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吾尔族艺人夏·买买提在演唱

蒙古族艺人金巴扎苏在演唱

 
　　今天的人们正在处于这样的时代：一些古老的传统文化在不足百年的现代科技的进步之中迅速消失。另一方面，人们又更加强调文化的多样性，强调对传统文化的抢救和保护。口传史诗作为特定族群或集团的文化表达样式，被纳入传统文化的抢救与保护范围，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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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多年前，托汗·依萨克还是一个小女孩。当群山耸峙的高原上水草悄悄茂盛起来的时候，柯尔克孜人的夏天就来了。

　　托汗至今仍然难以忘记那个夏季的景象——天空中乌云压境，而后大雨倾盆。那是高原上罕见的一场暴雨，当家门口的雨水很快积聚成溪流，一场灾难来临了。出其不意的洪水像猛兽一样洗劫了托汗的家。在她的家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合奇县，提起那一场洪灾，至今上了岁数的人都还记得。

　　当时，和托汗家一样，许多居住在低洼地的乡亲们的家都被洪水淹了，人们只好躲避到台地上的一个老乡家中。许多人挤在一间房子里，大家疲惫而无助地等待着天公结束它肆虐的哭泣，等待洪水消退。有的人开始打盹，有的人咒骂天公，更多的人用痛苦的目光凝视着窗外，伤心地望着被损毁的家园。

　　这时，一个苍老而镇静的声音响了起来，那是族里的一位老人开始说唱古老的故事——

　　加尼什王子与巴依什王子是一对双胞胎兄弟，惨遭恶魔陷害，将他们变成异类。后来，一对善良、勇敢的双胞胎姐妹救了他们，并与他们产生了美妙的爱情……

　　托汗记得老人有时吃些东西，有时休息片刻，但大部分时间都又说又唱。老人的故事讲了整整两天两夜，所有的人都安静下来，津津有味地沉浸在故事里。当老人停止说唱的时候，高原的一切都已经重新沐浴在明媚的阳光中。人们就这样经历过了一次灾难。

　　后来，托汗长大了，读书，考学，从新疆大学文学系毕业。再后来，她来到北京中央民族大学，成为了托汗老师。但她一直没有间断关于柯尔克孜族史诗的研究。

　　托汗30多年前在洪灾那天听到的故事，名字就叫《加尼什-巴依什》，是柯尔克孜族的史诗。

　　“那不仅仅是一个故事”，托汗说，“那是一种力量，能让人不怕灾难”。

　　2

　　很久很久以前，柯尔克孜人遭受到入侵者的蹂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人们渴望有一位英雄横空出世，解救百姓。

　　德高望重的老人们从占卜书中得知，柯尔克孜族中将要出生一位叫玛纳斯的英雄，英雄出生时会有特殊的标志——“一手握血，一手握油，掌中写有玛纳斯的字样”。

　　从故乡巴勒克阿尔特被迫搬迁到巩乃斯草原的加克普，被邻里讥笑为“无子无后的孤老汉”。为了能有一个儿子延续血脉，加克普不断地向苍天祈祷，并且按照柯尔克孜族的古老习俗，让妻子绮依尔迪独自一人在密林深处居住。

　　绮依尔迪终于有了身孕，她对加克普说：“我现在日夜想吃的东西是遨游天空、飞遍世界的凤凰鸟眼睛里的油，还有世界上万兽之王老虎的心脏和狮子的舌头。”绮依尔迪吃下这些东西后，妊娠反应立刻消除了。

　　绮依尔迪要分娩了，她折腾了整整15天，孩子才在万难之中落地。但是，让人们惊慌和不解的是，绮依尔迪产下的是一个青色大肉囊。智慧超群的阿克巴勒塔从怀里拿出一个金戒指，小心翼翼地划开那肉囊。人们定睛看时：

　　神勇的男孩从里面出来，

　　看上去足有９岁孩子的模样；

　　人们争相查看孩子的手掌，

　　他右掌中握着油，

　　左掌中握着血，

　　显示出要征服世界的神态。

　　英雄玛纳斯横空出世，少年时代就成为柯尔克孜人的统帅和大救星。他有白虎一般的气质，有巨龙般的威严。从头顶上俯瞰，他有阿勒普卡拉神鸟的神气，一声怒吼，声音超过４１只雄狮的吼叫。当他出征时，两只猛虎陪伴左右，粗壮的大蟒蛇缠绕在腰际，神鹰在头顶上盘旋，一位纯洁的神童为他引路，战马扬起遮天蔽日的尘埃。

