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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性与现代性的交融辉映
试论阿库乌雾的诗歌创作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06-11-15  作者:周芳芸 四川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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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阿库乌雾诗歌突出地表现为民族性与现代性交隔辉映。诗人在家园怀恋中追寻人生理想,心灵对本土的皈依,再现民族风情;同时也有对民族文化的反思:以感伤情怀面对尴尬的传统,为现代物质文明下的精神失落哭泣,对民族文化的痼疾的批判。
    关键词:诗歌   民族性  现代性  交融

    拜读双语诗人阿库乌雾的新作《阿库乌雾诗歌选》,一股清新的风扑面而来,使读者既感受到诗人对故乡热爱的激情,也体察到诗人心灵深处的沉郁。格罗塞强调:“诗歌里郁结着感情的慰藉物,不论用最低浅的形式或者用最高的形式,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对于歌者的一种发泄和慰藉。”(格罗塞《艺术的起源》商务印书馆  1984年版  第87页)透过诗人矛盾复杂的情怀,我们看到了阿库乌雾诗歌浓郁的民族性和鲜明的现代性的交融辉映。本文拟对此作一些梳理探讨。

    马克思主义认为,艺术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存在的形态、特点和性质,与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都是以民族的形式存在和发展的。这种社会形态的性质、特点对艺术必然有一定的影响和制约作用,这样,就会使这个历史阶段产生的一切艺术必然打上民族的烙印而带民族特色。这种必然性,首先取决于民族的生活。因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而一定的民族,在长期的蕃衍生息和发展过程中,由于长期生活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地域,经受相同的地理、气候、自然环境的陶冶,又处在一个共同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中,养成了他们共同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他们特定的风俗习惯、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从而使他们的生活无不呈现出浓厚的民族特色。文学以这样的生活为反映对象,必然打上深深的民族印记而带民族特色。
    其次从形式来看,一定的民族艺术形式,都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它和特定的民族艺术内容相联系而表现出历史的传统性,相对的稳定性和独特的表征性。如中国的律诗、词、曲及其结构形式等等。特别是不同的民族语言,都有自己特定的语音、语法和基本词汇方面的特点,这些特点则构成了不同民族语言的独特性。作家用这样带鲜明民族特色的语言、结构和文学样式表现民族的生活而创作作品,必然带民族特色。艺术的本质在于审美性,艺术是审美意识的物态化形式。而审美意识又并非一种抽象超然的东西,它产生于民族的历史,深深扎根于民族生活的土壤,又在长期的历史演化过程中经过民族性格的陶冶、“过滤”,因而不仅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还表现出不易同化的稳定性和传统性。同时,民族的审美意识,还会影响民族的理论、批评、欣赏和创作技巧等等,使之打上浓重的民族特色。这样,在民族的审美意识影响下进行创作,不管他写的是本民族的生活,还是他民族的生活;不管他是采用的本民族的艺术形式,还是他民族的艺术形式,它都是民族的。民族的审美意识,是一定民族艺术在大量外来文化冲击下不致于同化,也是民族艺术的特色能源远流长、代代相传的关键,是艺术民族化的灵魂!