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给我们时代的文学状况做一个白描，大致可以说，这是一个文本生产过剩，大众阅读力相对不足的时代；文学事件广受关注，而文本本身遭受忽略的时代；视听图文等“泛文学”大行其道，大众厌倦深度思考的波普消费时代；文学已经远离了思潮与文化的核心地带，特定的个案和人物却能够成为一定时间里公共话题的时代。像一切过往的时代一样，对于文学而言，这既不是最好的时代，也不是最坏的时代，它只是一个不好也不坏的时代。2008年少数民族文学的阅读体验，给我的最大感受就是：这是一个寻常年份，没有比此前几年更有惊人之喜，但是亦不乏可圈可点的踏实资质。

　　对于刚刚过去的一年进行盘点，很容易成为一个公式化的程序，尘埃尚未落定，我们往往会在心急气喘的归纳中造成评价上的失衡和错谬，因而它并不能提供一种有效的文本检阅方式。不过这又是必须的，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形成一种大致趋势的扫描，提供一种带有符号意义的回放，为后来者进一步的探究提供一个按图索骥的导引。

　　让我从阮殿文（回族）的小说《谁偷走了父亲的母子牛》开始这一年的少数民族文学之旅。这个小说写的是远在家乡的父亲在妻子离世、儿女外出的情况下，与一对母子牛相依为命。某一天这对被视为珍宝的母子牛却被偷走了，万般无奈的父亲只能求助于在北京的儿子，希望他能资助再买一头。漂泊的儿子此时也是内外交困、无能为力，愤激之下写了一篇散文《谁偷走了父亲的母子牛》，谴责偷牛的贼，抒发自己的情绪。事情忽然出乎意料地发生了逆转，本来正准备等已经临盆的母牛生下小牛就将它们卖掉的偷牛贼，无意中读到了这篇文章，发现正是自己初中老师写的，同时也被感动、羞愧和罪恶感所折磨。最后出现了一幕戏剧性的场面：偷牛贼在深夜中将牛送了回去，父亲丢了两头牛，却收获了三头牛。这是一篇可以从多种角度讨论的小说，比如父亲与牛之间相濡以沫的和谐、小偷善性的觉醒，但是我觉得最值得一提的却是对于文学力量的信心。事实上，从情节设置上来说，小说显得过于巧合与偶然，然而这种传奇色彩正显现了文学的书写在不经意中对于现实的修改：文学可能不会带来经济或者其他方面的实利，然而它的力量却足以温暖父亲、打动懒散懈怠的派出所长，甚至感化小偷，使他们回心向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小说成为一种关于文学在当下社会语境中的乐观主义的寓言。

　　带着这个熨帖的寓言以壮行色，我将本年度的民族文学概括为五个重要的路向或者说热点所在。其实不唯2008年如此，它们也是近几年来文学关注的带有普遍性的一些问题。但是置诸少数民族文学这一特定的框架之下，我们会发现有些问题可能更加强烈和明锐，从而凸显出少数民族文学的特性所在。

　　(1) 公共性

　　从社会、文化、经济、民生等诸多方面来说，2008年都是个多事之年。对于许多重大事件，比如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神七飞船的太空行走，少数民族文学都通过诗歌、散文、速写等形式做了迅速而积极的回应，而在特定的时间，比如三月的女性文学特辑、五月的青年文学专号，这些作为一再地显示了文学与生活之间互动和交往的努力。在持有“纯文学”观念的批评家看来，这些行动可能是一种对于“文学”媚俗的背离，或者是某种应和意识形态的姿态。事实上，文学的观念有很多种，“纯文学”只是其中19世纪形成于西方影响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观念的一种，有其局限性和特殊性。而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从来都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鹄的，固然这也可以做多种解释，不过关注公共性是一个伟大的文学传统，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可能比主流汉语文学要体现得更为充分。