　　玛纳斯东征西战，建立了赫赫战功。他的业绩成为世代永恒的传说，被人们世代传唱。——摘编自《玛纳斯》

　　3

　　阿合奇是个很小的县城，却是柯尔克孜族说唱艺人最多的地方。“玛纳斯奇”在柯尔克孜族语中是“专门演唱《玛纳斯》史诗的人”。居素甫·玛玛依已经90岁高龄了，是目前健在的世界上唯一一位能够演唱《玛纳斯》史诗8部完整内容的“玛纳斯奇”，被誉为“活着的荷马”。但与荷马相比，居素普·玛玛依演唱的史诗内容共计232165行，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14倍多。家族的晚辈都叫居素普·玛玛依“爸爸”，这些晚辈中包括托汗和她的丈夫阿地里。

　　“《玛纳斯》的保护和整理工作早在1961年就开始了，”如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从事《玛纳斯》研究工作的阿地里说，“1966年停了一段时间，1978年又重新进行采集、整理和出版，并且成立了工作组。1980年，工作组回到乌鲁木齐。”阿地里告诉记者，居素甫现在有很多徒弟，阿合奇县现在的史诗说唱艺人非常之多。

　　郎樱1965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语言文学系，毕业后被派往新疆，参加《玛纳斯》史诗翻译，现为中国史诗《玛纳斯》研究会副会长。郎樱认为，日前我国政府在民族史诗保护上的工作已卓有成效：“包括‘玛纳斯奇’在内，很多民族史诗的民间歌手都是在上世纪60年代的国家民间文学普查中被发现的。而这个普查就是国家重视的一个体现。

　　“从县城骑马到居素甫·玛玛依家里去探望，要花3天的时间。”郎樱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给居素甫录音的时候，他只能半天演唱，另外半天还要去干活，非常辛苦。但是由于在那次普查中被发现，政府后来把居素甫从乡里请到州里，1979年又把他请到北京。如今居素甫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都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了。今年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中，居素甫·玛玛依名列其中。现在居素甫享受的是教授级的待遇，并且被任命为自治区文联副主席。后来他年纪大了，回到阿合齐县，当地政府更是重视，居素甫在当地的威信也极高。当地有家长请他摸小孩子的额头，希望能带给孩子智慧，甚至很多百姓希望能穿一下他穿过的衣服，说是能给自己带来好运。在这种受重视的环境下，当地的歌手特别多，他们唱起《玛纳斯》都感到非常光荣。郎樱说，“我们在下边调查的时候发现，只要哪个地方各级政府重视，那么那个地方的文化保护工作肯定就好。”

　　文化需要传承，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传承人是最为关键的。郎樱告诉记者，其实除了国家认定，各地政府也会命名一些歌手，在生活上给予补贴，而且他们每带一名徒弟，就给他们补贴一份钱。“我在新疆文化厅得知，自治区一级的一名‘玛纳斯奇’，带了10个徒弟，获得的补贴就有2000元钱”，郎樱有感而发，不久前在阿合齐县举办的千人齐唱《玛纳斯》的活动，出现了当地群众争相学唱的局面，最小的一位歌手才3岁，竟然演唱得相当精彩。

　　二

    1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是诺布旺丹的家乡，那里是藏族史诗《格萨尔》第一个文本的发现地，也是说唱艺术盛行的地方。两年前，旺丹回到家乡，去见他的朋毛太叔叔最后一面。“叔叔去世时，枕边放着他的宝贝——一本正式出版的《格萨尔》，”旺丹说：“那是我在州师范中学上学时买来送给他的。”

　　旺丹的朋毛太叔叔是在家僧人，也是个说唱艺人。他家有许多书籍，文革时遭到损毁。不过朋毛太叔叔东躲西藏，护住的唯一一本书就是史诗《格萨尔》中的《霍岭大战》长条本。旺丹记得，1975年，他还不到10岁时，他的朋毛太叔叔就经常从七八公里外的邻村走路过来，在旺丹家的炕上，给村民们讲格萨尔的英雄故事。当时，只要叔叔来，就会吸引全村男女老少，大家都爱听他讲，很快，许多人也背会了他讲的故事。

　　旺丹还记得当时的故事情节：格萨尔王所在的部落与其他部落发生战争，王妃被掠走。格萨尔用智慧和勇敢救回了王妃，并征服了其他部落……

　　旺丹说：“那个年代我们农牧区没有电视，平时没什么娱乐活动。闲暇时能听听史诗，就是最好的娱乐项目了，听着特别过瘾。”旺丹说他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在叔叔的耳濡目染下，开始喜欢上《格萨尔》。离家在外读书期间，每次寒暑假回家放羊时，旺丹都会情不自禁地唱起来。

