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根据叁布勒诺日布先生提供的资料[1]及本次搜集的资料编制了《扎鲁特胡尔奇艺人表》，并在其后作了简要分析。在此首先向叁布勒诺日布先生致谢。

从上表可以看出扎鲁特胡尔奇艺人传承与胡仁·乌力格尔口头传统一些规律性特征。下面简要分析如下：

　　首先，从“艺人”与“籍贯”二列看，蒙古胡仁·乌力格尔史上最重要的七位胡尔齐——朝玉邦、琶杰、毛依罕、扎纳、萨仁满都拉、道尔吉、却吉嘎瓦——都出于此地；胡仁·乌力格尔的两大流派[2]——琶杰与毛依罕流派、扎纳流派——源于此地。扎鲁特旗胡仁·乌力格尔传统来源于辽宁阜新县，扎鲁特的“祖师爷胡尔奇”朝玉邦就是让来自阜新县格根庙的旦森尼玛胡尔奇一手调教的。后来，扎鲁特的胡尔奇艺人形成了两大流派。其中琶杰与毛依罕流派传承了朝玉邦等创造的源于蒙古传统史诗的花样繁复的演唱风格；扎纳流派传承了紧扣故事脉络的简明干练的演唱风格，并后来影响和发展了土谢图旗[3]的演唱传统。扎鲁特胡仁·乌力格尔传统的传播轨迹如此清晰可辨，折射出了整个蒙古胡仁·乌力格尔传承的一些规律性特征，对研究该传统的传播史具有重要的个案价值。而更重要的是，今天的扎鲁特仍然是蕴藏和传承胡仁·乌力格尔的热土，展示着活态口头传统多姿多彩的生命状态。

　　其次，从“青少年时代经历”一列看，除一些特殊情况外，扎鲁特胡尔奇艺人在他们学艺过程中，有过以下几种比较普遍意义的经历：当过喇嘛，记忆力超人，诵经出色，后出庙说书；拜师学艺或让身为艺人的家庭成员（或亲戚）调教；自幼爱好民间文艺，受名艺人感染，等等。其中，20世纪10年代以前出生的艺人中，早先当喇嘛，后又出庙说书者占绝大多数。如，旦森尼玛、朝玉邦、萨满达、忠乃、吴迪、巴拉丹、拉西舍冷、琶杰、达日赖、翁古代、阿日达、那木斯来等，都有过类似经历。当然，这并非排除他们也有过拜师学艺的经历。而在20世纪10年代以后出生的艺人中，拜师求艺者占了绝大多数，却几乎不见先当喇嘛，后出庙说书者。这一现象很耐人寻味，它启发我们去关注胡仁·乌力格尔传统与佛教文化之间的一些关联。

　　一直以来，在蒙古地区的寺庙里，经文大多是用藏文来念诵的。念经的喇嘛并非都通晓经文的旨意，只有少数几位获得“固士”（即翻译）称号或经过专门训练的喇嘛才有能力做蒙藏文互译或译解，多数喇嘛则凭借记忆而直至用藏文流利地背诵长篇经文。这无疑是一种记忆力的考验和磨炼。从旦森尼玛到那木斯来，扎鲁特旗胡尔奇艺人大多都记忆力超人而成为诵经能手，有的甚至当上了“翁苏得”。翁苏得就是领经师，是一座寺庙最能背诵经文的喇嘛，且嗓音极好，每次大型经会都要开头领经。而这些记忆力超人的诵经手和翁苏得们，后来都出庙成了胡尔奇艺人，并同样以记忆的方式负载了一个巨大的口头传统。他们在作为诵经手或领经师的经历中，无疑练就了一套特殊的记忆技巧、嗓音技巧和经曲运用技巧，以致成功地记忆和流利地念诵着那些不晓旨意的经文。而这些，也无疑助推了他们日后的胡仁·乌力格尔演唱实践，无论在记忆胡仁·乌力格尔程式诗句时，还是在具体演唱中搭配曲调或运用嗓音时，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前口头传统研究中，一些口头诗学的规律性问题，诸如，演唱大型口头文学的民间艺人是如何训练有素地记忆程式诗句和长篇叙事段落的，如何训练有素地搭配或临场变换曲调的，又如何在长时间的演唱中训练有素地运用嗓音的，等等，一直是学者们饶有兴趣的讨论课题。而扎鲁特旗胡尔奇艺人群体的上述现象，对这一问题的深入阐释，具有重要的启发性意义和实证价值。

　　再次，从“主要演唱的故事”一列看，《五传》、《唐代故事》、《商国》等，是扎鲁特胡尔奇艺人的主要故事传统。其中，似乎以《五传》的地位更为特殊。《五传》由阜新县格根庙（瑞应寺）的蒙古喇嘛恩和特古斯创编，并由同为该庙喇嘛的旦森尼玛传授给朝玉邦和白音宝力稿而传遍扎鲁特草原的[4]。据扎拉嘎先生研究，《五传》是蒙古史诗传统与汉族演义小说的结合，是现存蒙古故事本子新作的代表作品，是庞大的故事系统[5]。这些“说唐”类故事本子，“确实包含着蒙古族传统的审美理想与文化心理”[6]。而扎鲁特胡仁·乌力格尔主要传统之一便是《五传》，可见，这里的传统在整个蒙古胡仁·乌力格尔故事系统中，具有代表性意义甚或典型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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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蒙古族说书艺人小传》，辽沈书社，1990年；《蒙古胡尔奇三百人》，内部资料，哲里木盟文学艺术研究所编。
[2]目前，确定胡尔奇流派问题仍有争议，有的学者持三大流派观点，即把琶杰、毛依罕分为两个流派，加上扎纳流派。而更多的学者持两大流派观点。
[3]今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
[4]叁布拉诺日布、王欣：《蒙古族说书艺人小传》，3页，辽沈书社，1990年。
[5]扎拉嘎：《比较文学：文学平行本质的比较研究—清代蒙汉文学关系论稿》，138页，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2年。
[6]扎拉嘎：“汉文小说之满文和蒙古文古旧译本述略—分类与比较研究”，王邦维主编：《东方文学：从浪漫主义到神秘主义》，335页，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