　　文学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对于公共性的诉求显示出它的追求与效应、责任与雄心、合法性及其应用阈限。同时，文学的公共性也是对于某种偏狭固执的文学观的反拨——如今我们不是听到越来越多关于文学需要“超越、神性、神秘、人性深处”的论调吗？但是，无论如何高蹈，文学总是根植于特定的地方、时间、个体和心灵。回避当下最迫切的问题、最朴实的态度、最靠己的关怀、最实在的心理，其实是一种虚伪和孱弱。如果我们对于文学评论中的马太效应抱有警惕，那么在2008年的少数民族小说中可以看到，许多小说可能并不是一流的作品，有的甚至缺少修葺、质木无文，不过却反映了当下民族生活和民族写作的种种真实面相。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许多作品不同于前卫文学的地方在于，它们似乎有些“落后”或者“过时”，没有那么“现代”乃至“后现代”。比如彭兆清（怒族）《最后的神井》乍看之下，似乎是个非常落伍的题材：缺水的龙达当村人在退伍回来的村长丁松带领下，破除对于神鸡山的禁忌，引水下山来饮用，而村里唯一那个神井被废弃了。这是个“现代化”叙事，可能在当下时髦的文学书写中已经遭到摒弃，但是其所写的故事却可能正是发生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现实，从这个角度看，需要对少数民族的文学书写一定要带有内部的眼光、同情之理解，方可以不带有偏见。向本贵（苗族）《蓝溪故事》是个近距离描写乡村一级干部的现实作品，因为写作者丝毫没有典型提升的欲望，我们甚至可以称之为“真实主义”。村支部书记张士杰就是日下不计其数的农村基层干部之一。他可能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会出于便利和亲和，而与周围的乡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带有个人的某些缺陷，但是这些都不妨碍他依旧是个称职而品性正直的干部。张士杰因为村里修桥的选址与村民李树同发生龃龉，因为李的误解和羞辱，他在心灰意冷与不被理解的恼怒中愤然辞职，但是在山洪暴发的深夜却出于责任和伦理，在抢救李的孙子时被大水冲走。这可能只是无数动人的乡土故事中随手撷取的片段，但是足以凸现主旋律文学在创作中的价值取向，那是对于人类恒久价值的崇仰，超越于任何意识形态的局限。

　　高深（回族）《橘生淮南》写的是好不容易考到京城的青阳最终选择用自己所学的水利知识回乡报效故土的故事，其中充溢的浓厚的温情令人感慨，尤其是青阳的女友金凤的理解与宽容，可以看作是对于日益功利化社会风气中传统美德的一种呼唤。孙春平（满族）《换个地方去睡觉》悬念的设置引人入胜，雁洲沥青厂的老厂长老贺退休之后到女儿家生活，但是总碍于亲家母也在照顾外孙，彼此起居不太方便，所以和认识的朋友老曹互相换地方住。但是老曹一周之后忽然回来，对曾经投缘的老贺冷嘲热讽，原来老贺在雁洲的口碑非常之差，连累老曹也被谩骂。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直到小说最后才揭晓谜底，老贺是被工厂里的下岗工人们误解，认为他伙同自己的徒弟也就是后任的厂长出卖了工人们的利益。实际上老贺却是个两袖清风，一心以自己个人的力量试图弥补工人们损失的好人。冉启培（土家族）《哨长和他的新搭档》写的是西藏边疆乃则拉峰哨所上一群边防军人的故事，以哨长孙大勇和新来的上尉为主角，没有太多情节的渲染，而以质朴、简单、粗粝发展出一种简洁的美学。惊心动魄、艰难苦辛与牺牲壮志，都在轻描淡写中都被淡化成一腔纯洁的奉献精神。在当下的写作语境中，这是一种落伍的然而干净利索的特色与风格。如果从形式上看，这些小说显然不是那么先进，不过无法忽略的却是，你不能否认他们写作的诚恳。

　　普飞（彝族）《山妞早到》可以说是个当代的童话：一个贵州布依族的小姑娘文芬在云南一个小县城的郊区农村，与流浪的父母拾荒，在这样一般人看来充满苦楚的境遇中，却没有丧失美好的心性，和村里的乡亲相处都很愉快，还教会了顽固了一辈子的王固老爷爷识字。这是一个美好到虚幻的故事，就如同郎确（哈尼族）的《阿布摩托》，都可以称之为叙述改革开放帕累托效应的应制小说。许长文（满族）《秋夜》我猜想原先的名字应该叫“人鬼”，人鬼是小说中对于烧冥纸、看尸体的守夜人的称呼。资深的人鬼王三在村里的首富李老吉吃东西噎断气后被请去看尸，因而得以窥见这个“先富起来”的家族所牵涉的方方面面的利害关系。李老吉在外面包养情妇生了李小吉；和发妻生的儿子李又吉觊觎父亲的遗产，同时与父亲的情妇有染，正策划将不义之财转移到香港，却引起了检察院的调查。谁都希望这个时候李老吉死了，以避免审查，所以当假死的李老吉在停尸的时候醒过来，反而所有人都合力把他弄死。王三参与了整个事情的过程，并且借机敲诈了一笔不义之财，在喝酒时却醉死。我们看到在这纷繁复杂、千头万绪的情节中，实际上贯穿着“人”与“鬼”之间的移形换位，而促使人鬼不分的核心就在于“金钱”，小说有意无意中继承了批判现实主义的遗产。