只要民族这个“共同体”还存在,就有民族的生活、民族的审美活动而产生民族的审美意识。在民族的审美意识影响下,艺术家就会用民族的眼光去观察生活、认识生活、评价和反映生活,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就必然是民族的。由于诗人深深扎根这个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民族土壤中,因此,阿库乌雾的诗歌,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无不打上彝族文化深深的烙印,体现鲜明而浓郁的民族特色。
    首先,在家园怀恋中追寻理想人生。地域风情作为一种环境,既包纳了山川风光等自然景观,又包并了世俗民情等文化习俗,并以其潜在的方式向人们灌输着某种地域性的文化生存形态,在不自觉中规囿着人们的生活和思维程式。这是因为“我们祖先的情感方式和思索方法在某些方面仍然被我们运用着。我们承继着他们的灵魂,不是个别的,而是集合的整体;我们是他们罪恶及德性的产物;我们具有他的特异体质、心灵构造,以及情绪倾向;我们身上印着种族、国家、宗教的特征。我们不记得经过的个别事件,但是当时事迹的影响却记录在我们的神经系统内。”(莫达尔《爱与文学》,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地域风情当它作为作家笔下意欲表现的审美对象时,它决不仅仅只是为作家传递自身审美理想提供某个相对稔熟和稳定的时空系统,而是在诗文的深层结构中直接影响着文学作品内蕴的深化与拓展。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特定地域环境和文化传统之中成长起来的本土之子,对自己的故乡总怀有一种牵扯不断的依恋之情,尤其是当他们离乡背井寄居他乡,故乡之地就更是他们心中最值得挂怀之处。“在无比落寞的冬天的清晨/我闻到馥郁的雪香/为此  我赤足独自远离故土/开始急切而莫名的追寻/在荒颓而旷朴的牧地/我偶然发现每一片木叶/都渴伸母亲多皱的老掌/仿佛追捕孩提绿色的天足/于是  我将自己再度囚入羊栏/释放那群纯黑的蹄鸣/在猎物陷目的深深处/我倾听古钟的清音/或是神鼓抑抑扬扬的哽咽/奇异地令我祖传的猎枪/制造悠扬而恬和的/竹笛”《神谕》。当然,这种怀恋,除了对乡土风情习尚的记忆外,更主要的还是无法忘怀故土的人情,以及由人情、风情、风光、习俗等所构筑起来的特殊的精神文化氛围。诗人以一种恬淡平静、和谐温馨的“田园牧歌式”的抒情笔法,和“天国仙境般”的梦幻情调,抒发着他所追索的一种空灵闲适、清闲超脱的儒雅境界和浸透着东方灵性之气的健康人生。以雅致、灵动的笔触而艺术地写出家乡生活的往日情韵中,寄寓着作者对于人生和情操美好的理想追求。把故乡人民那种淡泊自然超脱功利的生活境界,视为自己所要追索的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可见,与城市文化相比,他还是比较愿意亲近故乡的那种特定形态的乡村民俗文化。诗人歌唱“土路上下  星落星起/人兽共处的洞穴/子嗣如烟  夜深/ 土路如玉的胴体婉约”《土路》, 歌颂家乡人们“以你们特有的方式/割断公山羊凸露的喉头/让利角远走/撑开别一幕纷繁草木的世界”《行咒》,“在这片多情的土地上/神话重新上台演出”《狩猎》。
    其次,心灵对本土的皈依。文学是人学,作为人类精神的产物,是作家生命律动的一种折射。它的一草一木,无一不浸润着作家的审美情感,饱含着某种生命情怀。因为:“地方同感情紧密相连,感情又同地方有深刻的联系。历史上的地方总代表一定的感情,而对历史的感情又总是和地方联系起来的。”(转引自《福克纳中篇小说选》第12页,中国文联出版社,1985年)山川风情饱醮着作家的审美情感,成为一种富有生命的有意味的形式,洋溢着作家内在的生命激情,演绎着作家的情感历程和审美追求,呈现作家自身丰富的艺术个性,并折射着作家对某种本土文化洞察和思考的深度。
