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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锡诚]对“后集成时代”民间文学的思考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06-12-28  作者:刘锡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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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有机会参加第五次江苏省民间文艺理论研讨会,首先要感谢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及蒋义海先生的邀请和安排。从1958年春第一次到南京、苏州、常熟、昆山调查了解民歌,与华士明、周正良等结识与合作起,我与江苏省民间文艺界的交往,算来已有42年的历史了。几十年来,在不同阶段我先后结识了许多朋友,与他们有过不同形式的交流和合作。朋友们的工作和业绩使我敬佩,使我获益。近十多年间,虽然也来过几次南京,但都是为了别的事情、参加别的学科的会议,没有机会与同行们坐到一起讨论民间文艺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如今能与这么多多年不见的新老朋友和同行聚首古都南京,为中国民间文艺事业的持续发展探求新的思路,真是一大快事。
    在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的学术发展史上,江苏占有特殊的地位。受吴文化的滋养,江苏历代文人荟萃,学者辈出;民间文学领域也不例外。现代中国第一部民歌集《江阴船歌》,就是刘半农先生于1918年由上海、江阴北上到北京大学任教途中向船工们搜集的[1],被周作人称为“中国民歌科学采集史上第一次的成绩”。[2]
    接下来,陆续出现了顾颉刚的《吴歌甲集》(1926年),王翼之的《吴歌乙集》(1928年),王君纲的《吴歌丙集》(1931年)等。一百年来,江苏省对民间文艺学科建设有贡献的人物,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还要提到魏建功,俞平伯,吴立模,郭绍虞,林宗礼,钱佐元(小柏)等前辈。本世纪前50年,江苏省民间文艺学建设的最显著的特色,是对吴歌的搜集和研究。最近江苏古籍出版社在“江苏地方文献丛书”中出版了一部大型的《吴歌·吴歌小史》,把前50年间有关吴歌搜集与研究的文字全部汇集起来,作了一个历史的总结。至于后50年,第一本民间文学著作,也是关于吴歌的,是钱静人在苏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1952年组织的采风的基础上写成的《江苏南部歌谣简论》。[3]
    后50年,特别是近20年,吴歌的搜集与研究出现了重大进展,发掘采集了许多民间叙事长诗[4]
     和能够记忆与演唱长诗的歌手。其代表作有:朱阿盘、唐建琴等唱述、朱海容搜集的《沈七哥》;陆阿妹唱述、张舫澜、马汉民、卢群搜集的《五姑娘》;朱祖荣唱述、朱海容搜集的《华抱山》等。吴语地区多部民间叙事长诗的搜集出版,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大意义。[5]
    但由于研究工作的相对滞后,民间叙事长诗的意义和内涵,还有待深入全面的研究与阐发。江苏省民间文艺研究的成就,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如由康新民等在镇江筹建起来的我国第一家民间文艺资料库;如80年代几位学者对白蛇故事的研究,90年代以来陶思炎对民间文艺理论的研究、车锡轮对宝卷的研究、高国藩对敦煌民间文学的研究,等。
    在全国民间文艺及其研究陷入低谷的时候,江苏省民协召开第五次民间文艺理论研讨会,探讨民间文艺持续发展的有关理论和实践问题,把理论研究推向新的阶段,说明江苏的同行们又走在了全国的前面。因此,我向你们致崇高的敬意,对会议表示热烈的祝贺.