　　苏柯静想（裕固族）《白房子黑帐篷》中的“白房子”与“黑帐篷”两种意象各自代表了汉文化和裕固文化，不过小说没有往文化寻根或者隐喻的方向发展，而是写了赫藏牧场上的一个爱情悲剧。赛特尔与英男相互倾心，然而场长希望自己的儿子巴特娶上英男，神汉“土地爷”在给英男母亲兰花“治病”时的胡言乱语导致了同心而分别的悲剧。老实的巴特在和英男婚后也因为“土地爷”的胡治乱疗造成瘫痪，他自杀以成全参加自卫反击战受伤的赛特尔和身心俱疲的英男。尧熬尔（裕固人）的宽容、豁达、坦荡在三个年轻人中间自然流露，而对于神汉的批判则让人窥见传统神权在现代社会中的遗害及其溃败的趋势。哈丽黛·伊斯拉伊勒（维吾尔族）《心中的故事》以一个即将做父亲的人的回忆自传体，讲述了拜合提亚尔前半生的经历：少年时代因为家里贫困和朋友的引诱堕为罪犯，在监狱中悔过自新，出狱时已经人到中年，但是并没有自暴自弃，而是通过开出租、办餐厅自立自强，终于使得生活有了起色。在辛勤奋斗的过程中，拜合提亚尔又遇到了同样走过人生弯路的古丽巴哈尔，经过一番好事多磨的苦难，两人终成眷属。这是个线性发展的人生经历，似乎没有太多值得关注的文学技巧，但是贯穿其中的戏剧性细节和精细的心理活动却无比鲜活而真实，使得小说具有极强的可读性。更主要的是小说洋溢着一种积极向上的情绪，在颓废、沉沦、个体、私密、解构为时尚的整体文学背景中，这种坚持美好心灵的教化追求与乐观开朗的审美风格尤为难能可贵，让人看到一种源自于《福乐智慧》以来的文学传统。

　　潘灵（布依族）《别处》更像是个寓言故事：滇西白云观的邱若水道长意外收到山西三台山道观的邀请函，聘请他去做道长。不久，他的尸体却在三台山被片儿警吴小未发现。吴小未在同刑警鲁刚到云南办案的过程中侦查到真相，原来邱若水曾经怂恿养鱼起家的张家桥到别处寻求幸福，张家桥懵懂中到了三台，却成为黑煤窑的矿工，最后虽被解救却沦落街头蹬摩托。他将自己的不幸归咎于邱若水，因而造成惨祸。有意思的是，调查过程中鲁刚因为羡慕缉毒警察的威风，误杀了公安卧底。作者通过吴小未的反思，表明这三个人的悲剧都是因为不满意于本来的生活，寻求别处的虚妄的幸福造成的，似乎要表明一种各安其位的秩序观念。

　　如果细加体察，不难看出这些作品共同的特点在于题材上对于传统与现代博弈中的“现代性”倾向，这里的现代性可能更多集中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而并没有自反的审美现代性，更多是延续着启蒙话语的途径，而缺乏启蒙自我循环与自我瓦解的更新潮的说法。从创新的角度来说，可能它们很难让批评者满意，因为没有让他们兴奋的亮点——诸如观念的裂变、先锋的思想、形式的突破之类，然而他们却反映了少数民族生活与书写的实际情形。这种真实性源自于身临其境的同情与体察，而不是疏远于民众处境的文学理想，因为看法总是要陈旧过时，而事实永远动人心魄。近年来当代文学研究界对于“人民性”的讨论颇多，关于文学艺术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提法被重申，那么人民性体现于何处？在我看来，对于当代少数民族生活的公共性参与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种。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些平凡的作品有着值得关注的价值。

　　(2) 文化的物哀

　　在现代生活方方面面狼奔豕突的追逐中，少数民族文化固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多样性共存的语境中得到主流话语的重视，然而许多敏感的作家认识到在科学、技术和信息传媒的高速运转中，许多传统避免不了地陷入残阳夕照的局面，有可能被取代、流逝、替换和消亡，因而对于本民族文化的同情、哀伤、悲叹、赞颂、爱怜、怜惜，就构成了一个重要的主题。在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趋势中，他们用一己之笔留下文化的印记和心路的历程，或者带有砥柱狂澜的悲壮，或者饱含黄昏依恋的怜悯，为自己的民族留下一抹可能渐行模糊的身影。