　　“在那种环境中，人会不由自主地想唱。那些诗篇对我来说几乎就是家的一部分。”现在，旺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从事专门研究《格萨尔》史诗的工作。

　　2

　　天神之子格萨尔发愿到人间，要成就降妖伏魔、造福百姓的大业。格萨尔降生人间后，受到他的亲叔叔晁通的百般刁难和迫害，在他５岁时被逐出岭地。格萨尔１２岁时，正值藏历铁猪年。盛大的赛马会上，晁通和他的玉佳马始终跑在最前面。他十分得意，距金座只有咫尺之遥，只要玉佳马再向前一跃，他就可以稳坐金座。但是玉佳马并没有像晁通所希望的那样向前奔驰，反而腾空向后退去。他顾不得许多，立即滚下马来，徒步跑向金座。玉佳马一下子跌翻在地，呼呼地喘着粗气，哀哀地鸣叫着。晁通那两只不听使唤的脚，像是踏在滚筒上一般，无论怎么跑，都不能靠近金座，只是在原地踏步。

　　就在此时，格萨尔骑着宝驹江噶佩布风驰电掣般飞到眼前。他把马鞭向上一挑，玉佳马嚯地站了起来；格萨尔又在玉佳马的耳边低语了几句，玉佳马一扫刚才那副疲惫不堪的神态，变得像赛马前那样精神抖擞了。晁通见玉佳马恢复了原状，一把拉过玉佳马的缰绳，翻身就要上马，却被格萨尔止住了：“叔叔，玉佳马只能往回走。如果你再想去夺金座，那么玉佳马就会永远站不起来了。”

　　晁通虽不甘心，却也无可奈何。格萨尔来到金座前面站定，细细地打量着眼前这辉煌耀眼的金座。继而又环顾四周：天，蓝蓝的；草，青青的；雪山闪着银光，岩石兀然耸立。这一切的一切，都要归坐上金座的人统领了。想到此，格萨尔安然地登上了金座。刹那间，天空出现了朵朵祥云，格萨尔被众神围着，一一穿戴整齐。各种宝物皆饰于格萨尔一身，华丽的服饰顿时使他变成了仪表堂堂、威武雄壮的大丈夫。

　　至此，格萨尔登上王位，称作世界雄狮大王格萨尔罗布扎堆。

　　——摘编自《格萨尔》

　　3

　　100年前，黑格尔曾经说“中国无史诗”，而《格萨尔》则推翻了这一说法，证明了中国不但有史诗，而且是活着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现有23万诗行，比世界五大史诗都要长，而世界五大史诗都已经是文本而不是活性态，但是《格萨尔》不仅目前仍然被传唱着，而且内容也不断扩充，诗行扩大，情节增加，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史诗的一大奇观。

　　旺丹在青海藏区考察时发现了有趣的现象：在史诗中讲到的英雄格萨尔所在部落里，也就是现在的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德尔文部落，那里的人们自称是格萨尔的后裔。更有趣的是，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某将领，或是史诗中某个美女的化身。旺丹听见两个女人的谈话，都把自己当成是某个王妃，谈话的内容是1000年前她们在那里做着什么，然后发生了什么战争，还有她们当时的爱情是怎样的。

　　旺丹介绍说，过去，《格萨尔》在西藏并不受重视，口传、说唱等被排斥为“乞丐的喧闹”。而现在，史诗说唱不但没有消亡，更受到了学界的关注，传承和群众活动都越来越活跃。旺丹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在果洛的德尔文部落，男女老少都会说唱，连5岁的小孩都能唱出片段。也就是说，这样的说唱真的是民间的说唱，而不是职业化的艺人说唱。这是史诗生存的最好的环境。

　　提到环境，旺丹说“活鱼要在水里看”，意思是要给传承人一个适当的文化语境，才能让消亡更缓慢。他举例，西藏有一个女说唱艺人叫玉梅，可以说是国宝级人物，虽然不认字，却能滔滔不绝地说唱《格萨尔》。为了保护这个艺人，自治区安排她到社科院工作，解决了她的很多生活和工作上的问题。可是在社科院的20年后，她的记忆已经有所退化了。旺丹认为，要保护传承人，还是应该把他们放在他们的文化语境中。