    我在民间文艺研究上没有作出成绩,徒有中国民协顾问的虚名,步入老年后脱离了第一线工作,闻见有限,实不敢在这个讲坛上发言。所谈所论,难免偏狭或误谬,请各位领导和专家指教。下面谈一点我对当前民间文艺工作、主要是理论研究的思考。

    一、关于“后集成时期”

    我们谈论的“民间文艺”,包括现在的和历代的民间口头文学和民俗艺术,但其核心部分是民间文学。这一点,50年前郭沫若先生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就讲清楚了。许多前辈学者也都讲过。中国的民间文学,源远流长,十分丰富,加之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是我国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20世纪中叶以前,中国民间文学没有系统全面地搜集过,因而我们所拥有的民间文学文本资料和音像资料是相当贫乏的,且由于文人墨客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对民间文学资料的记录相当随意,缺乏严格的科学性,甚至多有歪曲。鉴于此种情况,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前夕的1918年起,有识之士们就不断提出对中国的民间文学进行全面的收集,以便把自生自灭的民间文学资料得以保存下来、传递下去,同时在翔实可靠的资料的基础上开展研究工作,以探究中国下层老百姓的世界观、生存状况、文化传统、风俗习惯、道德仪礼等,从而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国的民间文化遗产和传统。文革之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几代人的这一理想和愿望,终于有了付诸实现的可能。这就是1984年制定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编辑计划,以及围绕着这一计划开展的全国民间文学普查工作。
    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计划以及围绕着集成而开展的全国民间文学普查,是中国民间文学史、甚至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项宏伟工程。作为参与制定这项计划的工作人员之一,感谢文化部副部长丁乔和国家民委副主任洛布桑、以及时任文化部代部长后任国家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组长周巍峙等领导同志的支持,没有他们的积极支持,就不会有这个涉及全国各省区的民间文学集成计划的诞生。酝酿多年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计划的文件,终于在1984年5月28日由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三家签署并下达,7月在山东威海举办全国第一次民间文学集成工作会议,开始试点和培训干部的工作,尔后全面铺开。1987年9月宣布普查阶段基本结束,进入编纂阶段。[6]
     据“中国民俗网”最近的消息,三套集成全面完成的有三个省,即浙江、江苏、宁夏。审稿结束的还有上海市。已出版的26卷(或30卷);还有相当数量的卷本在印。[7]
    据权威人士评估,已出版的虽然只有26卷,仅占总数90卷的1/3弱,但就全部工作来说,现在可以说已经大功告成、进入扫尾的阶段了。三套集成大量工作的完成,意味着全国民间文学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后集成时期”。
    “后集成时期”的民间文学界有那些特点呢?一方面,一些于50年代崭露头角、在集成工作中担当骨干的民间文学搜集者,在集成工作告一段落后,大多离休退休了。另一些参加过集成普查搜集工作的民间文学工作者,在集成完成之后,也处在彷徨之中。他们以为在普查之后,民间文学已经没有工作可做,而要做研究工作,又显得力不从心。对于这些同行来说,显然有一个对80年代普查的估价问题。以为经过一次普查,民间文学就搜罗无遗了。这是一种天真的想法。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我要说的是,80年代的普查是认真的,基本上符合科学原则的,但也要指出,一次普查不可能无一遗漏。据我的了解,在那次普查中,大多数的省市县是认真的、科学的,不可否认,也有许多地方,并没有进行过认真的调查,更谈不上忠实记录。我们国家很大,参加普查的人员成千上万,虽然进行过一些培训,但培训的面有限,指导工作又跟不上,田野调查的知识和基本功都与民间文学调查的要求有相当的距离。根据许多国家民间文学研究者的经验(如芬兰学者在拉普兰人中的调查),即使被调查采录过的文化社区,过几年还要再次进行追踪调查采录,从而研究民间文学的生存状态和流变规律,而且每次调查也总会发现过去没有注意到的作品或新出现的文化事象。因此,在集成完成之后无所作为的思想,显然是继续开拓的障碍,是必须克服的。
    另一方面,有的民间文学搜集者在集成基本结束之后,依然继续深入到农村,一往情深地进行着调查、发掘、采录,也有的适时地从搜集转向研究,在研究中进行搜集,而且做出了令人称羡的成绩。他们表现出了对民间创作的挚爱和智慧。我接触的范围十分有限,但我愿意举几个我所了解的例子。80年代曾经在湖北十堰市丹江口市偏僻山区发现了伍家沟故事村的原六里坪文化站站长李征康,现已年过花甲,但干劲不减当年。集成工作和伍家沟的调查结束之后,他又转战武当山后山,发现了一个隐蔽在大山皱褶里的民歌村——吕家河村,并且在这个小村里记录了15部叙事长诗。他的工作得到了包括民间文学专家和音乐学者的考察论证,中央电视台前往拍摄了专题记录片。也受到了丹江口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于去年底召开了研讨会。湖北省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主编之一、省群艺馆的韩致中,在完成集成编辑工作之后,已退休在家,这几年撰写并在文化局的资助下出版了一部专著,其中除了对民间故事在理论上的论述外,以相当的篇幅总结了他所参与的民间文学集成工作的经验体会和伍家沟故事村的情况。原在浙江省海盐县文化馆工作的顾希佳,有丰富的田野工作经历和经验,80年代曾以调查记录骚子歌而斐声民坛,引起过国内外学术界的注意,近年来他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参照和结合他人调查的成果,撰写了一部30万字的《祭坛古歌与中国文化》,近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列入《中国文化新论丛书》。这是一部几乎完全从调查资料出发立论,以实证研究为原则,研究中国社会主流文化之外的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化的专著,引起学界的注意。辽宁省锦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王光,是个女同志,她在完成锦州市的民间文学集成工作之后,在行政组织工作之余,又转入了地域民间文化的研究,撰写并由沈阳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寂寞的山神》的专著,引起辽宁省和北京学界的注意,荣获辽宁社科奖。贵州省民间文学50年成果辉煌,老一辈民间文学带头人田兵功不可没;现在文联分管民协的副主席余未人是位女作家,她与出版社的领导人一起策划出版了《贵州民间文艺研究丛书》一套11册和《贵州民间文学选粹丛书》十卷,也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注意,我看到一份材料,许多外国学者和官员闻讯到贵州进行考察。这仅仅是我知道的几个例子,继续深入民间进行专题采录或转入研究的民间文学工作者,还大有人在,令人高兴.
