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耿世民教授最大的快乐 （耿世民供图）

    1953年，他在中央民族学院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哈萨克语言文学专业；

　　1957年，苏联专家捷尼舍夫受聘来中央民族学院突厥语研究班讲课时，他担任助手，并承担该班的部分教学任务；

　　1976年，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关领导的委托，他主持开办了我国第一个古突厥语班并编写了我国第一套古代突厥语文教材；

　　1985 年起，他招收了古代突厥-回鹘文献研究方面的硕士研究生，1993年起招收博士研究生……

　　古代突厥（回鹘）语文班的开办和系列教材的编写，对于中国古代突厥-回鹘语文学人才的培养和研究工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可以说，在此之前，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古代突厥语文学研究。而古代突厥（回鹘）语文班的开办，培养了一批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的专门人才。令人欣慰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已成为卓有成就的教授、专家，为中国的维吾尔学及古代突厥语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民族语文学家和国际知名的古突厥语文学家，耿世民对此功不可没。

　　迈进少数民族语文学习与研究的大门

　　新中国成立那年，耿世民考入北京大学东语系。因报考的印度语专业名额已满，他选修了维吾尔语专业。当时，耿世民对维吾尔语并没有太多了解，只是凭着自己的直觉选学了这门语言。从此，他便迈进了少数民族语文学习与研究的大门。

　　教耿世民维吾尔语的李森老师生于新疆喀什，毕业于乌鲁木齐语文学校，口语与书写都非常流利，但由于新中国成立前新疆教育条件的限制，他不大懂语法。由此，耿世民的治学道路，在很大的程度上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当时，学校请来民族出版社的穆提义先生讲授维吾尔语法，因土耳其语与维吾尔语相近，他又通过阅读英文、法文版（耿世民曾在上海震旦大学学过一年的法语）的土耳其语法，掌握了突厥语语法。

　　1952年春，耿世民到新疆伊犁地区实习并参加减租反霸工作，当年秋天又被派到北疆塔城地区额敏县参加土改。那里是哈萨克族聚居区，为了开展工作，耿世民又开始了哈萨克语的学习。哈萨克语与维吾尔语同属突厥语，但它们之间的差别还是不小的，相当于汉语中北京话和上海话之间的差别。古代突厥文是我国历史上曾活动在蒙古草原的突厥汗国(公元552至744年)，回鹘汗国(公元744至840年)使用的文字，这种文字的主要碑铭在蒙古鄂尔浑河流域、西伯利亚的叶尼塞河流域和今哈萨克斯坦东南部的塔拉斯一带被发现。19世纪末以来，又在我国的新疆和甘肃出土了大量用回鹘（古代维吾尔）文写成的各种内容的写本。这些碑铭和写本是研究古代突厥、回鹘历史、文化和语文的重要材料。从19世纪末丹麦学者汤姆逊解读古代突厥文字母到上世纪50年代，国外先后刊布了古代突厥碑文和写本的德、法、俄、英、日、土耳其等文本，而我国尚无从原文直接翻译的汉文本问世，当时只有从英、德文转译的不完全的译文。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北大维吾尔语专业被合并到中央民族学院。次年夏天，当耿世民从塔城地区回到中央民族学院时，在时任中央民族学院教务长尹育然的建议下，他同其他两位哈萨克族老师一起建立了哈萨克语文教学小组，由此，耿世民又开始了哈萨克语文和古代突厥语文的教学和研究历程。

　　苏联专家的不屑让他坚定了研究古代突厥语文的信心

　　上世纪50年代中期，耿世民在一次偶然机会里，接触到德国著名古代突厥语文学大师葛玛丽的经典著作《古代突厥语法》。因当时已有较好的哈萨克、维吾尔等现代突厥语的基础，又曾在大学时选修过一个学期的德语，他借助字典勉强能看懂该书的一些内容。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本书为他打开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于是，耿世民下决心学好古代突厥语文，希望能把古代突厥碑铭直接从原文译成汉文，以填补中国在这方面的空白。此后差不多有三四年时间，他一面自修，进一步提高德语（当时缺乏汉文本的德语教材，只好使用俄文本的德语教材)；一面反复阅读、抄录(当时尚没有复印机)和翻译此书。由于当时要经常下乡劳动或出差，所以对该书的钻研和翻译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

　　1957年，苏联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突厥语言学家捷尼舍夫受聘来中央民族学院工作。当时中央民族学院开办了一个突厥语研究班，招收了新疆地区近20名干部学员，捷尼舍夫担任研究班老师，耿世民担任助手并承担部分教学任务。然而在教学工作中，捷尼舍夫并不尽心。上课时，他只是选几篇古代突厥文献读读，也不讲解语法。课后同学们纷纷反映，很多地方听不懂。有位女同学向捷尼舍夫提问题时，竟然被呵斥一通。于是耿世民向捷尼舍夫提议，他可以协助编写一份有关古代突厥语法的材料，发给同学们做参考。结果，捷尼舍夫当晚就向上级“告”了耿世民一状，说“你们中国已经有专家，我不必继续在此工作……”之类的话。捷尼舍夫“告状”一事，使耿世民在多事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没少吃苦头。

