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先（民文所助研，本报特约记者）：据我所知，您是1984年来我所工作的。能否先简单介绍一下您的工作范畴。
     关纪新：二十几年来我主要是服务于学术期刊《民族文学研究》的编辑岗位，其间做过一段科研管理工作。不过，个人的学术兴趣较为偏向于满族的文学与文化，以及少数民族现当代文学领域。
     刘大先：我知道，您早期做过满族的古典文学发掘，随后才进入到少数民族现当代文学研究。在转型过程中，您会有自己的思索，请谈谈对于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认识。
     关纪新：“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现代学术语境下，是个姗姗来迟的概念。现代的少数民族文学是我们价值追溯的结果，共和国建立后“十七年”出现了一个创作的小高潮，“新时期”之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才更自觉地形成规模。既往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提供了可资抽象的经验，我们曾经把少数民族书面文学创作的基本支撑点，归结为民族特质、时代观念和审美追求这样三项。
     在中国文学大范畴内，少数民族文学是与汉族文学相区别的概念。这一区别反映出少数民族文学的突出之点，民族属性。少数民族文学以其含纳和表现不同的民族特质为显著标志；而各少数民族文学之间这一民族文学区别于他一民族文学的根本标志也在于民族特质。作为精神文明产品的制造者，各民族作家有责任向民族与社会奉献出标志当下时代脉动的作品，这是时代交给少数民族作家的使命。文学是时代的产物，任何时代都要把自己的观念注入文学之中，创作主体摆脱不了时代的制约。时代观念的树立是少数民族文学必需质素。至于作品的艺术魅力，来自文学高档次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以及二者的和谐化一。少数民族文学要靠艺术去征服读者，为跨越高标准的艺术水平线运足底气，扩容创作主体的艺术实力。当代文学读者的审美要求在提高，民族文学要寻求新的与时代合拍的文学意识。目前，民族文学在全方向多角度反映生活方面，正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给社会各阶层的欣赏者以极大的吸引力。民族文学较之以往，更加强调其审美观照的原生性、可信性与复杂性、宽容性。这一日见明朗的艺术指向，将从宏观上左右少数民族文学的走势。
     刘大先：您常讲，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研究尚未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和独特的研究方法。有感于此，上世纪90年代，您曾与朝戈金先生合作了《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一书，发出了该领域学理探索的先声。人们看到，有关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评析的著作不少，但这些著作要么与学术主流缺少联系，要么还是在挪用套用汉族文学研究的既成方法，缺乏学科特色。在这里，有学者认为您的《老舍评传》，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学科合法性提供了依据。想听听您在这个方面的心得。
     关纪新：古往今来，少数民族作家与汉族作家一道，为充实中华文学宝库贡献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老舍作为活跃于20世纪文坛的满族作家，他的艺术同样是少数民族对祖国文化的独特奉献。以往，人们在原则上能领会少数民族与汉族一起缔造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理念，却缺乏具体切近的感受。在文学受众甚至学术界内，也多是只知道老舍出身于满民族，而对他的艺术如何代表了满族优秀的文学传统则知之甚少。这与人们对各兄弟民族的文化和文学还没有深入、理性和细致的探究有关。我选择这个有点儿学术难度的课题，是试图从观察和认识少数民族作家成长和成功过程的视角来走近老舍。我结合大量史料，由幼及长、由表及里地剖析老舍在人生不同阶段受到的满族、汉族乃至西方民族的文化影响，揭示作家的民族心理倾向和多重文化素养在文学活动中的体现。老舍的人生轨迹是与他出身其间的京城满族下层社会相关的，他对穷苦人们的深切情感贯穿于毕生，自幼接受的满族文化熏陶引导他探索京味儿通俗的艺术风格；他的出身及满民族的社会处境，使他对民族精神文化等命题关注尤多，把他造就成了一位“文化-思想启蒙型”的大作家；在东西方不同国度的生活经历以及在此上建立的对不同民族精神的思考，又使他取得了成为世界级杰出作家的文化视野和价值观念。