    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是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的共同成果和财富,应该进一步做到资源共享。只有资源共享,才能使更多的学者(包括在民协系统和不在民协系统的,国内的和国外的)利用这些资料,才能更快地提高我国民间文学的学科水平。在中国加入WTO后,国家将更加开放。民间文艺开展国际交流,不能只停留在民间文艺演出这样的层面上,必然要深入和提高到学术的层面上,中国学者也应站到联合国教科文的政府专家行列之中,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按照现在的方案编辑出版,90卷书能否出齐还是个未知数,即使全部出齐了,也只选录了全国县卷本资料的很少一部分(我想,连1/10也未必有),大部分资料将淹没无闻,或在历史的烟尘中流失。因此,我建议,组织各省的力量将县卷本(不是省卷本)的民间文学集成资料输入计算机,编制检索系统,通过数字化工程,达到资源共享。十年前,有位外籍华人学者曾向我提议和与我讨论,组织实施这一课题计划。由于多种原因,我没有答应。现在信息产业在我国已相当发达,应该说到了把这个课题付诸实施的时机了。如果民间文学集成资料数字化的课题能够上马,又有一个有威望、且胜任的课题带头人,把全国许多民间文学工作者纳入到课题中来,再聘请一些计算机和网络软件专家加盟,我想这个计划就不会遥遥无期,而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那时,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将不仅不会愧对子孙,也会站立于世界民俗学的前列。这将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

    二、关于学科建设问题

    民间文学作为人文学科中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在中国,从本世纪初开始,经过了几代学者前赴后继的拓荒、垦殖,特别是近20年来的建设,已经初步建立起了包括若干分支学科的学科体系。其中以神话学和史诗学领域的成就最为引人注目。
神话学从单纯的文艺社会学的阐释,发展为多学科的参与,触及到了世界神话学几乎所有重要问题,而且提出了许多值得注意的新见解。在古典神话及其文献资料之外,近年又在全国各地、各民族的居民中搜集了大量流传在口头上的活态神话文本,填补了中国神话学的空白。神话学一时成为显学。老一辈的神话学家(如袁珂、钟敬文)和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神话学家(如李子贤、陶阳、张振犁、潜明兹、萧兵、刘城槐、邓启耀等)都多有建树。青年神话学家在新时期脱颖而出。如:吕威在《文学遗产》1996年第4期发表《楚地帛书敦煌残卷与佛教伪经中的伏羲女娲故事》,因提出新见而获全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奖励;叶舒宪引进西方人类学方法研究中国神话及其哲学,为中国传统神话学研究打开新径;杨利慧以女娲神话和信仰连续撰写两部专著,探讨这一神话和信仰的起源,获得国家教委奖励;陈建宪埋头于中国洪水神话的类型研究。
    史诗研究虽然起步较晚,却后来居上,如今已成磅礴之势,一批中青年学者成长起来。中国不仅有了研究《江格尔》的仁钦·道尔吉、研究《玛纳斯》的郎樱两位博士导师和研究《格萨尔》的降边加措教授,还拥有了好几位年轻的博士和研究人员。一套“中国史诗研究丛书”于不久前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受到学者们的称赞,标志着史诗研究的“中国学派”已经登上了世界史诗学坛。中国的史诗是活态的,不像古希腊罗马的史诗是已经死亡了的,因此中国史诗的搜集和研究,对于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的书写,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除了长篇史诗以外,中国还是一个富于其他叙事长诗的国家。从50—80年代,在云南、贵州、广西、内蒙古等省区的各少数民族中搜集出版了上百部民间叙事长诗。60—80年代在东南沿海吴语地区的汉民族中也发现、搜集、整理、出版了几十部长篇叙事诗,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江南十大民间叙事诗》,就是从这些叙事诗中遴选出来的。50年代鄂西北广袤地带,曾搜集出版过几部长篇叙事诗;到90年代,又在武当山后山的吕家河村发现和搜集了15部叙事长诗。(据我的判断,这些长篇叙事诗有可能是500年前从全国各地来此地修庙的外地民工带来的古歌,就曲调和内容判断,有的可能是吴地的长篇民歌的遗韵。)民间长篇叙事诗的搜集出版,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根本纠正了20年代胡适先生提出的中国不富有叙事传统的结论。这种文化传承现象在理论上也向我们提出了新问题,非常符合古人所说的“礼失求诸野”的规律。当沿海地区的发展与中原地区并驾齐驱,甚至超过中原地区时,秦岭之南汉江以北这块古代的荒漠之地,就成了保存着中原文化及其传统的“野”。至少我们可以说,吴语地区和鄂西北地区,历史上曾经是叙事传统非常发达的两个地区。史诗和叙事诗如此之丰富,又呈现着活态,要研究的课题委实很多,只有我们中国自己的学者才能作出回答。
