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学研究所作为成立不是很久、规模也不大的研究所，近年在少数民族文学、史诗学和口头传统研究等方面，在国内居于领军地位，它以前瞻性的学术视野，在引领学术发展方向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晚近的学术努力，还包括尝试创立口头传统研究的“中国学派”。

　　该所在实现走出国门，与国际同行建立广泛密切畅通的联系方面，也颇有成绩。欧洲、北美、东亚多国的顶级学者和国际知名的学术机构，都曾为该所建所30周年庆典专门发来贺信，高度评价该所的学术成绩和国际影响。上述成绩的取得，与该所的治所理念和方法有很大关系，本报就此采访了民文所所长兼临时党委书记朝戈金。

　　科研 动态中把握学科命运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怎样看待民族文学研究的学科使命和地位?

　　朝戈金：二战以来，绝大多数的暴力冲突发生在一国之内的所谓民族地区，而不是发生在国与国之间。可见文化上的相互理解和包容，仍将是一个长期存在下去的难题。各民族文学的研究对于国家局势的稳定，对于逐步克服和消弭因文化差异造成的隔膜和误解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长期的和长效的。

　　民族文学研究所在国内学术研究格局中的影响和地位，是由几个因素决定的。一是，需要审慎考虑学科发展的重点，要有取舍和牺牲。集中优势兵力，抓住引领学术方向的重点话题、重点课题，正是这样的选择，使我们研究所的存在和发展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二是，需要勇敢承担国家和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这些年我们深度介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工作，介入文化部关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关工作，都是这个理念的具体实施。三是，有计划地培养和推出几个学术大家。一个研究所的学术地位，是由那几个最重要的学者的水平标定的，不是由所谓“平均水平”标定的。如果通过我们的上述努力和追求，让整个学界意识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版图上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不是可有可无的花边，那我们的工作就没有白做。

　　《中国社会科学报》：贵所在学科发展上是否有所调整?

　　朝戈金：是的。我们有较大的调整。过去二三十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与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高度契合，我们也主动在这方面花了很大力气，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我们一方面介绍国内没有的西方同行相关理论，另一方面大力推进有我们自己特色的开创性工作，比如一些深具中国特色的理论探索，也承担了我国“非遗”工作的某些规划和实施环节的工作，我们研究所是文化部表彰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单位，这也是学术单位首次获此殊荣。

　　我们是在时空交叉点上，在动态中把握学科命运的。我们多次在重要的国际学术场合，介绍我们的学术理论和学术成果。在大的维度中，与世界学术大势结合，在时代大潮中，抓住并把握学科发展机遇。

　　管理 处以公心就不难

　　《中国社会科学报》：民文所建所30年，人员50人，在我院是小所，与国内外其他相关研究机构相比，它有哪些特色?

　　朝戈金：民文所是国内唯一国家级、以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为研究对象的机构。它的研究方面体现了综合性、理论性和前瞻性。我们的理论和学术旨趣，是在大的、全局性的话题方面。我们走出了一条很有启示意义的路，就是将国际学术发展趋势和话语体系，与中国的学术实践(这也高度仰赖中国材料的丰富性)结合得比较好，开创了既有国际学术视阈，又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特征的学术理路。

　　我们所还有特殊的一面，需要承担一些更大的学术文化任务，比如创立少数民族文学资料中心，发展网络数据资料库，创办田野研究基地等，承担国家赋予的责任。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长期负责民文所科研工作的主要负责人，请您谈谈您的治所理念和思路，采取怎样的措施保证研究所不断向前发展。

　　朝戈金：研究所推行什么样的治所思路，要与本所的实际相结合。一方面遵守国家的运作体制和相关政策，另一方面要遵守社科院的管理制度和章程。班子负责人需要动脑筋的是，如何调动大家的智慧，将规章制度与治所理念相结合，将能够做什么、需要做什么、努力做什么，从长线看眼下应当铺垫什么等等问题想清楚。

　　底子薄、历史短、民族成分多样，是我所的特点和现实。创立什么、推进什么、宣传什么、鼓励什么，对我们未来的发展很重要，可以说，我们正在步入成熟期，也还在打基础，事事都需要格外用心。

