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民族电影”？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胡谱忠认为，我们现在谈的“民族电影”，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间叫做“少数民族电影”，它实际上是中国电影的一种类型，一般指影片的主要场景是少数民族生活区域，主要角色是少数民族人物，故事题材是少数民族生活区域的历史（含传说）、现实故事。

　　毫无疑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少数民族电影，曾创造了中国电影史的辉煌。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饶曙光介绍，我们所熟知的《五朵金花》、《刘三姐》、《阿诗玛》、《冰山上的来客》等电影，在当时不仅产生了类似今天“超女”、“快男”的轰动效应，而且产生了其他艺术形式所无法比拟的综合效益：《刘三姐》让全世界知晓“桂林山水甲天下”；《阿诗玛》使石林、蝴蝶泉闻名，还创造了香烟“阿诗玛”等衍生品；拉祜族题材的电影《芦笙恋歌》在1981年复映时，竟达到了1280个拷贝的天文数字，其中的插曲《婚誓》成为那个年代人们独特的爱情记忆。

　　但是，饶曙光指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少数民族电影，并不纯粹是艺术的需要，更是政治宣传和教育的需要，因此那时的电影可概括为两种基本模式：一是描写被剥削阶级翻身得解放，二是描写汉民族和少数民族消除隔阂，加强团结。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大先举例说，像新中国成立15周年的献礼片《农奴》，表现藏族农奴强巴在旧西藏受压迫成为“哑巴”，而在新社会的“疗伤”下开口说话的故事，就典型地体现了政治叙事的特点。

　　胡谱忠认为，那个时期的少数民族电影除了“少数民族”奇观性所带来的娱乐价值外，还承担着建构民族国家意义的功能。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关凯说，这种建构是非常成功的，以至很多中国人对少数民族的认知和理解都来自于那个年代的电影。

　　思考   当代民族电影的价值

　　改革开放后，艺术家较少受到政治的限制，因此出现了一批以崭新的视角展示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电影，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有第五代导演田壮壮的《猎场扎撒》、《盗马贼》等，上世纪九十年代有《黑骏马》、《东归英雄传》等，进入新世纪有《婼玛的十七岁》、《图雅的婚事》等，不少在国际电影节上斩获大奖。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著名影视评论家黄式宪认为，当代民族电影是新崛起的文化生力军，在那些商业大片逐渐失去信仰、情操和人文关怀，不再承担文化使命的时候，是一批民族电影仍在弘扬民族精神、传递文化价值，它们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关注不同文化间的冲突，关注在现代化下人和环境的命运，这些电影在国内或许是边缘的，在国外恰恰是受欢迎的。

　　黄式宪教授曾推荐蒙古族电影《季风中的马》、苗族电影《云上太阳》在美国参加电影节，均获得大奖。他说，在夏威夷电影节放映《季风中的马》时，当地土著民族观影时发出悲悯的叹息，因为影片中反映的蒙古族牧民在现代化下的无奈，引起了他们深深的共鸣。像这种坚持民族精神操守的本土电影，却拥有跨文化、跨种族的感染力。

　　关凯认为，当代民族电影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一批少数民族身份的导演、编剧成长起来，开始用自己的语言和视角来讲述本民族的故事，这是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国家化叙事向个人化叙事的转变。《中国民族》杂志社社长助理郑茜认为，母语电影是中国民族电影主体性觉醒的表现，是中国多元文化的一个风向标。

　　郑茜举例说，如果说《黑骏马》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电影节上获奖为中国少数民族母语电影在世界上赢得了最初的印象分，那么在中国电影百年之际出现的《静静的嘛呢石》则为少数民族母语电影增加了极具分量的砝码。《静静的嘛呢石》摆脱了“汉族视觉”，超越了猎奇的层面，以藏族人的视角真实地反映了藏族人的精神世界。

　　刘大先认为，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各民族、地域、国家文化交流的广泛开展，一种“本土的世界主义”正在形成，这突出地体现在少数民族母语电影的自信与坚持上，它们不再纠结于风情展示，而是以一种日常的平静，愈加显示出一种具有更广泛文化接受的可能性。

　　探索  民族电影的市场突围

　　尽管民族电影近年来佳作迭出，而且屡屡在国内外斩获大奖，然而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在引进大片和国内商业大片的轮番轰炸下，民族电影叫好不叫座，票房不如人意，或根本进入不了主流院线。“边缘化”似乎成为民族电影在新时期的宿命。

　　据介绍，田壮壮的代表作《猎场扎撒》只有1个拷贝，《盗马贼》也只有7个拷贝。获第57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的《图雅的婚事》、获第1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的《碧罗雪山》，都没有大规模在院线放映过。

　　饶曙光认为，由于主流院线的观众群85%以上是18岁至35岁的年轻群体，这个市场对民族电影的接纳是有限的，因此民族电影的培育不应该完全交给市场，政府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要从文化多样性、文化安全、文化战略建设的角度，为民族电影提供扶持。此外，应鼓励改制完成后的民族电影制片厂按照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方式组织民族电影的创作生产；鼓励民间资本介入民族电影的创作生产，为其在政策、市场和舆论方面创造良好氛围。

　　多年在海外进行电影研究的黄式宪说，他对民族电影的现状并不悲观。他相信，电影极度的商业运作是对文化生态的破坏，一旦人们觉醒，电影会回到清纯的时代，而民族电影将重获大众的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