    传说故事的研究,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这段时期的主要成就,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故事家的发掘与研究,特别是故事家个性的研究;一是发现了一些故事村,最著名而且开掘得较深、研究得较细的有两个,一是湖北省的伍家沟村,一是河北省的耿村。后来还发现了重庆市郊区的走马镇,但未能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与研究。在传说故事的理论研究上,相对于神话和史诗来说,显得稍微寂寞一些,但也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从以往那种大而空的研究,逐步转向专题研究,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刘守华几十年如一日地专注于故事的研究,出版了十多部著作,近著《中国民间故事史》是一部拓荒性的著作,在资料的发掘、作品的断代、类型的解析等方面,都做了开创性的探索。另一位专注于故事研究的学者祁连休,最近出版的《智谋与妙趣——中国机智人物故事研究》,就是他几十年来研究机智人物故事的总结性著作。
    民间文艺学应是现代学。在社会转型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改革开放的步伐中,社会结构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新的民间文学适应着时代的要求,每时每刻都在普通老百姓中间被创作出来。因此,除了旧时代传承下来的口头文学应予继续搜集研究而外,民间文学工作者还应抓住时机,采摘下新时代的“国风”。古代有“十五国风”留给我们,我们也应把当代的“国风”(31个省市自治区)留给后人。这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民间文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如果我们忽略了或放弃了这方面的工作,当代民间文学将成为新的空白,我们也因而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在这一领域里,我们是大有作为的。如果把民间文艺学仅仅当作历史学或资料学,不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问题,不与现实发生关系,那它注定是要枯萎的。
     民间文学的搜集和理论研究,方法的变革是一场学术的革命。从80年代中期开始,在改革开放的思潮影响下,大多数民间文学研究者逐渐认识到,阻碍着民间文学研究前进和学术水平提高的诸多因素中,最主要的一个是学人的思维定势,即把从文艺社会学的角度和方法阐释民间故事奉为圭臬。实证原则、多学科、多角度的参与和比较研究等,不仅使民间文学的研究变得脚踏实地和丰富多彩,而且能够帮助学者们揭示出包含或隐藏在民间作品中的深层文化内含。

    三、民间文学事业也存在着令人焦灼的隐忧

    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民间文学事业出现了滑坡、衰落和萧条的趋势。有人形象地说,民间文学学科已如“落日黄昏”。这种状况的出现,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首先,“集成”普查工作告一段落,编辑工作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多数民间文学工作者因缺乏前进的方向,而处于彷徨迷茫状态。从人员结构来说,目前专业人员进入了一个自然换代的高峰时期,专业机构中的高素质研究人员流失严重,又没有及时补充有专业技能的人员,特别是有真才实学的大学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专业研究人员的青黄不接造成了民间文学工作的断挡。我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数字,但我可以断言,与一些部门比较起来,硕士、博士、甚至大学本科毕业生,在民间文学机构人员中的比例是很小的,结构是有欠合理的。
    其次,学科调整的不合理,也造成了人员的严重流失和学科水平的下降。有关领导部门几年前决定将民间文学降低为三级学科,导致许多高校文学系的民间文学课程变为选修课或干脆取消了。这个决定,以行政的力量,把百年来几代学者努力争到的毁于一旦。许多老师和研究生都纷纷抛弃民间文学而转向民俗学或其他学科。笔者以为,这样的决策,是一个失误,是倒退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去了。这样的决策所以做出,大半是因为参与决策的某些学者,即使不是站在蔑视民间文化的立场上,也是对民间文学学科缺乏应有的了解与研究。笔者在此呼吁,在调整“十·五”计划期间学科配置时,建议有关部门将这个错误的决策改正过来,恢复民间文学学科原有的二级地位,给我们这样一个在农耕文明基地上蓬勃生长起来的民间文艺的搜集、研究、继承和发展,提供一个合理的良好环境,给予一个恰当的地位。
    第三,受某些热门学科(如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的冲击,市场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受拜金主义思想的影响,一些民间文学搜集者、研究者、教师,纷纷改换门庭,转向其他学科;本来以搜集、编辑、出版和研究民间文学为职志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领导机构,近年来也迷失了方向,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自己的本行,不再把重点放在民间文学的搜集、编辑、出版、研究,更多地热衷于某些民间艺术的演出活动和民间工艺品的展销(这些是应当做的,但不是其工作的重点,即使要抓民间艺术,也没有真正深入民间去做发现和发掘、整理提高的工作,更不应越俎代疱取代或代替在这方面更有实力和更有经验的那些政府职能部门),向其他艺术家协会靠拢,以组织在城市里的演出活动代替对民间作品的搜集整理和理论研究。民间文学刊物也随之转了向,放弃了或改变了历届经中央宣传部批准的民间文学工作方针,放弃了促进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理论研究,从而建立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民间文学理论体系的任务。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工作者和民间文学理论工作者,我呼吁恢复发表民间文学作品和理论园地,并通过民间文学家们的广泛讨论,改变目前的现状。