　　4

　　1980年，国家成立了全国《格萨尔》领导小组。那一年，降边嘉措开始从事《格萨尔》的研究和翻译工作。在“六五”、“七五”和“八五”期间，他连续3次担任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格萨尔》搜集整理和学术研究的项目负责人和学科带头人。“为了一个学科，4个部委组成领导小组，并且长期坚持下来，在全国范围来讲，恐怕仅此一例”。对此，降边嘉措感触很深，“我们常常自豪地说，我们的工作遍布半个中国。这种搜集整理和学术研究工作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参加人数之多在藏族文化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也不多见。”据降边嘉措介绍，目前已正式出版了100多部藏文本《格萨尔》，总印数达400万册。按藏族总人口计算，平均每个成年人就有一本《格萨尔》，这在藏族出版史上是空前的壮举。

　　采访中，降边嘉措谈及著名的西藏边坝艺人扎巴。扎巴不识字，却可以说唱几十部《格萨尔》，到1986年他去世时，西藏大学《格萨尔》研究所已经将他说唱的25部录了音，共计998个小时的录音磁带。扎巴说唱本总计近40万诗行，600多万字。“老人生前，我曾多次拜访他，听他自己讲述学唱《格萨尔》的过程。无论是1981年第一次见面还是在1986年他去世前一个月最后一次见到他，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没想到我用傻瓜相机照的几张照片，成了老人最后的影像。这些艺人是史诗的载体，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史诗。”

　　降边嘉措介绍说，《格萨尔》向人们展示古代藏族社会生活，具有多学科价值。它不仅继承了藏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又为后世的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令人欣慰的是，2006年，《格萨尔》已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此，这部史诗将迎来抢救与保护的新篇章。“我今年已经69岁了，虽然退了休，但课题还在做。最大的愿望，就是争取在‘十一五’期间完成40卷《格萨尔》中余下的22卷。”降边嘉措说。

　　三

　　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有过自己的神话时代。神话构建的恢弘图景、英雄身上凝结的人性力量，以及神话中所包含的百科全书式的社会信息，都深深地刻划着一代又一代这些神话的传扬者的心灵和气质。在一个神话与古老传说渐渐远去的时代，当工业文明撕碎了所有传统的纽带，将功利主义基因安置在每一个社会个体灵魂深处的时候，我们通常可能已经不再为神话所感动，而是将它看做是与卡通片类似的另一种虚幻的想象。

　　但还有一些人与神话纠缠着。

　　托汗还记得那个洪水泛滥的季节里昼夜的长歌，歌声赋予她勇气和欣慰；旺丹依然怀念清澈天空下的牧场，牧场上回荡他吟唱诗篇的年轻的快乐；还有那些史诗的研究者们，他们的生命和职业生涯始终与神话相伴随，他们是文化的目击者和外部行动者，他们呼吁国家和社会关注那些渐渐褪色的字迹和歌声，那是他们的任务，除了职业的本能，还有情感的投入。

　　而那些使古老史诗仍然鲜活生存的人们，那些“玛纳斯奇”，那些格萨尔王的后裔，他们居住在遥远的地方，那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仍然与古老史诗的叙述场景有着契合与灵通，他们仍然传扬着被现代人遗忘了的神话，而这种神话也正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保护。

　　列维·斯特劳斯说：“某种形式的故事，必然专属某个特定的群体，并且是这些特定群体尽力解释其命运，或作为现今所拥有之权利或特权之论据，或尝试用以追索失去多年之权利的论据。”

　　在建构民族历史的过程中，神话是不可或缺的。民族是一个文化的共同体，神话始终包含着民族精神的远古基因。在具有超凡力量的史诗英雄身上，不仅有大善大德的伦理表象，更有驱恶救民的宏伟力量，尽管今天我们也许更多地从史诗中发现了审美，而不是道德的价值。英雄崇拜是人类的天性，任何一个民族，除了在史诗中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也必定在史诗中有一个共同崇拜的英雄，无论他的名字是玛纳斯、格萨尔或是江格尔。

　　在中国文化当中，与少数民族绚丽多彩的史诗文化相对照，汉文化中似乎缺少了一些史诗的传统。在“天命”、“史官”和“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教诲中，汉民族似乎更具有务实的文化态度，到药王庙里求医、到观音庙里求子、到关帝庙里求财、到龙王庙里求雨、到文庙里求高考上榜，人间需要靠人办事，仙境里也不例外。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才是中华文明五千年香火不断、生息不止的根源。因此，我们难免不对民族史诗心生敬畏，和自然物种一样，多样性也是文化生存的基本前提。

　　（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