    人之于土地的联系,是一种与生俱来的、难以明言、藤蔓交结、撕扯不断的精神纠葛。怀乡,是一种人类共有的情感现象,对于“乡村”的眷顾,对于“故土”的怀恋,对于“土地”的亲和,乡思、乡愁、乡恋,成为作家激情的源泉。在古代作家那里,多是一种羁旅的怅惘,返乡的渴望,一种对于故园乡土的依恋与热爱,一种长久漂泊后的精神依托与慰藉,现代诗人更有一种“精神返乡”。现代诗人“怀乡”情绪,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心理积淀。山海阻隔的地理位置、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大陆农耕的文化土壤,以及普遍而又强烈的乡土民俗风情,都是造成现代作家乡土情结的文化渊源。土地,给了华夏远祖一种生命的固执。同时这种“固执”又逐渐化为一种强固的思乡恋旧的社会文化心理。诗人在《巫光》中深情地抒写:
    白天,我凝视每一片木叶/在太阳下幽幽的反光/确信那是先祖的神迹/在藉木叶微颤/昭示生命的内蕴/夜里  我倾听每一股岩泉/在月光下闪闪烁烁/追踪那些带翅的灵语/时常溺于泉底/感悟别致的淋浴/无数次我徜徉于先人走过的古道/祈求寻回吉光片羽的珍贵/却沙砾炙人  教经的文字炙人/……我愿唤一株灵草/寂寞地  释你于巫光/蓝色的/囹圄
    在《重游》一诗中,诗人在题记中引用了屈原《九章·哀郢》中“鸟飞反故乡兮/孤死必首丘”,对家乡热爱之情溢于言表,寻找心灵的回归。在“久久的漂泊以后/你们在大海多情的眼里/发现自己弯曲的倒影”《灵犀》,表达了诗人与故乡割不断的血脉联系。这正如马修·阿诺德指出的:没有一个事件、没有一种文学可以得到充分理解,除非把它同其它的事件、其他的文学联系起来。从而使我们看到诗人“跨文化交流”中怎样受到母体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制约规范作用,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极为清醒的自觉的对乡土文化的皈依态势,在滋生于本土文化土壤的同时,怎样在西方文化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复合转化为地域文化的精神传统。
    第三,再现神奇美丽的民族风情。诗歌与民族文化特质,民族文化心态血脉相连。民族文化的物质与传统,深层地存在于民族复杂文化心态之中,并通过多种精神形式(如宗教、道德、哲学、文艺)得以充分体现,确立其稳定的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在长期历史进程里,观念在情感,社会在个性、理性在感情中积淀融解而形成一种内在稳定的行为模式。其核心是以价值观念、情感方式和思维方式为主体。每一个作家在创作中都有理由可以去作各个方面的自由选择,但是,从文化生成的角度去看,他们的选择范围,受着生于斯长于斯的地域文化氛围的熏陶,不仅很大程度地限制着作家创作中对文化视野的选择(不仅是题材),而且还总是反过来在影响和改造、补充着他们的文化结构、感觉结构和语言结构。在文化杂交中,本土文化的影响必然占着绝对的优势地位的,描摹展示本土文化的深层文化内蕴。出生于密西西比州奥尔巴的威廉·福克纳,曾以描写他的“象邮票那样大小的故乡本土”而被称为美国的莎士比亚,荣膺诺贝尔文学奖。他所创造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使人们透过美国南方的沼泽、河流、荒野、森林、乡村、城镇和密西西比的洪水,看到了生于斯的人民的追求、渴望和他们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彝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在历史的沧桑岁月中,形成了古朴、厚重、蕴涵着神秘的原始意识的原生态文化。在诗人笔下,再现了彝族人民对本民族文化的崇拜。在诗集第一辑巫唱中,抒写民俗行咒《行咒》,原始的守猎:“随那大红公鸡的鲜血/裹挟着朝花似的咒辞/冥中指引把一种心境全投入/山林期渴的深处/宛然一叶木舟荡进无边的水域/大清晨  山神/饮下你祭献的大碗玉米酒/不会不醉”《狩猎》;记录家乡的巫唱:“当青烟像寨子里所有习性的老髻/以年岁的姿态盘旋着  攀附着/立体的门框重新洞开/如雪的炽石在清凉的山泉中/发出另一处土地抽搐的声音”《巫唱》;记载着民族古老的神谕《神谕》;敲起古朴的钟鼓,让“鼓韵漫游极地”《鼓韵》;把神弓献给英雄崇拜的时代《神弓》;可以说,从诗人诗歌的题目如土路、口弦、行咒、巫唱、乌鸦、岩羊、海子、火种、蟒缘、蚯蚓、小虫、牧歌……到诗的内容及表现手法,都无不浸透着浓浓的特有的民族风情。在作家笔下,不仅风俗、习俗是原汁原味的,更主要的是人情世态、人格精神等均可还原成具有淳厚地域意味的原生状态。对于“历史文化”视角的确定,是作家借此描摹,思索文化变异的一种必要手段。

