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三十年•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离退休干部诗文集

王平凡 (1921.5 —— )

    1979 年,是文学艺术的春天。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于这年 2 月筹建，10月成立,至今已28年了。研究所建设的经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科研成果辉煌,研究队伍不断壮大, 已成为全国民族文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机构。

一 民族文学研究所是怎样产生的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 ( 现已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 是怎样成立的？ 《民族文学研究》编辑同志为此访问我时说,中国文联的刘锡诚在其《文坛旧事》 ( 武汉出版社 ,2005 年 ) 中认为是在1979年10月的文代会期间, 由我国两位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和马学良提议 , 周扬同志当场拍板,不久成立的。这是不确切的,我不想对这种议论多加评说。我只想根据我的亲身经历,依据文献资料把这个问题讲清。这样,既有利于理解党的民族政策,增强民族团结,也有利于民族文化事业和谐健康的发展与繁荣。
    1979 年初,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研究室主任贾芝和研究员毛星同志到院政治部找我,商谈成立民族文学研究所机构。事前他俩的想法和建议,已得到文学所领导陈荒煤同志的同意和支持,并上报副院长周扬同志。不久,周扬同志就告诉贾芝、毛星和我说：院领导同意你们关于建立民族文学研究 所的意见。还说，他和杨静仁同志 ( 国务委员、国家民委主任 ) 商量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民委共同筹建 , 以社科院为主。他要求我们成立筹备组,负责起草给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成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请示报告》。筹备组由贾芝、毛星、马寅 ( 民委文化司长 ) 、马学良 ( 民族学院教授 ) 和王平凡五人组成由王平凡任组长。马寅、杨亮才具体负责起草报告。在2月3 日起草的报告中，对所的建设作了全面规划。报告中提出方针任务是 ：“ 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双百"方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研究我国各民族文学现状及其发展历史， 包括口头文学和历史上著名诗人作家的作品，以促进各少数民族社会主义的发展与繁荣。” 报告中对科研组织机构、科研队伍、领导班子等都有所设想。特别是对所的编制、基建 , 提出了具体计划，如编制计划为150 人 , 拟修建 8000 平方米的办公楼和 3000平方米的宿舍楼等。
    乔木同志对所的方针作了更具体的指示 , 例如 ：“ 要抢救濒于失传的口头文学资料，要出版作品选和资料，要编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要研究各民族之间、少数民族文学与邻国文学之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 ”。以上内容, 筹备组将其写进 3 月起草的《关于建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方案》草稿。它对我们今天的民族文化事业来说 , 仍具有现实意义。乔木还作出在多民族省 ( 区 ) 建立分所的指示。后来我们根据他的意见 , 在云南省建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云南分所。
    2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委托文学研究所陈荒煤同志在昆明召开全国文学学科规划会议。副院长梅益同志参加了会议。同时 , 贾芝、毛星同志代表文学研究所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 , 讨论恢复从 1958年文学研究所开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的编写工作。在会议期间 , 贾芝、毛星和我 , 根据乔木、周扬、杨静仁同志指示精神 , 并经梅益同志同意 , 与云南省委宣传部、省文联商谈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云南分所事宜 , 并确定由云南省作协王松、李乔负责筹备工作。
    我们的《请示报告》被列入当年院新建和筹建研究机构之内 , 于1979 年 5 月 18 日向中宣部作了报告，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耀邦批准了这个报告。1979 年 6 月 4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向国务院上报的《关于1979 年增加编制的报告》中写道 ：“ 今年计划新建和筹建十个研究所 , 其中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技术经济研究所、计量经济研究所 , 以及院刊《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等。”在京外建立分支机构一项中提到：“我院新建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拟在云南设立分所。”
    我们在筹备期间，一直租房办公,从 6 月开始，在教育部街部队招待所办公，至1983 年搬进社科大楼，转移办公地址共有 5 次之多。院领导对我们遇到的各种困难都给予妥善解决。副院长武光同志还派干部协助我们处理行政事务，专门给筹备组调拨了一辆汽车，用以考察选择建所地点及方便会议活动等。由此可见,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建立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十分重视。
    关于所的领导人选，由周扬、杨静仁同志先后提名： 毛星、萨空了 ( 民委主任 ) 。根据乔木同志提议,经院领导讨论决定 , 任命贾芝同志为所长、马良为副所长。1979 年 10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正式成立了。云南同时宣布成立 (1983 年云南分所移交云南省社科院 ) 。
    民族文学研究所的成立 , 是在乔木、周扬、杨静仁、江平（民委副主任)等领导亲切关怀下,得到文学研究所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后改为“中国民间文艺协会”) 等单位及其领导关心和支持, 并经全所同志艰苦奋斗的结果,是党的民族政策得以胜利贯彻的生动体现。