　　周辉枝（土家族）《古道遗梦》通过“我”在松茂茶马古道的一次浪漫之旅，同“只耳朵”和“黑大汉”的交往，讲述了古道的文化与历史。作者有着清晰明确的文化意识，在叙事中通过黑大汉的讲述穿插了大量的风土传说和习俗故事，虽然有时候显得有些生硬，但不失为一种少数民族作家对于本土文化的自觉和自豪。赵德文（哈尼族）《烟农贾叔》故事的主线非常简单：菁头寨社长贾叔响应村长的动员带领村民种经济作物致富。这个小说能够从乏味单调的情节中立起来，可以说完全依靠作者对于地方性知识和风物的细致描写，这种描写是如此真切与细腻，以至于读者甚至可以抛开小说的情节而沉溺于作者所塑造的山寨风景人情物事之中，像是欣赏一幅民俗的画卷，在这种无意识流露出的笔致中似乎透露出一种潜在物哀气质，作者过于倾心“物”的描摹，所以人物的内心描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也许这种对于周遭景物风情的重视，可能正是作者内心隐约意识到它们即将消亡，所以要将它们留存于纸上。

　　这种物哀气质是多方向的，既有对于特定文化理念的礼赞，也有对于某种陋俗的贬斥，更有身经历练于某种文化的透达理解。达隆东智（裕固族）《苍鬓母狼》中的达尔基为了领取打狼队区区的奖金，不顾春天狩猎的禁忌剿杀了一窝狼崽，自然要受到母狼的报复，提示了人定胜天信念下对于自然的破坏，也免不了殃及于己、自食苦果的命运。萨娜（达斡尔族）《天光》写到的开列热图是个历史模糊、仿佛起始就是终结的屯子。哑巴女人的到来搅扰了这个丧失了时间感地方的生活，她产下的瘤孩被视为不祥之兆，使得善良而蒙昧的乡民惶恐不安，最后乡民决定烧死这个口出神秘之言的“怪物”。通篇弥漫着一种蛮荒诡异的气息，主旨与叙事都消弭在萨满式的迷狂之中，可以说萨满文化的基质形成了这篇小说的整体风格。才朗东主（藏族）《低沉如叹息》中作者对于郭密草原上依然带有原生色彩的精神与现实生活状态，充满了爱恨交织、纠缠错结的情感。虔诚而淳朴的牧人旺杰救回流浪的央措，两情相悦，然而最终发现央措是还俗的尼姑。在传统的意识形态阴影中，旺杰无法接受这个历史，终究使得原本充满美好可能的故事变成一个精神沉垢下“无事的悲剧”。苏雅（达斡尔族）《波斯菊》塑造了一个和善勤劳、豁达乐观的瓦仁舅母形象，尽管历经多次不幸，却从没有放弃对于幸福的追求，就像一簇波斯菊花，无论经历怎样的风雨，只要给她一点点能够生存的突然，就能够开出灿烂的花来。瓦仁舅母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是隐喻了达斡尔这个民族的坚韧根性。于怀岸（回族）《祖上的战利品》老猎户帕望对日本间谍安倍一郎的态度，展现了乡野大众的朴素爱国热情。小说通过长长的铺垫蓄势待发，终于在结尾达到出人意料的高潮。

　　王华（仡佬族）《紫色泥偶》讲述的是一个人对抗整个世界的故事，“铜鼓”心疼月亮湾的那一坝好田被抛荒，执意要买头牛去犁田。他的行为遭到了来自家庭（妻子水娘）、社会（村里的乡亲和月亮湾的乡民）乃至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乡长以及乡长背后的整套现代商业运行法则）的层层反对，所有人都不理解他，除了一个老迈无力的顺儿爷。铜鼓周围的人群几乎每个人都对“进城”充满了一种近乎迷恋的向往或者至少接受了它所带来的便利——可以挣到钱，这也许是普通民众最贴己的关怀——因而铜鼓孤注一掷的行为就带有了不可理喻的色彩，他像一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英雄，以一种偏执狂的精神不顾任何世俗利益的得失，一心要完成自己的心愿，而支撑他的仅仅是对于土地的珍惜。这个田地上的蜘蛛被自己内心编织的网困住了自己。作者利用叙述的特权，以类似主人公那样的坚忍将铜鼓逼上“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绝路，以至于紧靠简单的内心愿望去支撑铜鼓整个行动的情节设置上的僵硬都被读者忽略了，人们到最后难免不被这个疯狂的农民所打动。可以解释的就是，源自铜鼓以及无数农民心中的泥土根性虽遭压抑磨损依然生生不息，作者在通过铜鼓悲壮的仪式性活动中，对农耕文化在现代性操作中的沦丧做了一次精神上的凭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