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巴叙事传统文本既是口头与书面的复合型文本，也是诗、歌、舞、画等多元表演艺术形态的复合型文本，而且这一口头与书面互文的复合型文本又与仪式叙事中的东巴音乐、东巴绘画、东巴舞蹈、东巴工艺等多模态的文本交织融汇于一体，从而体现出多元模态的文本形态。仪式表演文本类型既可根据仪式类型进行宏观层面的划分，也可根据同一仪式类型的规模进行更为详细的划分，说明仪式表演文本类型的确定必须基于仪式的外部与内部因素，二者皆与传统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仪式类型与表演文本类型都是传统的产物。 ："神话主义"这一概念从一国传播到多国,从文学批判领域拓展到比较文学、文学人类学,乃至影视作品、遗产旅游、电子媒介等多个领域,其概念范畴呈现出不断扩大化的趋势。这种概念范畴的不断外延与泛化一方面拓展了学科领域,同时带来了学科本体属性的泛化与模糊,隐含着学科边缘化的危机。对神话的神圣性与世俗性问题的讨论必须置于特定的历史时空及意义范畴,应避免从孤立的个案、片面的观点出发来理解二者的互文共生关系。 口耳相传的口头传统构成了羌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其特征表现在内容的丰富性、内部文化的差异性、传承形态的宗教性、文化影响的多元性等方面。这些特征既是羌族民众基于深厚的历史传统中传承生成的，也是在与多元文化互动共融中不断进行合理性改造中达成的。传承中的再造构成了羌族口头传统生成与发展的内在动力。 鄂西地区是土家文化的腹地，至今仍传承着诸多形态各异，丰富多彩的口头传统。民歌是恩施土家族口头传统的重要代表，在现代性情境中，土家民歌的传承内容、方式、结构等方面的出现了诸多变异，对土家族口头传统的传承产生了深刻复杂的影响，本文对存在的问题及深层原因进行了调查及思考。 丽江洞经音乐作为由内地传播而来的传统艺术，在丽江本土长期传承过程中，受到丽江特定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社会环境的制约、影响，从而体现出其独有的文化个性。而丽江洞经音乐的这一本土化过程同周边区域文化之间的对话、整合进程是交织进行的。从文化地理的视野来考察丽江洞经音乐，可以融合外来与本土、我者与他者、地方与国家等多个视角关系，从而有利于把握丽江洞经音乐的真实性与整体性。 纳西族的色彩崇拜主要包括黑色崇拜、白色崇拜。其中黑色崇拜在特定历史条件的制约下，在早期处于纳西文化的主体地位，是纳西文化胚胎——祭天影响的产物，纳西族的自称也源于此。白色崇拜是唐宋后期才出现的，是受到白族、藏族白色崇拜影响的产物。纳西族的色彩崇拜既是自身民族文化发展、传承的结果，也是与周边民族文化融合的特殊产物。 族群身份的重构是在社会文化变迁、历史记忆重构、族群认同等多种历史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与国家与地方、主流意识形态与与地方知识体系、以及不同阶层的互动关系密切相关。明清以来，多元一体的国家格局的深化，促进了内地移民与丽江纳西族之间的文化互动与融合，推动了族群身份的重构与地方文化多样性发展，对纳西族的文化变迁及发展产生了积极意义。 东巴叙事传统指纳西族民间祭祀——东巴在东巴仪式及民俗生活中进行叙事活动的文化传统；东巴叙事传统所具有的宗教性、仪式性、书面性、保守性等特征与民间叙事传统形成了较大的差异。但从整体而言，东巴叙事传统与纳西族民间叙事传统在叙事功能、内容与形式等方面存在着互文性特征，但在表现宗旨、文体类型、表现形式与内容等方面存在着非对等性。 仪式行为产生文本，在仪式叙事中，口头叙事与仪式是同构互文的关系。通过对 “哲作”的概念分析，笔者发现不仅口头传统中存在“大词”，仪式叙事中同样存在“大词”。基于此，笔者构拟了一个“仪式大词”的概念名称，这一概念涵盖了仪式中的史诗演述、仪式程序、仪式表演等不同层面。这些不同层面的仪式行为通过“仪式大词”构成了完整有机的仪式叙事文本。 羌族口头传统的口头传统遗留较为完整，在灾后重建中获得了有效的保护与传承，同时呈现出传统文化生态恶化、释比减少、羌语濒危等诸多危机，文化展演、释比城镇传承成为羌族口头传统的新特点。坚持保护优先原则，尊重传承主体，达成政府、学者、民众、企业等多元力量的有效整合是传承口头传统的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