二 我们如何开展民族文学事业的新局面

    1982 年，院科研组织机构进行改革调整。决定从 6 月 3 日起，民族文学研究所归并到文学研究所。周扬同志 ( 调任中宣部副部长 ) 和杨静仁同志认为，这是一门新学科， 即使目前存在一些问题,也只能派人帮助整顿，加强领导，逐步改进工作，应保持所的建制。文学所领导于 7 月 6 日向院领导写报告：“希望院党组早日委派少数民族文学所的领导干部 , 加强所的建设工作。”
    1983 年 1 月 13 日 , 院党组第一书记梅益、党组成员吴介民参加民族文学所全体人员大会。吴介民同志代表院党组宣布：院党组批准民族文学研究所恢复建制，并成立分党组。分党组由王平凡、马学良、冷拙、仁钦道尔吉、哈焕章 5 人组成。分党组书记王平凡兼所长 ; 马学良教授兼副所长。梅益同志作重要讲话时说：院党组决定恢复这个所的建制 , 并成立新的分党组，是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与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同志、民委副主任江平同志研究多次 , 近期院党组讨论了三次才决定的。梅益同志要求我们 ：“ 前十年在‘六五’、‘七五’ 期间打好基础 , 后十年有一个较大的发展。”这就成为我们奋斗的工作目标。
    为贯彻执行院领导提出“十年打基础”这一科研建设的基本任务 , 我们对“六五”、 “七五”科研工作提出要求 ：1. 完成国家重点项目藏族长篇英雄史诗《格萨（斯）尔》的搜集整理和研究 ；2. 编辑《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与文学研究所共同编写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国文学史》。
    1983 年 3 月 , 召开全国科学规划会议 , 根据周扬同志提议 , 在钟敬文、马学良两位教授和贾芝同志支持下 , 《格萨（斯）尔》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被列入国家科研重点项目。这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 , 体现出党对民族文学工作极其重视。
    我们的科研规划是宏伟的 , 但如何实现确有重重困难 , 仅靠民族文学所科研人员完成是难以想象的。我们想 , 搜集整理 “三大史诗”( 藏族长篇英雄史诗《格萨 ( 斯 ) 尔》、蒙古族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长篇英雄史诗《玛纳斯》), 及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 , 都涉及中国 50 多个民族。如何组织全国少数民族文学专家和民族文学所共同完成任务 , 并通过工作实践 , 组建一支全国性的科研队伍 , 为建设少数民族文学这门新学科贡献力量 , 是我们当时考虑的重要问题。
    1983 年 4 月 , 我们在广西南宁召开少数民族文学学会 , 总结工作 , 改选领导。我作为第二届学会理事长 , 在会上作了《关于开展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工作新局面的几个问题》的发言。我把民族文学所的重点科研项目 , 作为学会的中心任务 , 要求学会与民族文学研究所共同完成列入国家科研规划的科研任务。
    我们在广西召开会议期间 , 同与会的专家学者就“ 三大史诗”的搜集整理、翻译研究、编写民族文学史 , 以及如何办所等问题 , 充分交换意见 , 受到很大启发。后又到云南、贵州、四川、甘肃等省召开各种形式座谈会 , 从领导到专家学者 , 向我们提出不少问题和困难 , 要求中央有关部门发“ 红头”文件。院领导和中宣部对各地反映十分重视。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贺敬之同志向我们了解情况 , 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1984 年 4 月 , 中宣部发出《关于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搜集资料工作的通知》 , 并批准成立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民委、文化部、中国民研会 , 及有关省区的领导、学者参加 , 组成《格萨尔》领导小组开展工作。 1985 年 , 我们还高兴地看到中宣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民委、文化部联合转发了我所整理的《一九八四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座谈会纪要》。这两个文件 , 不仅对我们正在进行的“三大史诗”的搜集整理、编写民族文学史具有指导、推动作用 , 而且对民族文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 具有深远的重要意义。
    在中宣部文件精神鼓舞下 , 列入国家 " 六五 " 科研项目的《格萨 （斯）尔》抢救任务按期完成。 1986 年 6 月 , 召开全国《格萨 ( 斯 ) 尔》工作总结、表彰及落实 " 七五 " 规划大会。国家副主席乌兰夫同志到会讲话 , 对《格萨 ( 斯 ) 尔》工作作了很高评价 , 并对今后工作作了重要指示。这对从事民族研究的广大工作者是极大的鼓舞。
    1980 年起 , 在全国《格萨 ( 斯 ) 尔》小组领导下 , 经过 20 多年的辛勤努力 , 已收集到《格萨 ( 斯 ) 尔》史诗术刻本、口传本 300 多部 , 《格萨 （斯）尔》精选本(40 卷) 与《格萨 (斯) 尔》桑珠说唱本 (50 卷), 已经陆续编篡出版 , 有的还在编纂之中。这项工作震动了世界史诗领域 , 也推动了我国的史诗学的建设。
    在对我国民族史诗搜集整理的同时 , 大力开展研究工作。由仁钦道尔吉、郎缨主编的《少数民族史诗丛书》 , 是被列入 " 七五 " 重点学科实施目标管理项目的《少数民族史诗研究》。这套丛书，已于1996 年完成，1999年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共5部：藏族英雄史诗《〈格萨（斯）尔〉论》（降边嘉措著）、蒙古英雄史诗《〈江格尔〉论》（仁钦道尔吉著）、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论》（郎缨著）、《南方史诗论》（刘亚虎著）、《〈江格尔〉与内蒙古族宗教文化》（斯钦巴图著）等。这套丛书，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第一套民族史诗研究著作。作者在掌握大量丰富资料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方法，对蒙、藏、柯及南方史诗进行了比较安全系统的总结，对它们的发生、发展、流变过程、特点，以及与国外论述的异同，都作了细致而深刻的阐述，具有民族文学艺术的风格和特点，是一部极有学术价值的史诗丛书。
    由刘魁立主编的《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是被列入“七五”、“八五”国家科研的重点项目。从1980年起，民族文学研究所从文学研究所接管“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的编写主持工作，按原计划完成了任务，共出版46个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82种。在此基础上，与文学研究所共同编写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史的《中国文学史》，比较完全地反映了我国多民族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发展的情况，是我国第一部名副其实的中国文学史，为我国民族文化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三 民族文学科研水平的提高

