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明：“家乡民俗学”最初成形于近二十年前的民间文化青年论坛，那次网络会议形成了许多有创新性的话题和研究方向。我最初的思考，是想概括中国现当代民俗学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学术现象，即大量研究者均以自己家乡的民俗文化为调查研究对象的情况，并试图从一个新视角来反思和探讨中国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同时，参照国际学界相关研究成果，通过总结中国民俗学史上的家乡研究潮流并结合自己在家乡进行田野研究的经验，探讨民俗学的家乡研究在学术史上的表现及其优劣得失等问题。

　　经过这些年的不断思考，也不时受到多位老师同人的鼓励和启发，我对“家乡民俗学”有了新的认识：它既是研究范畴，又具有视角的意义。也就是说，不仅要把“家乡民俗学”视为一个研究范畴——即对于家乡生活文化传统的观察与研究，更把它归纳和提炼为研究的“视角”与“立场”。作为研究视角，它内在地包含着“平等交流，相互尊重”“同情理解，理性批判”和“朝向当下”三个方面的意义和规范；作为立场或态度，它具有突出的比较视野和鲜明的“间性”特征，有助于研究者和相关文化实践者更好地立足于自身，更清楚地认识自我，更恰当、更全面地理解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从而更有效地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近二十年前，我在《重返故园──一个民俗学者的家乡历程》中曾写过这样的话：“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家乡小镇的十字路口，不知不觉成了我确定方向的一个坐标。在辨别前后左右的方向时，我常常会让自己在想象中站在那里，面对东西南北四街中的任一边，再确定其他三个方向……这小小的十字路口，成了我生活中永远的定向标，也成了我生命中永远无法割舍的一份情结。这种‘家乡的十字路口情结’，可以说是故乡生活经历在我心灵中留下的深刻烙印的集中体现。”十多年过去了，更长时间在外地的工作、生活和闯荡，使得我和故乡的距离仿佛变得更远了，然而，这个“家乡的十字路口情结”，却非但没有淡漠，反而变得更加清晰，更加深刻，不仅成了我在现实中时刻用来判断具体方向的基本参照，也成了我认识、判断和思考周围的世界以及处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的出发点。十多年来，我之所以能够提出并系统阐释“家乡民俗学”这一命题，一个主要的动力支撑，也正是来源于对故乡小镇十字路口历久弥新的记忆。

　　朝戈金：首先，我认为“家乡民俗学”跟当下人类的生存状况有关。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全球流动性增加，人们的生活状态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人们所谓的籍贯、出生地实质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家乡不仅是一个物理的空间，更是一个精神的空间，情感的空间。“家乡”既有物理属性，也有情感属性。

　　其次，要充分认识到人的“精神风貌”“精神面貌”的重要性，“多元文化认同”（Multiple Cultural Identities）让我们跟“家乡”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了。“家乡民俗学”开创了很好的研究思路，沿着这个思路进一步推进学术方向，既要考虑故事环境下的全球化背景给每个人精神的复杂投射，还要考虑历史的具体进程。民间文艺学是从历史看到今天，历史上一个社区的民众和他的精神世界，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强关联的；但是到了今天，随着人的流动，人们跟“传统生境”（Traditional Habitats）是弱关联。人们的精神生活已经被横向移植到了更远的地方，同时也叠加了很多不同的文化属性。这种强关联与弱关联，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也会发生一系列的补偿与转化。有些人群虽然远离了家乡，但是他们的精神需求在数字社区以电子形式得到了满足，这就平替了传统社区的部分功能。这就使得人的精神世界呈现出了复杂的面向。在数字网络上建构的社区群体，时间与空间都被变形、压缩、折叠、提炼、过滤，这就使得“家乡”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也形成新的“文化生境”（Cultural Habitats）。

　　最后，在面向未来的21世纪，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谈论“家乡”？“家乡”是需要进一步界定的，需要我们更多地回到人的出生环境与教养环境，教养生境会对“家乡”起到一个限定作用。“家乡”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这也是一个会给我们不断提出新问题的话题。“家乡民俗学”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方向，每个环节都有值得进一步细化和深化的点。