     我在展示老舍文学实绩的基础上，还挖掘了他代表的满族文学，在与汉族文学、世界文学长期交流中间的流变规律，提炼老舍艺术成功在中国多民族文学发展史上的示范意义和理论蕴涵。老舍的经验证实，处在大变革时代的民族作家，不再可能到封闭的民族文化环境中找寻成功之路，须走进充满异质文化碰撞的天地，在接受外民族文化冲击的道路上体现本民族文化的风采。在中国的民族作家中，老舍属于“植根本源-文化交融型”的典范，他对本民族文化有骨肉般的体认，他以本民族文学创造者为自识，对满族文学发展有强烈的责任感，却又在与外民族的近距离接触中虚怀若谷大胆汲纳，从而建立起以本源文化为基准而又博采众长的民族文化观。老舍的成功还说明，民族文学创作者应具备文化自省意识，他是最早对满族文化和中华文化产生神圣忧思的民族作家之一，他的创作有着强劲的启蒙精神，这一创作路数也对我国民族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由于历史的原因，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学人，一直以来就把中国文学等同于汉族（或汉语）文学，注意不到其中不同的民族文学质地，忽略了那些在生活上文化上与汉族多有接触，又使用汉语写作的作家的特殊性。满族的老舍，就是被混同于汉族的一位作家。这样做，学术上有失科学，政治上也偏离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进入新时期以来，随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推进，情况已有所改观，学界开始思考各民族民间文学和作家创作在中华民族文学格局中的价值，以及由此形成的多样性丰富性。但对于如何认识界定作家作品的民族特性，理论上还不乏争议，分析也大多流于空泛，研究进展有些缓慢。我写《老舍评传》，就是想在老舍的个案研究中提出自己的见解，想在如何把握文学创作的民族素质民族特征方面，和拓宽思路和方法论上头，提供一些经验教训。
     刘大先：我注意到您在满族文学研究之外，也着力于整个20世纪少数民族文学的理论总结与整理。去年您主持的研究成果———学术著作《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出版，被认为是近年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关联研究的重要收获之一。可否谈谈您对中国历史进入现代转型之后，国内各民族之间文学关系的看法？
     关纪新：今天，当人们面对着我国56个现存民族以及许多已被历史尘埃遮蔽的过往民族那浩若烟海的文学讯息，想要从中捡拾出哪怕是少量的可以确认不曾受到过外民族丝毫影响或者浸染的作品，都是不可能的。正像“金无足赤”，在亘古而今日益见整合趋向的中华多民族文学交流中，可以不再指望会辨认出某民族的某作品，还是纯而又纯的“单一基因”下的民族文学标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对迄今为止多民族文学交流结果极恰当的设譬。
     考察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整体演进态势，可以感受到两种相反相成的作用力。一种作用力，是内聚力、整合力，通过各民族文学的彼此交流，促进不同民族的文学相互贴近和融合。从积极意义上考察，它使少数民族的文学得以放开眼界，领受八面来风，提高本身在观念上和艺术上的前行步速。然而，有这种作用力的影响，少数民族文学在较快的发展中间，也势必越来越多地平添与汉族文学的共同点，衰减原本具有的独特因素。这第一种作用力属于趋同性质的力量。而第二种作用力，则是要求少数民族文学保持自身个性特征的力量，它的基本诉求则是，在进入各民族间高频率深层次文化交流的同时，在借鉴他民族优长的情况下，须提醒自己，防备在不知不觉中走失了个性，以期长久保持自己在中华文化及人类文化当中的“世袭领地”，让本民族文学继续向祖国以及世界文学宝库提供有别于他民族的奉献。这种作用力是民族文化个性化的诉求，是要在“趋同”大环境下“存异”。中国的文化需要多样性，中华的文坛需要多样性，只有民族文学的多元发展才有利于当今文坛多样性的发现和展开。因而，各民族的文学期盼能在中国文学的整体包容下独立成编、自呈一格的欲望，是正当的，应该赢得理解和尊重。
     刘大先：这种认识，是否就是促使您提出创建并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初衷？您在2006年第三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上着力强调过这一问题，呼吁学界同道共同为此而努力，请介绍一下相关的契机是什么。