    如何总结我国各少数民族在各个时期为祖国做出伟大贡献，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进一步提高文学史的科学性，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服务，这是我们文学理论工作者的一个重要任务。郎缨、扎拉嘎的《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承担了国家社会基金重大项目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著作，以及丰富的史料，科学的阐述，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我国多民族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发展的情况和规律。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学。各民族文学都有自己的形成、演变、发展史。本书通过各专论的具体论述，探讨了从神化传说到明清时代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各民族之间的广泛联系（共性），同时还探讨了个民族文化形成过程中多民族的特性，在探讨汉族文学对少数民族文学影响的同时，注意研究汉族文学形成过程中的多民族文学相关作用的问题，特别是少数名族文学对汉族文学的影响。这是以往文学史中不谈或很少提及的问题。我们还从许多专论探讨中看到了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通过各章的专论，我们可以深刻认识到，自古以来，我国各民族的文学就是通过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推动了各民族文学的共同繁荣 , 也推动了中华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我国各民族的文学这种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密切关系 , 不仅有学术价值 , 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著作 , 在研究方法上提出了新思路 , 即比较文学是文学评价本质的研究。我们从前面讲的各民族文学间的联系与特点 , 已有所了解。我们还看到 , 作者运用了这一比较研究方法 , 解释写史中许多争议的问题 , 如关于作家、作品等民族归属性问题。本书在有关《红楼梦》的专论中 , 提出了同一作品、同一作家、同一文学现象可以同时属于不同民族文学的见解。这从理论上为历史上著名人物如屈原、李白、萨都刺等民族归属问题 , 及历史上大量用汉文创作的少数民族出身的作者的跨民族研究 , 都提供了一种新的开放性思路。我想 , 这种见解对长期争论的问题的解决 , 是会有启发的。当然这些长期争论的问题 , 不是一下都能解决的。我们要坚决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双百”方针 , 进一步提高研究工作的科学性。
    《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是在中国各民族关系研究方面 , 包括民族最多、涉及作家和作品最多、理论探讨最为广泛的、百万字的一部巨著。如何作出事实求是的评价 , 是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
    回顾我国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历程 , 看看我国学者如何谈文学史规律问题。 1961 年 4 月 18 日 , 何其芳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的少数民族文学史讨论会上所作报告中说：“编写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文学史的基本任务 , 是系统地客观地叙述这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学发展过程 , 对发展过程中有历史地位的作家、作品和其他文学现象作出正确的说明或论断 , 并从而阐明这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学发展规律。” 但他说：“要探索清楚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文学史发展规律是很不容易的 , 有长期积累的汉族文学史的研究工作至今也还没有解决这问题。因此 , 我们这次拟订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的计划草案 , 并没有把阐述各民族的发展规律写在里面。” 经过我国民族文学工作者长期奋斗 , 已有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我看到我所科研人员和全国共 20 多位专家共同努力 , 撰写《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在提讨各民族文学过程中 , 得出各民族文学“你中有我 , 我中有你”的通俗、科学的概括 , 就是规律性的结论。我们回顾我们编写民族文学史的经历 , 深深感到这部民族文学关系研究著作 , 在探讨我国各民族文学发展规律或从方设等方面来看 , 都有创新和突破 , 是我国民族文学研究中取得的重要科研成果, 可以说是任何时期都不能相比的。我为我国这部高水平的学术著作感到高兴。