    文学是民族的,同时,它又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现实生活的形象反映,因此必然程度不同地打上时代的烙印。品味阿库乌雾同志的诗歌,给人印象较深的是,在那充满激情的诗行中,不仅跳动着时代的脉搏,还透溢着现代诗蕴的气息——文学的现代性。而这种现代性,是在吸收民族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又大胆吸取外民族文学精华的结晶,这样的作品,才不仅为本民族人民所喜爱,又能为更广泛的外民族人民欢迎,才有可能通向世界艺术宫殿的大门,甚而在世界艺术之林中占一席之地,这已成为现代艺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不容争辩的事实。值得强调的是,文学还必须对用现代眼光审视地域的文化人格。由此表现出深刻的民族自省意识和彻底的自我批判力,是古老民族从传统走向文明的光辉起点。
    所谓地域的文化人格,当是指在地域文化积淀和影响下,所形成的一种地域人民的群体个性的精神特征。自然,由于地域文化积淀和影响中正面和负面的各种效应,所形成的地域性精神特征也应是优劣杂存好坏都有,并且并非一成不变的。对彝族文化来说,几千年来的历史文化积淀,加之汉族文化旁敲侧击的种种影响,再又是现代文明对于地域性文化精神的巨大强烈的磨合作用,这些均使得凉山地区文化人格精神既表现出一定的地域个性,同时也呈现着多元和复杂的色彩。现代人对自身文化所作的自觉的批判性的扬弃和对新文化的积极创造。主要表明在对传统理论、观念、方法的批判和革新。如果我们去考察一个民族世世代代活动组成的历史长河,就可以发现:虽然每一代人都有自己明确的目的,但在千百年的整体上却透出某种盲目性。历史的规律就深藏在这种盲目性中。揭示这种盲目性并让更多的人认识它,这就是一个历史学家的良心,同样也是一个文学家的良心。”这种基于人类文明史上高度的历史观念,既需胆识,又要良知,既是思想上的,又要上升到艺术上的,这是超越时代而上升到人类文明史高度对中华民族历史的沉思。
    阿库乌雾诗歌的现代性首先表现在以感伤情怀面对尴尬的传统。就文学创作而言,诗人如果仅仅写出地域的外在风貌特色,奇异独特风俗习惯,是不能成其大气象的。只有在时代发展中,努力去开掘特定的地域人心,写出构成特定时代地域文化特色的人的精神、灵魂和人格,也就是说,要去发掘民族文化精神的时代性地域表现,思考特定的人文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对于人的精神影响,并进而努力去开启能照亮人类心智的紧随时代发展的灵光,方能进入较高的文化品位。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文化之子,又是从传统文化的熏陶、教育中“过渡”过来的“文明人”,在他的血液中也是浸润着不少本土传统文化因子的。对此,难免不流露出某些留恋、缅怀的情绪,这是难以言说得清楚的深沉的依怀之情,也表现作家所面临的理性与感情,情感和观念之间的两难尴尬处境,一种独特的文化展示。但并没有妨碍他以清醒的现代理性目光去审视和批判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影响。诗作无疑是从一种新的特定的立场对彝族文化传统的一种回视和审察。
    在阅读阿库乌雾诗歌时,我们仿佛窥视到诗人内心的矛盾情怀,当他面对着尴尬的传统时,不由自主地意识到改造必要的同时,却又难免抒发出种种依恋和怀旧的忧伤情怀,当他通过作品去追怀和展示文化熏陶下所形成的充满地域特色的文化人格精神的时候,他在内在情绪上既表现出充溢着抒情色彩的自我欣赏和自我迷醉,也力求客观冷静的理性自审。当他透过“家园”故事、守望热土,追寻理想人生之时,诗歌中的内在情绪大都是乐观的。然而,他的创作并不都是在一种乐观、平静、充满期待的心态意绪之中行进的。在更多的时候,特别是当诗人的笔触指向传统的终结,深入历史的变革之时,由于传统文化在处于终结状态时所显现出来的种种尴尬相;由于历史文化在面临裂变的过程中所呈现的痛苦和艰窘,常常使得具有现代意识的诗人会在内在精神上显现出抉择的艰难和评价的困惑。这使我们感受到他比同时代诗人有着更多的孤独、忧郁、焦灼与痛苦,使他对原始宗教文化意识形态的落后因素进行了鞭挞和无情的揭露,在现代目光的理智注视中,看到了处于终结状态的传统的尴尬和走出尴尬的变革观念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我试图用最古老的骨骸,磨砺成锐利的银针,以道路和方位为线,来缝合人世间灵肉的裂痕”《玩偶》。古老的民族固有的封闭、堕性、阻止着前行的步伐:“是母亲的第一口浓浓的汁液/令你脆弱的生命中毒”。“我只能在梦中赞美你的夭亡/想象你伫立土地深处/活像一束不灭的/地下火把”《夭亡》。
