条重要的信息：早在logo didonai出现之前，希腊人就已经成功开始了以sēma eipe为代表的求证实践。

　　三、结语

　　观念的产生和改变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相联系，也与人的认知自觉以及对理论的感悟能力的成熟程度相关联。公元前9世纪，铁器的使用在希腊本土得到逐步推广;有证据表明，铁器时代的到来在小亚细亚还要更早一些。荷马史诗里多次提到铁和铁器器具，相信诗人应该知道 ，铁制农具的使用会大幅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公元前8世纪，伊奥尼亚地区物产丰富、商贸发达，来自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其他地方的信息连同商品一起在该地聚散。此外，希腊城镇的自治程度很高，公元前625年以前，无论是鲁底亚还是强大的弗鲁吉亚王权都还对它们鞭长莫及——所有这一切都为有才华的诗人编制长篇史诗创造了有利条件，使他们有可能借助“长了翅膀的话语”讴歌古时英雄们的业绩，尽情展示希腊民族的人文情怀。荷马的头脑中传统的古旧成分居多，但也不乏新思想的点缀。在他的诗学思想里，既有神赋论的受到传统和主流意识形态赏识的主导，也有与之水火不相容的肯定“自学成才”以及目击者(或亲历者)讲述的符合唯物主义认识论原则的真知灼见。在他的内容丰富的神学观里，推崇宙斯的专制统治依然占据叙事的主导地位，但命运的制衡作用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强化，而诸神要求宙斯重视其正当权益的呼声，也表现出有所走强的趋势。在至关重要的认知领域，他依旧相信神谕和托梦之类荒唐做法，但也对探察和实证等切实可行的求知方式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的理论观崇尚扶友损敌，但偶尔也会以极富榜样意味的方式表明，人们对亲情关系的处置应该服从于更高的目的。根据以上分析，我们似乎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荷马也会在审美以及培育共性意识等问题上采取同样的既注重维护传统又有所改良与革新的立场，以引领时代的潮流，当然也为博取听众的好感。

　　弘扬理性精神，提倡独立思考，维护探索的自由品质，承认科学的中性价值和知识与知识论的本体意义，这些是构成希腊文化之思想底蕴的要素。荷马史诗并不整体地反对思想的进步，与其说它会不可逆转地阻碍理性精神的勃发，倒不如说它在等待时机，以便以自己的方式迎合希腊文化基本框架的形成。荷马的秘索思里有预示认知范式转变的逻各斯精神的强劲萌动。伊奥尼亚是希腊人的“福地”。希腊思想在伊奥尼亚完成了激励理性精神萌动的诗化表述，又在公元前6世纪启动了以认知转向为特征的范式变革。荷马站立在新旧时代交替的门槛上。细读他的史诗，我们可以从中感悟到英雄社会的古旧土壤中蕴含着某种市民生活的盎然生机，体悟到诗人对传统的维护中透溢出对可能出现的社会和体制变革的含蓄而有分寸的赞同。荷马史诗的成篇与广泛传播，使得日后“希腊奇迹”(The Greek miracle)的出现成为可能。海德格尔说过，语言是存在的居所。我想说，荷马史诗是希腊乃至西方哲学最早的居所。研究西方认知史不仅可以，而且应该从荷马史诗开始。时间关系，有些观点只是略作提及，未能充分展开，请各位包涵。发言中或有不当之处，也恳请批评指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