　　民族文学研究是一个年轻的学科，重点方向如何把握?在大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这个年轻学科的发展走势怎么样?是我们不断思考的问题。在人手严重不足情况下，眼下只能牢牢抓住重点，顺应时代要求，深刻改变学科面貌，让本学科在人文学术格局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要管好一个研究所，您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朝戈金：最重要的是领导班子的团结。领导班子如果能以宽广的心胸和无私的态度处理每一件事情，在学术资源分配等涉及个人利益的事情上，处以公心，管理研究所就不难。

　　其次，还要风气正，公开透明清楚地传达出各种信息。班子作出某些决策之后，能够坦然面对群众的不解，作出解释和说明时，能面无愧色，振振有词，这是我们长期追求的工作风范。多年来我一直负责职称评聘工作，每年11月评职称之际，基本上没人因为职称的事儿给我打电话或者面谈，大家心里都明白，打招呼也没有用，也不用考虑和我个人关系的远近，我一直力图给大家传递这样一个明确的信息——你只要工作做得好，我就会支持你。

　　人才 最大的困难是不足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优秀人才应具备怎样的素质?

　　朝戈金：深厚的学术积累，广阔的学术视野，孜孜不倦的问学精神，良好的学术操守，以及强烈的学术使命感。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民文所的人才现状如何，在院里人才强院的框架下，在人才培养、引进方面，民文所有哪些举措?其中是否有困难?

　　朝戈金：与建所之初相比，人才队伍的质量是大大提升了。我们的队伍总的来看，是平均年龄比较年轻，专业训练比较扎实，学历比较高，语言能力比较强，又有团队合作精神。我对这支队伍很有信心。至于说到困难，最大的困难还是人手不足。与我们的研究任务相比，我们的人力资源可以说相当地匮乏。许多重要的课题，都没有开展研究。目前我们正在设法克服这类困难，希望能够利用较为灵活的用人机制，逐步走出困境。

　　走出去 需制度保障

　　《中国社会科学报》：院里实施“走出去”战略，民文所走在了前列，在“走出去”方面，贵所采取了哪些措施?今后，将会怎样做?

　　朝戈金：学术“走出去”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很长时间的积淀，在影响力、品牌效应和层次达到一定水平后，才有可能展开较高水准的合作。我们做了很多铺垫，十几年前就开始了学者个人之间、学术机构之间的交往。我们特别感谢院里特别是国际局对国际学术交往的支持。我们有信心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知道，您2010年底应邀参加了哈佛大学“帕里口头文学特藏馆”主办的“21世纪的歌手和故事：帕里—洛德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作了题为“创立了口头传统研究的‘中国学派’”的精彩演讲，当时与会同行反响如何，您认为我国的民族文学研究在世界文学版图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朝戈金：与会的几十名学者来自世界各地，多是这个领域的大家。他们普遍认为，这些年来我们中国学者的工作成绩，令人印象深刻。欧美的学者，并不总是做出明晰的国籍区隔，而是看你究竟为学术共同体贡献了什么思想和创见。

　　人文学术的理论升华，总是依附于特定的文化材料。中国多民族的现实，为我们深入思考人类文化现象、寻找规律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也就是我们大力倡导建立“中国学派”的前提。例如在西欧，口传史诗早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今天我们所能够看到的，都是通过书面形式固定下来的史诗文本了。他们对他们的史诗当年是如何通过口头传承和发展的，只能作出某些学术“推想”和“猜测”，而我们却能够观察到活生生的演述传统，能够通过切近的田野研究，解决他们没有条件解决好的学术疑问，这些都是我们的优势。

　　《中国社会科学报》：民文所已经是国内本领域顶级的研究所，要发展成为国际知名研究所，还缺些什么?

　　朝戈金：简单说，就是人才和制度保障的乏力。国际知名的研究所，需要有几个国际知名的学者，需要有制度保证他们较为频繁的国际学术活动，需要为今后长线发展积累人才。资料学建设方面，我们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下一步，就是要在国际学术阵地上，更多地刊布我们有分量的成果。什么时候外国学者纷纷来我们这里取经和学习，在他们的研究中更多地引述我们的理论和方法，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说，我们是一个国际知名的研究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