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有图画，后有文字，历代学者对《山海经》的形成过程充满想象。现代版的解读已将古老的《山海经》纳入社会学、天文学的领域，这无限伸缩的空间似乎更说明了《山海经》疆域之广阔

　　“《山海经》不是儒家经典，在中国主流价值观中从未取得重要地位，它所触及的，正是《论语》等经典中避而不谈、视而不见的东西。”

　　“《山海经》是历代文人尤其是非正统文人妙想方外、神游八荒的现成框架。”

　　一千六百多年前，当文人陶渊明看到《山海经》时，《山海经》似乎还是一部有图有话的作品。于是，他写下了“流观山海图”这样的字句。他的《读〈山海经〉》，将“精卫填沧海”、“刑天舞干戚”之类的故事带进了文学的视野。

　　现存的《山海经》共十八卷，其中《山经》五卷，《海经》八经，《大荒经》四卷。长期研究《山海经》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马昌仪认为：《山海经》最特殊之处莫过于“既有写实、又有虚幻”，“集地理志、方物志、民族志、民俗志于一身，既是一部巫书，又保存了大量的原始神话”。

　　对于一般人而言，作为祝融、西王母、雷神、女娲等众多人物典故出处的《山海经》，是一部神灵栖息、鬼怪出没、异类横行的图景，但对学者来说，问题还要复杂得多。

　　“《山经》和《海经》成书时并非一本。《山经》依山川自然走向顺利写成，是古人对地理资源的考察实录无疑，而《海经》内容虚而不实，从行文风格，就可看出是述图之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刘宗迪，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著《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里，将《山海经》古图视作一本“失落的天书”。

　　至少在宋代，《山海经》图已经亡轶，人们只能从文字之中，猜测想象它的本来面貌。随着秦皇汉武开拓疆域，一个与汉民族文化相异的四方世界展现在征服者面前；诧异之余，他们想到了《山海经》，于是，《山海经》中那些不着边际的地名，终于找到了其地理学意义上的“归宿”。

　　马昌仪一直在寻找《山海经》的另一半——山海经图。在最近重版的《古本山海经图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她所搜集的明清以降的山海经图版本达到16种。“通过明清，追溯战国，我想看看能否从现有的文献资料中，找出《山海经》古图的踪迹，再现图文《山海经》的叙事语境。”

　　关于《山海经》图的诸多猜测

　　“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一脚的牛；袋子似的帝江；没有头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还要‘执干戚而舞’的刑天……”是鲁迅少年时最爱的“宝书”，它便是《山海经》的绘图本。

　　由于《山海经》文字中出现了诸多奇特的名字，加以后世绘者的异想天开，在普通人眼中，它一直是一部摹神写鬼的怪书。飞鱼、人面鸟身神、三头人……是《山海经》最令人着迷又令人困惑的内容，为这部经典抹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很多人认为其中有怪物，所以觉得《山海经》很有趣。事实上，原书原图应该不是描摹怪物的。”刘宗迪把《山海经》中所谓“怪物”分为两类：一类多为出现于《山经》中的怪物鸟兽，另一类则为《海经》部分的长相怪异的族类。

　　《山经》中的怪兽，很多都以人面、鸟首、九尾等样子出现。“其实这只是人们描述这种动物的方式。可能他们之前从未见过这种动物，因而用打比方的方式进行比喻。后人误解了，便以为是怪兽。”在刘宗迪看来，《海经》则是另一种方式的夸张，“原图作者记录某一场景，试图强调某些因素，因而有夸张、变形，就像现在的漫画。”

　　那么，遗落在文字背后的《山海经》古图，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故事？

　　从它亡轶的那天起，就开始有人追问《山海经》图的原型，也附会了许多传说。宋时，欧阳修把《山海经》与禹铸九鼎的传说联系起来，成为大禹治水系列神话中的一部分；朱熹则认为《山海经》源于屈原《天问》，与《天问》一样是摹写图画之作。

　　“对《山海经》文字所据之图的看法，大致有地图、巫术图、壁画图等。”刘宗迪介绍说。东汉明帝时，明帝赐《山海经》等书给负责治水的王景，可见当时人们视《山海经》为地图。既为地图，便有人按图索骥地寻找、对照《山海经》中所谈及的地域，但直至今日，它依然“烟涛微茫信难求”。

　　刘宗迪本人的解释，却带着另一种关切与追问。清末学者王国维曾通过《海经》与甲骨文的比较研究，认证《海经》图可追溯至殷商。而刘宗迪相信，在人们刻写记录还十分困难的当时，“所记录的往往是他们最真实的生活、对他们而言最真实实用的常识。”

