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的书面文学，是随着满洲民族的出现而出现的。16世纪后期，正值女真社会由渔猎经济向农业经济过渡、由农奴制向封建制过渡之际，建州女真部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历经尽40年的战争，先后统一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与东海女真诸部，征抚漠南蒙古，创建八旗制度，建立了清朝的前身——后金政权。在此过程中，努尔哈赤于1599年，命学者额尔德尼和噶盖，参照蒙古文字的拼写方式，创制了本民族文字。满文的发明，不仅推进了满族的社会发展以及政治进程，也为满族书面文学的问世创造了条件。
    在本民族文字刚创制的时代，满族社会动荡频仍，战争不断，加上民族文化素质还不高，故未在短期内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书面文学和作家。与许多民族的文化演进规律相似，满族最早的书面文学也首先萌芽于本民族的历史文献典籍中。
    由额尔德尼、噶盖、库尔缠等人于17世纪初撰著的编年体史书《满文老档》，现存180册，用满文记载着清开国前后30年间满族历史、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史实，不仅是后世了解和研究满族史的宝贵资料，其中许多篇章还蕴涵着很高的文学价值，称得上是满族书面文学的滥觞之作。作者为铺述历史事件，常常调动各种文学手法，在生动地运用语言，准确地刻绘人物，多角度地渲染气氛和巧妙地剪裁情节等方面，都有颇多的可取之处。在其中“太祖乙卯年档”中，即有下面的描写：“淑勒昆都仑汗每日仰卧两三次，不知之人以为是睡，实际并非睡，一面躺着，一面思考：‘那一位好的僚友，达到了与其份相称的富裕呢?那一位好的僚友非常尽力，可是家境贫苦呢?谁的妻子死了没有再娶而困苦呢?使唤的阿哈(即奴仆--引者注)、耕牛、乘马，穿的衣服，吃的粮食，都充足的人有多少呢?贫苦的人可能有很多。’起床后便说；‘把妻子给那个人，把阿哈给那个人，把马给那个人，把牛给那个人，把衣服给那个人，把粮食给那个人。’”这里写的淑勒昆都仑汗，即努尔哈赤。《满文老档》在大量叙写他运筹政务、指挥军事的大智大勇之外，又这么具体地描摹了他对待部僚功臣们的关怀，既将其心理展现得细腻入微，也把他沉思果为的干练作风交代得很清楚，只抓住一个生活侧面，即反映出民族领袖人物体察部下疾苦且善于用人的精神风范。
    为配合政治斗争，满族统治者还用满文写出了一批政论性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努尔哈赤于天命三年(1618)发布的《七大恨》。这是一篇散文，逐条列数了明王朝有负于己方的七宗事件，以为理由，意在发起对明朝中央政权的征讨。《七大恨》是一篇立论鲜明、论说严谨、气势高拔而言简意赅的论说式散文。这篇当时显然要用满、汉文同时发表的文章，是满族史上最早的双语作品之一。
    后来，满族文学受到汉族古典文学强有力的影响，清代满族文学绝大多数的作品以汉语文进行创作，并采用汉语文学的各种形式。然而，由于清朝统治者长期倡导“国语骑射”的民族传统，清代满人用满文写作作品的，虽数量很少，却也偶有所见。如康熙年间武默纳创作的《长白山寻根记》(原为一份奏疏，后译成汉文并于1993年被辑入《清代文学精华》一书时，由编注者冠以此名)、增寿创作的《随军纪行》、图理琛创作的《异域录》等，就是证明。
    清代满族作家用满文创作的另一类作品，是翻译小说。在不同民族文种间从事翻译工作，从来就带有二度创作的性质，满文译作亦如是。据载，早在清入关前，皇太极就命达海翻译出多种汉文典籍，包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其后，满人通过满文译作欣赏汉族文学，便渐成风习，终清之前，这类的译著，已有《唐人小说》、《西游记》、《水浒传》、《封神演义》，《连城壁》，《八洞天》、《列国演义》、《好逑传》、《玉娇梨》等五十余种，其中像札克丹译的《聊斋志异》与和素译的《西厢记》、《金瓶梅》，还堪称译著典范。
    然而，就整个满族文学的发展来讲，满文创作和译作，毕竟没能形成潮流。由于多重政治、社会及文化因素的交互作用，清代满族文学的主潮，自始至终地借用了汉语文的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