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步行团，对少数民族有了真正了解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年底南京失守，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日本占领了大半个中国。由北大，清华、南开3校联合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被迫迁往昆明，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
 
      1938年2月，联大师生200余人从长沙出发，经过1700多公里的艰苦步行到达昆明。闻一多参加了步行团。1700多公里的行程，给闻一多打开了眼界。特别是一路上不断见到许多兄弟民族，他们的习俗、服装、语言，还有民歌、民谣和神话传说，令他入迷，由此他对少数民族产生了深深的热爱。所有这些都在他的研究和教学中有所反映，他在讲授古代洪水等古老传说时，就吸收了不少各族人民世代相传的素材。他很尊重各少数民族文化，总是将其与中华民族文化视为相容而又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闻一多在沿途看到，许多少数民族群众只靠玉米渣蘸点辣椒盐水或野菜度日，他们生活极端贫困，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这些留给闻一多更多深思。当长途旅行结束后，在他指导下出版了一本《西南采风录》，其中有不少是来自少数民族中的民谣。闻一多作为一个诗人，他特别喜欢出自少数民族的民谣。当时某些带有偏见的人视少数民族为“南蛮”愚鲁，而闻一多却从他们身上发现了他们的善良、聪明和勇敢，而且竭力支持出版了在当时不可能公开出版的少数民族民谣。
 
      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西南联大全体师生离开了昆明。就在这时闻一多在昆华中学兼课时教过的几位青年筹办了一个文艺刊物《今日文艺》，为了打开局面，他们向闻一多提出为刊物题名并写稿支持的请求。闻一多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过后为刊物写了“昆明的文艺青年与民主运动”一文，并注明：要点——不要忘记西南的少数民族……这是闻一多在昆明8年的感受总结。他深切地寄希望于昆明青年“不要忘记西南的少数民族”，说他们是受苦受难最深的人民，只有深入了解、体验并反映他们的斗争和生活，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和鲜明的民族性格，掌握他们的民族语言和独特的艺术形式，才能使各民族文艺大放异彩。在留下这样的遗言不久，他本人却在昆明的土地上以身殉国。

  
支持圭山彝族音乐舞蹈会，让少数民族文艺走上大雅之堂

      1945年2月，闻一多和他的学生两次到昆明附近的路南石林彝族村庄进行深入采访，看到彝族同胞即使生活穷困到极点，仍然用他们民族独创的奔放音乐，优美欢乐的舞姿和歌声抒发着对生活的感受。他感叹道，这比起在城市中流行的低级趣味的音乐、舞蹈不知要高尚多少倍。在闻一多的支持和领导下，他的学生决定在昆明举办一个圭山彝族音乐舞蹈会。经过多方的努力和进步力量的赞助，在闻一多、楚图南、费孝通等教授亲自担任编导和顾问的情况下，1946年5月圭山彝族音乐舞蹈首次在国民党云南省党部礼堂公演，  《阿细跳月》等真正来自少数民族的歌舞正式走上舞台，这在昆明和全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昆明为之轰动，坐券提前销售一空，礼堂经常满座，有时观众竟达千余人，影响日益扩大。当时，楚图南、费孝通、徐家瑞等都在报上发表文章，从不同角度赞美了彝族歌舞。闻一多也题词“从这些艺术形象中，我们认识了这个民族的无限丰富的生命力。为什么要用生活的折磨来消耗它？为什么不让它给我们的文化增加更多样的光辉？”在60年前，闻一多的这些观点和视角可以说是少数民族文艺走上大雅之堂的先声。
 
      圭山彝族舞蹈音乐会只演了两天，国民党当局就以“圭山彝族演出受共产党利用”为借口禁止演出。怎么才能对付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阻挠破坏？负责组织演出的联大学生王松声、毕恒光(彝族)找到闻一多。他立即建议请张冲出面解决，因为张冲是彝族，又富有正义感(张冲时任国民党军长，后起义任云南省副省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经过张冲的质问和斗争，反动当局只好同意继续演出。在演出结束的庆祝晚会上，闻一多深情地致词：“请你们将大家的友情带到圭山去，带给全体彝族兄弟同胞。我们要为共同争取民主自由的生活而斗争。我们的戏还没有演完，千百万人民争取民主的活剧刚刚开始。让我们从此携手，紧紧地握着手，去迎接光明幸福的未来！”不久，圭山彝族地区便开始组织了反对国民党的武装斗争，在云南率先打响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枪声。

  
鼓励少数民族学生要追求民族平等，反对民族歧视

       1945年5月，为生活所迫，闻一多到云南省昆华中学(现昆明第一中学)兼任国文教员。一个有名的大学教授到中学教书，这在当时是少有的，因此他的课堂常满员、超员。他对这些青年学生充满了热爱和关怀，课余时间经常和学生聊天，解答疑问。而且，他对少数民族学生特别关注。当时昆华中学学生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但大部分少数民族学生都不敢公开承认自己是少数民族，否则要被看做“倮倮”（当时很多民族未定名称，被歧视地称为“倮倮”）；当时回族是公开的，但也被歧视称为“回子”。因此，在闻一多讲课的班上仅有的马运达(已故)、马汝为(现在缅甸，为华侨会长)两个回族学生也就引起了他的注意。马运达和马汝为单独住在回族食堂的小宿舍中，闻一多偶尔利用散步和闲暇时找他俩聊天。笔者当时也在昆华中学读高中，和马运达两人同是回族，又有亲戚关系，也经常到小宿舍，因此有机会听到闻一多多方面的谈话，这些谈话对我们的启发教育很大，可以说闻一多是我参加革命的启蒙老师。
 
      闻一多初次和我们谈话时，就诚恳地说道：“我到昆明后才看到那么多少数民族，给我增长了不少见识。我在北平清华教书时，有的学生就是回族，因此对回族我还是比较熟悉的。回族是一个聪明、善于经商和善于学习进步的民族。有的人也说回族有‘造反’的性格，我看这是民族压迫的结果，造那些反动势力的反有何不可。我和搞地方史的老师谈过，据他介绍，云南回族中的民族英雄杜文秀就曾联合各民族，反对清朝统治，建立大理政权18年。失败后，云南回民遭到残酷的屠杀，几万、几十万地被害，你们知不知道那些历史事件？”我回答他：“我的原籍就是在大理，杜文秀起义失败后，全家、全村回民被杀光，我祖父孤身一人逃到昆明，经过艰苦的谋生才在昆明成家立业。我们从小就知道杜文秀起义的事迹。”闻一多接着说：“你看这就是事实，你们还应该深入地看看现在的统治(指国民党的统治)是不是真正实现了民族平等？”接着他还谈了当时存在的许多民族迫害、压迫、歧视的事例，教育我们要追求民族平等，要敢于对压迫少数民族的反动势力造反。当时这对我们这些年轻学生来说，是起了很大的启蒙教育作用的。
 
      从此，我们经常旁听闻一多授课或参加有他演讲的集会，特别是在1945年发生的“一二·一”运动中，我们除参加罢课等活动外，还团结了放假离校的一些回族同学，参加了“四烈士”守灵、出殡等活动。我们用昆华中学回民同学的名义送过一副“你们死了，还有我们”的挽联，这样以少数民族出面的挽联在当时恐怕只此一副。在“四烈士”出殡的当天，昆明市万人空巷，近20万人参加出殡和吊祭。而南门清真寺门口是必经之地，我们用昆华中学回民同学的名义参加了路旁吊祭。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不幸遇害，我们得知后，深感痛失良师的悲痛，“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是闻一多一生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