　　他想象远古时期的农人，每天观察太阳出入何处，用来定季节以便农耕的资料。因而，《山海经》中特意强调的七座“日月出入之山”，应该是世代居住在那里的人们观测时序的参照系，是他们赖以观照寥落世界的出发点。因而，诞生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上古的《山海经》图，应当是一部“天文历法”。而那些被夸张的怪人怪物，应当是出现在岁时祭祀典礼上的装扮奇异的人。

　　马昌仪则比较倾向于《山海经》是一部“巫术性的地理书”的看法。她提到，考古学上发现了十余种少数民族用以送魂的巫图，“它是为死者指路的，告诉他祖先在何处，去那里会经过哪些河流山川。”《山海经》图的作用与之类似。在中国文化中，“巫”相当于神权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是那个时代最有知识的人，但又受到所处时代知识水平的限制，“所以他们写出的《山海经》，扑朔迷离、亦真亦幻。”

　　“目前，无论认为是壁画、地图、巫图，都没有充分证据，都有猜测的成分。”马昌仪认为，正是《山海经》既虚且实的特点，引导着学者们可以不断探索、提出不同解释。

　　海外地图：信以为真的错误

　　源于误解，却最终成了奇异的思想之泉。据刘宗迪介绍，“基本可以确定，《海经》作者是战国时期人，他为何误以为《海经》图是海外地图？因为原图中夸张了的节日庆典、仪式等，非常符合他们对于远方的想象。”

　　战国时期，汉人所接触的地域局限于中原九州，车马所及之处有限。“华夏之外的远方，在他们心目中依然还是一个充满魅力又危机四伏的未知之域”，对此，他们充满怪异的想象与恐惧。“因而，作者会将《海经》图误解为大荒海外的地图。很有趣的是，这本来是一个错误，后人却信以为真，据此对四方进行命名与想象。”

　　秦皇汉武，中国历史上疆域扩张最为猛烈的时候，人们在遥远的四方之野发现了一个“山海经”的世界。南蛮北夷，本来就是汉民族对周边少数民族的不敬称呼，这时似乎成了《山海经》的真切图景。“昆仑、番禺、焦作等，都是用《山海经》命名的名字。汉人认为四方即为蛮夷，这种命名即代表了汉民族对他们的想象与占有。”

　　“可以推断，原图形成的时代，中原的文化和政治交往比较落后，处于小国寡民状态。”如果按刘宗迪所说，《海经》图果为天文立法之书，那么它所描绘的世界，不过目光能及的方圆百里之内。而后，文字渐渐扩展了视线，随着文化交流的步伐不断向外延伸。“清末，西方地理学进入中国，中东、非洲等纳入了中国人的知识体系，进一步将中国人对《山海经》的理解扩展到世界。”

　　到民国初期，有关《山海经》的猜测更加大胆，有人说《山海经》是印度人所作，有人认为是古巴比伦人所作。甚至，在美国人默兹的阐释中，《山海经》时代的中国人曾越过“大壑”——北美洲科罗拉多大峡谷，来到美洲世界。《山海经》如同一束光，早已超越它原始的界限，随文化交流而射向世界。

　　在《山海经》原图消失后，后世根据文字不断描摹，出现了不同版本、不同形象的《山海经》图。马昌仪所收集的16种《山海经》图，始于明万历年间，讫于民国，尽管保留了原始图的粗犷的风貌，但亦有明显的明清特征。在画像造型、结构、意境与夸张手法的细微差别之间，人们也在不断重构关于《山海经》的想象。

　　《山海经》传入日本后，江户时代的日本画家重绘其中形象，用笔柔婉细腻，与中国诸本有明显不同。有趣的是，日本人将向来以男性神出现的“烛阴神”画成长发披肩的日本淑女，重新定义了“烛阴神”的性别。

　　“《山海经》不是儒家经典，在中国主流价值观中从未取得重要地位，它所触及的，正是《论语》等经典中避而不谈、视而不见的东西。”但刘宗迪说，《山海经》却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博古的路径，“因其博古知识而为人所乐道”。

　　“《山海经》是历代文人尤其是非正统文人妙想方外、神游八荒的现成框架。”刘宗迪说，误解后的《山海经》，成为历代文人作文的灵感来源。无论是神怪小说、还是诗词，《山海经》都提供了放纵想象力的广阔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