     关纪新：以往人们常常指出，虽然已经有了许多部的“中国文学史”，它们却大多是“汉族文学史”。因为那些著作大都只记述古往今来中原文坛上的桩桩件件，即便有极少段落涉及少数民族作家，也总是一笔带过，或是从汉族传统批评尺度出发做些隔靴搔痒的估价。
     毋庸讳言，在我们这个古国的史册上，记载着不同民族之间出现过的这样那样的不愉快。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来自于不同方向、有着不同追求、处在不同层次的古代民族，势必要出现强凌弱、大欺小、野蛮冲击文明等现象。此类现象源于不可超越的历史局限性。曾经处在不同历史位置上的人们都持有一己的是非观，不但有文献记载的民族有他们解说历史的“说辞”，那些没有文字文献的民族也在其口承文化中留存下自己解说历史的“说辞”。这些各自的“说辞”反映在各民族的书面及口头文学当中，使我们即便生活在当下，也难以走出它们的影响。不过，既然要编写中华多民族统一的文学史，就该超越国内某一族群的“本位”立场。今天，既然已经拥有并且大家都已然服膺于中华民族的“国族”称号，曾经局囿过我们思维的那些不无偏颇的单一族群的文化意识，便是应当修正的了。无论大民族的还是小民族的文化人，都该自觉走出本民族的圈子，打造起与“中华民族成员”这一光荣称号相匹配的宏阔文化眼光。也许有人会感到就此完全“捐弃前嫌”有些困难，因为“传统”早已给了人们太多太深的文化烙印。但是，我们毕竟已经迈进了21世纪，以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为远大追求的文化人，难道不应当以科学的民族观念为胸襟么？
     刘大先：请再谈谈您对于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历史思考和具体构想。
     关纪新：确立中华多民族的文学史观，并不简单地仅是扩宽学术包容视角，还有相当多的学习任务。为了消解我们某些学界同仁的中国文化“一源说”的成见，有必要补上民族学理论的课程。当代考古学的成果证实，中华文化源头并非是单一的，而是星罗棋布于东亚广袤的土地之上的。所有历史族群和现存族群其文化之源头，都是特有的。要发现每个族群的文学独特之处，就得从尊重每个族群文化的特异性开始。把某些族群的文学当成另一些族群文学派生物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就历史来看，所有国内族群（包括中原族群和边地族群）文学的发展，都离不开与周边族群的交流互动。在各个族群的原初阶段，由于地理空间的隔绝封闭，族群社会相互屏蔽，文学曾享有族群文学本体意义上的个性伸展条件。然而，这种一族群文学不为外族群文学影响的个性化推进难以维持久远，文学作为诸族群间精神文化接触中尤其易感的部分，常常会在不同族群的过从中，感染或接种上对方的基因。我们观察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学长期互动的历史，应该注意到，汉族作为中原地带发祥极早且文化领先的族群，在数千年的历史上，汲纳了其他族群的多种文学滋养。各个少数族群的文学也不可避免地承受了处在中心文化位置上的汉族强势文学的辐射。然而，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的少数族群，他们的文学在与汉族文学的接触中，并不是仅体现为被动接受汉族文学的单向影响和给予，少数族群文学也向汉族文学输送了有益成分，彼此的交流始终表现出双向互动的特征与情状。中华各族群文学的交流互动，早已形成了客观的优良的传统。
     我以为，科学的文学史观之拥有，其中当然需要包含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之确立。在新时代的文学史家头脑里，中华民族是由56个兄弟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的文学是由所有现存的以及历史上曾经在这片国土上存在过的民族的文学共同构成的，这根思想上的弦儿，是放松不得的。今后撰写的“中国文学史”，既不再应当是中原族群文学的“单出头”，也不应当是某些文学史撰写者出于“慈悲心肠”或“政策考量”而端出来的多族群文学的“拼盘儿”。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文学也该当是多元一体的。我们祖国的文学，是一个有机联接的网络系统，每个历史族群和现实族群，都在其中存有自己的文学坐标子系统，它们在内核上分呈其质，又在外延上相互会通，从而体现为一幅骨肉相依、缤纷万象的壮美图像。当然，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问题，还涉及到诸多方面。这里不过是为了提出这个问题，先作这样一些议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