四 一支高素质科研队伍不断壮大

    民族文学研究的队伍从无到有 , 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在“六五”期间恢复所的建制时 , 全所仅有 25 人 , 其中只有副研究员两人 , 这显然与一个研究所的要求是极不相称的。
    1984 年 , 我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设立了少数民族文学系 , 由副所长马学良教授任系主任 , 招收攻读少数民族文学硕士学位研究生。计划招收藏族文学、蒙古族文学、维吾尔族文学、苗族文学、彝族文学研究生各一名。导师由我所马学良教授、副研究员仁钦道尔吉 ( 蒙古族 ) 、降边嘉措 ( 藏族 ) 、兼任研究员魏萃一等担任。此一举措 , 为我所解决科研人员来源摸索出了一条根本性的经验。马学良教授为我所培养干部做出了重要贡献。钟敬文教授为我所培养一批博士生、博士后等高级人才 , 做出了特殊贡献。贾芝同志从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室的建立到筹建民族文学研究所 , 组织科研人员一起到民族地区投入民族文学 ( 包括著名诗人作品、文学理论 ) 的搜集、整理工作 , 在调查研究中培养研究队伍 , 他在培养一代年轻的民族文学研究工作者方面 , 成绩卓著。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我所科研人员 , 通过工作实践 , 现在拥有一支由 16 个民族的业务人员组成的科研队伍 , 其中博士生导师 10 人 ( 退休 5 人 ), 硕士生导师 14 人 ( 退休 2 人) , 研究员 22 人 ( 退休 12 人) , 副研究员 16 人 ( 退休 4 人 ), 博士 14 人 , 硕士15 人 ( 退休 1 人 ) 等 , 其中许多人都有在国外留学或研修、讲学的经历。他们是我国民族文化工作的稀有人才 , 是民族文学研究所建设及民族文学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民族文学研究所已经建立起从硕士到博士、博士后的人才培养基地 , 它不仅为本所 , 而且为本学科源源不断地输送许多高级人才。这样集中地大量地为少数民族文学培养高级人才的教育基地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 , 值得我国民族文学事业工作者为之骄傲。
    我国少数民族文学 ( 包括民间文学、作家文学和文学理论 ), 内容极为丰富 , 犹如半壁江山。我们的研究仍然处于初级阶段 , 尚需加倍艰苦奋斗 , 为建设民族文学学科做出新的贡献。

2007 年 4 月 27 日修改版
（作者系民族文学研究所离休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