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史诗传统。“勒俄”系彝语hnewo的音译，直译为“口耳相传”，主要流传在金沙江南北两岸的大小凉山彝区，是200多万人口的诺苏支系世代传承的大型族群叙事，流传久远，影响深广，被人们珍视为民族的“根谱”与文化的瑰宝，长期以来一直在历时性的书写传承与现时性的口头演述中发展，并依托民间仪式生活中的“克智”（口头论辩）而得到广泛的传播和接受。史诗演述人通常是杰出的民间论辩家，被尊称为“俄布苏”(知识广博的人、智者)。

　　作为一种古老的叙事传统，史诗发展到今天，已经过了漫长的历史酝酿过程和民间口头流传过程，是历史、民族、文化、宗教、习俗等的巨量包容的语言艺术品。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史诗随着时间的嬗递、社会的发展、文化的演进而不断地得到丰富、发展，也产生了相应的衍变，因此，其内容包罗万象，既有宇宙洪荒，天地开辟，万物发生、人类产生等神话性的表述，同时也有洪水泛滥、始祖“再生”、族群形成、部落征战与联盟、先民迁徙与定居等历史性的传说，还涉及到彝族先民部落政权的建立，以及家支制度的形成等更具史实性的叙事。史诗与训喻诗歌“玛牧”一道被誉为诺苏支系的两大文学传承，堪称是彝族文学宝库中的叙事范型。

　　从文本的传承惯制而言，史诗有极为严格的文本界限与文本性属，整体上分属于“公勒俄”与“母勒俄”两种文本系统，这与彝族古老的万物雌雄观有密切关联；从口头演述而言，史诗又有着严格的叙事界域，分为“黑勒俄”与“白勒俄”，并按“说史诗”与“唱史诗”两种言语表达方式，在主客双方派出的论辩能手之间进行比赛，由具体的仪式化叙事语境（婚丧嫁娶与祭祖送灵）所决定。史诗在口头演述中分为“勒俄波帕”(史诗述源)、“勒俄册估阶”(史诗十九枝)、“勒俄布茨(史诗叙谱)三个叙事环节，总体上以“述源”和“叙谱”为线索，将一系列情节基干和故事母题统合到了创世、迁徙、战争、定居等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塑造了众多的神人形象、文化英雄和祖先英雄，汇萃了神话、传说、故事、谚语、格言，乃至谜语等民间口头艺术的精华。此外，史诗还充溢着浓厚的宗教气息和奇谲的巫祭色彩，从而透露了史诗在其形成过程中与彝民族本土宗教之间的内在联系。

　　史诗“勒俄”的承传←→传承始终伴随着“克智”口头论辩而与山民的仪式生活──婚礼、葬礼和送灵──发生着密切的联系，史诗的演述从来都有其深刻的、丰富的文化语境，不是空谷来风的一阵即兴咏唱，也不是人们打发闲暇时光的一种娱乐活动。作为一种神圣的族群叙事传统，史诗演述之所以出现在民俗学意义上的“人生仪礼”（rites of passage）活动中，正是史诗传人与听众通过口头叙事的时间维度，运用彝人关于生命周期的经验感知，在特定的仪式空间共同构筑了本土文化关于人的存在与生命本质的叙事。仪式化的史诗演述，以其严肃重大的主旨，形象写实的阐释，从头至尾贯穿着发人深思、生动美丽的隐喻和象征，激发着人们去理解仪式生活的深刻涵义，去体认诺苏的世界观与生死观。而这些仪式、礼俗活动一次次创造了社会公共生活的共享空间，也同时创造了史诗传播─接受的仪式化叙事语境。

　　史诗在久远的流传过程中产生了多种书面化的异文与异文变体，其版本系统大体上可归为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史诗抄本。1948年前后，凉山最后一位土司岭光电翻译出史诗的第一个油印汉文本《史传》，此后陆续编印的汉文译本还有《勒俄阿莫》（母本）、《勒俄阿补》（公本）、《武哲》（雪族）和《古侯略夫》（古侯部的公本）、《布茨拉俄》(叙谱本)等十数种，皆为内部资料本。1960年由巴胡母木（冯元蔚）、俄施觉哈、方赫、邹志诚翻译、整理的《勒俄特依》，收入《大凉山彝族民间长诗选》，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1978年由曲比石美、卢学良、冯元蔚、沈文光搜集、翻译的《勒俄特依》，辑入《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编写组编《凉山彝文资料选译》第一集，内部参考资料，由西南民族学院印刷厂承印；1982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冯元蔚整理的彝文本，1986年该社又出版同一整理者的汉文译本，2000年其彝文本修订后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