    其次,对现代物质文明下的精神失落而哭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种西方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也潮水般涌入,在社会转型中,也出现了一种重物质和硬件、轻伦理和人格的“物欲化”倾向;一种精神流于肤浅,言行缺乏理智的“躁动化”倾向;一种政治观、是非观、荣辱观模糊,正义感、责任感淡化的“淡漠化”倾向;还有一种崇尚不文明,甚至反文明的“粗俗化”倾向。传统的政治信仰、道德准则、人生观、价值观都在动摇,拜金主义、享受主义、官僚主义、虚无主义杂合在一起物化着人们的精神追求,一方面是物欲的扩张,一方面是理想的萎缩,它致使人们用一种空前现实的态度去对待金钱、权力、婚恋和性文化。这是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变奏在人的内心激起的矛盾与冲突、喧闹与骚动 、失衡与失序、怀疑与惶惑、痛苦与不安。这心灵的骚动就其本质而言是人的价值取向、道德观念、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受到挑战之后的一种权衡与决择中的两难表现。比起生活方式在物质层面的诸多改变,心灵层面的痛苦与冲突自然更加沉重与深刻。
    米兰、昆德拉强调:“也许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生活最充实的象征。负担越沉,生活也就越趋近真实和实在。相反,完全没有负担,人将变得似真非真,运动自由而毫无意义。”阿库乌雾揭示了特定环境下生活的真实。“电网  磁网  信息网/情网  肉网  魂灵网/网状的毒汁无始无终/卷帙浩繁的国度/异类开始形成于/难以抒写的一纸空文/在全面叙述的时代/中断叙述”《蛛经——关于蜘蛛与诗人的艺语》。在诗人笔下,人性被扭曲,人与人心灵不再沟通和互相信任,都市变成了没有生命的荒原,充满欺诈:“接通电源/却无电流通过的街/无烟无火的街……/防盗门广告是这条老街崭新的补丁……/蚯蚓街/未来高蛋自产品作坊/蛇街/世界上唯一合法的吸毒贩毒场所”《街谱》。在《特技》一诗中,更是把都市的精神伦陷揭示得淋漓尽致。这如马克思主义指出的,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的特殊的否定方式,经过这样的否定,它同时就获得发展。
    再次,诗歌的现代性还表现在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背叛”,重构彝人当代信仰和理念。接受了现代文化教育的作家,从理性上对于传统文化中那种酸腐、悖时、尴尬、错位的文化生存状态是有着颇为清醒的批判意识的。他清醒地看到了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异,这种令人难堪的文化生态、心态,已一步步地趋于终结,这已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于是,诗人站在现代意识的高度,从一种新的,特定的立场对彝族文化传统进行回视和审察,并以“艺术家的勇气”,大胆的对传统文化中某些陈旧理念进行“反叛”,重构新的理念和信仰。
    彝族文化传统中沿袭着“蜘蛛神话”,即蜘蛛创世,蜘蛛是魂君的蜘蛛崇拜和信仰。诗人却以惊人的勇气去颠覆彝人对蜘蛛祗敬的传统,有的只是质疑甚而是叱责的情态。“蜘蛛无血/而蜘蛛肉丰/把梦表意/依然活灵活现/蛛多蛛网多/道路与方面四通八达/线形的陷阱毫无破绽”“情网  肉网 魂灵网/网状的毒汁无始无终/”甚而说“在蜘蛛的引诱下/……在诗歌繁荣的时节/消灭诗歌”(《蛛经》),这里,蜘蛛是用网布陷阱、吐毒汁,残害生灵,甚至要消灭诗歌的意象,没有灵君的光辉,反而是害人精的象征。同样,《雏鹰》叛逆了诺苏彝人自古崇拜的鹫鹰,虎崇拜也成为历史,因“虎子”只是“大泽中的阿扎花/生生灭灭/”而乌鸦却成了彝人信仰中“凶兆显象”,……阿库乌雾正是从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全面背叛”旧的传统文化,在重构彝人当代新的理念的道路上做出了大胆的尝试,并从中表现出极强的现代意识。