有学者说过,在孔子的儒家学说影响下的中国文化之外,还有另一种中国文化。这种独立于儒家影响之外的中国文化,就是包括民间文艺在内的下层文化。下层文化、民间文化在传承流变过程中虽然也受到了儒家文化、上层统治阶级的文化、宗教文化的影响,甚至发生了某种程度的交融,但不论什么影响,民间文化的根本和内核不会消失,总是保持着自己独立的传统,而这些传统是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鄙视和排斥的。关于这一点,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后,许多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战士,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都曾指出过。近世歌谣运动的发生,虽然先于“五四”运动,但它无疑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支和成果。现在看来,这个成果仍然需要我们大声疾呼地加以捍卫。
    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上层文化,两千年来固然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也有严重的阶级局限和思想局限;下层文化固然搀杂着许多不健康的杂质,但它却饱含着劳动者的智慧和有着比儒家思想更为久远的原始文化的传统。二者共同构成源远流长、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从下层文化中,我们可以更直接地观察到下层民众的世界观、生活史、风俗史、礼法史,可以从中研究导致中国历代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多种因素,从而为中国的现代化服务。搜集、研究、继承、发扬民间文学及其传统,建设和完善民间文学学科,仍然任重而道远。

                                              
                                        2000年9月5日于南京

                         
【附记 】:本文系作者2000年9月5日在第五次江苏省民间文艺理论研讨会上的讲演稿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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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刘半农《江阴船歌》,搜集于民国七年(1918年7月前)。因搜集者忙于出国,出版较晚,第一次发表于《歌谣》周刊第24号,时为1923年6月24日。
[2]  周作人《中国民歌的价值》,撰于1919年9月1日,首发于北京丙辰学社编《学艺杂志》2卷1号,1920年4月30日发行。《歌谣》周刊第6号(1923年1月21日出版)转载。此文系《江阴船歌》序言。
[3] 钱静人《江苏南部歌谣简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53年。
[4]80年代以来,江、浙、沪三省市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各自搜集各地的长篇民间叙事诗,共搜集了多少部,未见权威的确切统计数字。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的《江南十大民间叙事诗》的主编姜彬和责任编辑钱舜娟在前言和后记中都说是30多部。这之后,江苏人民出版社又于1997年出版了《华抱山》第一集和第二集。
[5] 发掘记录了多部长篇叙事诗的地区,除江、浙、沪三省市外,还有秦岭之南、汉江以北的鄂西北地区,50年代出版过宋祖立、吕庆庚等记录整理的《双合莲》、《钟九闹槽》,90年代末伍家沟故事村的发现和研究者李征康又在这一地区的吕家河村发现和搜集了15部长篇民间叙事诗。这样一来,我们有理由相信,江、浙、沪吴语地区和鄂西北地区,是中国现在还保有长篇民间叙事诗的两个汉民族居住区。
[6] 参阅马振《民间文学史上的壮举——记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的开创》,见钟敬文主编《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新时代》第355—362页,敦煌文艺出版社1991年。
 [7] 据Chinese folkroe 网所载刘晓路文章《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简介》。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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