　　还有一次，耿世民到捷尼舍夫下榻的友谊宾馆商讨教学问题。当耿世民看到捷尼舍夫桌上有一本勒寇克德文版《回鹘文摩尼教文献研究》时，便问能否借阅一下。捷尼舍夫用怀疑的眼神看着耿世民，不屑地说：“你能看懂德文么？”

　　捷尼舍夫傲慢的态度深深刺激了耿世民，同时也更加坚定了耿世民的决心：一定要在古代突厥语文研究方面有所建树，不再让捷尼舍夫这样的外国“专家”看低中国学者。此后，除做好古代突厥语研究班的工作外，耿世民刻苦钻研古代突厥－回鹘语文学（Old Turkic Philology）。那些年，他很少在夜间12点之前睡觉，白天事情多，就挤出晚上的时间来学习。经常是晚上6点钟左右吃完晚饭后，立即坐到桌前备课或学习，饿了就啃口干馒头。

　　由于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这个突厥语班只开办了两年便结束了。

　　赛福鼎的支持使古代突厥（回鹘）语文班再开

　　1976年，古代突厥（回鹘）语文班又在中央民族学院正式招生开班了。说到这次办班，还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前主席赛福鼎有一段故事。赛福鼎不但是一位杰出的维吾尔族领导人，还酷爱文化艺术，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诗人、小说家、戏剧家。早在1949年秋，赛福鼎就作为新疆特邀代表团团长，出席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后，他到北京大学东语系图书馆参观，看到了陈寅恪教授捐赠给北大东语系的有关回鹘文研究的图书，其中十月革命前俄国科学院出版的4册回鹘文《金光明经》引起了他的特别注意。此后，他便十分关心有关古代突厥及回鹘文献研究的工作。1951年，当他得知北京图书馆藏有30年代吐鲁番出土的部分回鹘文《玄奘传》时，马上请有关部门影印出版了这部分文献，受到了世界突厥学界的欢迎。

　　1976年，耿世民到乌鲁木齐参加关于维吾尔新文字会议，又见到赛福鼎。赛福鼎谈起了关于古代维吾尔文献研究一事。当时他就建议由耿世民开办一个古代突厥（回鹘）语文班，培养古代文献研究方面的专门人才。不久，中央民族学院就接到了新疆语委会的公函，要求中央民族学院正式招生开班。

　　古代突厥（回鹘）语文班开班后，招收了近20名学生，主要是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学生。当时办班的最大困难就是教材的缺乏。为了弥补教材的缺乏，在此期间，耿世民编写了一套古代突厥-回鹘语教材，共8册。包括《古代突厥文碑铭选读》一册、《古代突厥-回鹘文献选读》上下两册、《黑汗王朝时期文献选读》上中下3册、《总词汇》一册、《突厥-回鹘语文献语法一册》。为了查找相关文献资料，他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北京各大图书馆。在向学生讲解文献时，先详细地介绍文献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然后逐词逐句讲解文献本身和有关的语法现象等等。

　　在近半个世纪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耿世民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他也因此获得了崇高的声望。如今，虽已近80岁高龄，他依然在中央民族大学哈萨克语言文学系担任本科教学工作。除了担任教学任务，耿世民仍是笔耕不辍。耿世民笑称，80岁的自己仍然是个“夜猫子”，经常看书写作到深夜。

　　学术档案

　　耿世民，男，汉族，江苏徐州市铜山县人，生于 1929 年11月28 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民族语文学家，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语言文学系、哈萨克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知名古突厥语文学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耿世民的科研领域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以前为现代哈萨克语与古代突厥— 回鹘语；70年代后期以古代突厥—回鹘语文学为主，兼顾现代裕固语、图瓦语等现代突厥语的研究和材料的刊布以及从事新疆古代语文、历史、文化、宗教的研究。他曾先后获德国洪堡基金会世界知名学者奖（1992年）、国际阿尔泰学常设委员会（PIAC）金奖（2000年），2000年被选为土耳其语言研究院名誉院士，并被国内外多个学术团体选为名誉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理事、名誉顾问、顾问等。

　　用汉、英、德等种语言文字出版了《维吾尔古代文化和文献概论》、《敦煌突厥回鹘文书导论》、《弥勒会见记》等专著13部，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邀请为该组织编写的《中亚文明史》第四卷撰写了《高昌回鹘王国》一章，受国际东方学协会之约为该会主编的《突厥语文学基础》第三卷撰写了《突厥汗国》一章；翻译出版世界著名学者用法、德、英、日、俄、古代突厥等语言撰写的《高地亚洲》(〔法〕伯希和)、《中亚突厥史十二讲》（〔前苏〕巴尔托里德）、《西域文化史》(〔日〕羽田亨)、《福乐智慧》(尤素甫·哈斯·哈吉甫)等著作14部(篇)；用中文、维吾尔文及英、法、德、日等文字发表《回鹘文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研究》、《回鹘文(八十华严)残经研究》、《试论塔里木盆地民族的融合和近代维吾尔族的形成》等论文100多篇；先后有5部(篇)论著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民委和北京市颁发的优秀科研成果一、二等奖，其中《大唐西域记校注》(合著)一书除获得新闻出版总署全国古籍整理一等奖等多项一等奖外，还获得陆文星韩素音中印友谊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