    此外,阿库乌雾诗歌的现代性还表现在诗艺的变革。诗歌创新不仅体现在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也表现在创作方法、创作手段和技巧上,举世瞩目的现实主义作家们,面对野蛮守旧的专制主义高压统治,在既要反映现实又不敢溢于言表的情况下,经过艰苦探索,在继承传统又熔西方现代派表现手法于一炉的大胆创新中,形成了一种迂回曲折、隐喻暗示地反映现实的方法:它既不同于现实主义的精确具体地描写“我”以外的客观现实的具体关系;也不同于浪漫主义的侧重描写和抒发与现实对立的“我”的理想;更不同于现代主义的热衷表现主观体验的情绪。它把现实与虚构熔为一体,在一种魔幻的气氛下加以再现,然后通过色彩斑驳、光怪陆离的画面和形象的折射,曲折地反映现实世界,借此达到以鬼揭其凶,以神鞭其恶,以怪诞否其昏庸,以巫术喻其没落的目的。这种从创作原则到表现手段的大胆突破与创新的成功,使之一出现便轰动世界文坛。彝族诗人也在努力地寻找新的突破口。在阿库乌雾的笔下,他不仅遵循本民族文化艺术传统,选取神话、传说等题材,运用民间说唱形式,叙述着一个个古老而新奇的故事,更是突破彝族诗歌的表现手法,从屈原的《天向》、郭沫若的《凤凰涅槃》、三十年代现代诗派、八十年代朦胧诗派诗歌中吸取营料,甚至诗人不拘泥于民族文化传统,大胆吸收了魔幻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意识流小说、黑色幽默、记录体小说等等有用的艺术技巧,还将电影、电视、音乐、绘画艺术形式和哲学、医学、美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内容熔为一炉,因而使得他的作品立意深刻,艺术形式奇特。创新、超越是文学的生命。而审美超越的实现,与创作主体的多种因素密切相关,是作家艺术家个体化本质力量的体现,是个体的心智结构、创作能力、人格心理、知识阅历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反映,是其个体能动性与创造性的凝固与升华。从某个角度看,它最终表达的,是创作主体个人高远的人生境界或某一独特深刻的人生见解。同时,作为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往往是对社会生活本质的概括和升华,以作家自己的心灵来抽象概括广袤的宇宙人生民族国家之理。是从自己的精神世界中真正深思熟虑过的,真正感动过的,真实感情充溢的东西。作家、艺术家从平凡生活中发现闪光的东西,萌生创作的动机和激情,不可遏止,进入审美超越状态,才能化腐朽为神奇,在客观历史呈献中打下主观的烙印,留下自我的影子,其中所透发的精神意蕴,常常是在对于理想家园的怀恋和追索,对于传统演化的情感态度,和对于人格精神的自豪自审之中得到曲折地传递出来,这是一种通过写作人之笔的曲折传递,因而,在发掘、思索和评价彝族人的人生情状和精神归趋之时,也流露出彝族写作人自身的精神归向和文化心态。
    综上所论,阿库乌雾的诗作,是民族性与现代性交融的放歌,为现代诗歌创作在这方面的探索提供了成功的经验,这无疑是难能可贵的,为彝族文学的繁荣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张颐武  《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  南京. 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7年
2、莫达尔  《爱与文学》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7年版
3、陈思和  《当代文学中的寻根意识》  《文学评论》  1986年第6期
4、徐其超、罗布江村主编  《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1年版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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