　　巴莫曲布嫫：“家乡民俗学”是一门正在茁壮成长的学问。20年来，从一个学术理念的提出，到《家乡民俗学》这本专著的出版，我们看到“家乡民俗学”已经进入方法论的层面。“家乡民俗学”也会引起我们自身不同程度的自反性思考，因为对于我们这几代学人来说，很多的学术研究都是跟自己的家乡密不可分的。另外，就是关于“民族志的书写”问题。由于西方人类学经典的潮流主要还是做“他文化”，而随着本土及原住民学者的成长，他们也提出了“本土人类学”，同时还有另一个提法，“在熟悉的地方做人类学”（Anthropology at Home），这些理念从20世纪中期到现在仍在持续发展。但在去殖民化的过程中，很多学者也回到老家做田野，就会面临所谓的“主体间性”等问题。因此，“家乡民俗学”与“在熟悉的地方做田野”在学术指向上仍然是不一样的。

　　《家乡民俗学》提到的“家乡”，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家乡”的所指会随着参照系的变大而不断扩展。《家乡民俗学》的相关探讨，也从当初的系列论文上升到方法论层面。例如书中提到的“化熟为生”的自反性思考，回到家乡做田野，就有一个视角或视野的重新调整，需要保持一种陌生感和距离感，这更有利于去探察我们自以为曾经熟悉的生活与文化。

　　应该把“家乡民俗学”推广到民俗学研究生群体中，让学生回到自己的传统里面做田野。田野首先是取决于一种信任关系，或者说是亲和关系的建立，而《家乡民俗学》对相关理论的思考，对方法论的把握，还有一些具体操作原则，如何保持距离，如何反思自己的田野作业，反思我们的学术研究，对民俗学的研究生都非常适用。

　　“家乡民俗学”下一步拓展的空间也非常大。比如朝戈金老师刚提到的流动性的问题，包括当下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民间文学、民俗学乃至对传统实践的冲击，社区人群的引入、引出，这其实涉及当代社会转型的问题。还有人类面临很多自然灾害、人为灾难，“家乡”的存在，作为我们的文化根脉，是不是能够为我们提供内生性的力量？在精神上，哪怕是远离出生地，是不是也能够用“家乡民俗学”进行探讨，这也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陈连山：安老师在梳理中国现代民俗学史的过程中，发现大量的研究者均是以自己家乡的民俗文化为调查研究对象。这个现象应该是由民俗学研究本身的天性决定的，民俗学本身是对母文化中民间文化的研究，它天生会跟“家乡”发生联系，这是个非常自然的学术取向。

　　另一个特殊原因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作为学科的民俗学，其实是一个早产儿，它是在很不正常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按照国际学术的通例，一般是在民族主义比较盛行的时候，民俗学才应运而生。现代中国作为一个后进国家，民俗学是在强大的经济、军事、社会压力背景下，为了创造出新文化，完全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学科。中国民俗学在发生之初的总方向是批判传统文化的，这跟西方民俗学旨在建构民族文化的诞生环境很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可谓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命运相当坎坷。

　　总的来讲，民俗学是研究母文化的，关注家乡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近代以来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民俗学主要是站在进化论等西方文化立场上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因此在发展中难免陷入了“自我矛盾”与“自我悖论”。这时候只有“家乡民俗学”能够摆脱这种“自我矛盾”，能够纠正民俗学“自我否定”的倾向，对学者而言，从事“家乡民俗学”也更容易得到自身情感上与精神上的支持。

　　陈岗龙：《家乡民俗学》是安德明长期思索的结晶。安德明的“家乡民俗学”，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间室的吕微、户晓辉倡导的“实践民俗学”，代表了民俗学者对中国民俗学理论建设的不同探索。他们从各自不同的侧重点出发，对民俗学的中国化以及中国民俗学的理论建设做出了深度思考。

　　安德明的“家乡民俗学”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始终没有离开“家乡”，始终从“家乡的十字路口”出发，这也是我们所有民俗学者的共同出发点。二是，安德明在美国访学期间，在距离自己“家乡”最远的地方，在国际学术背景下，回过头来远距离思考“家乡”，使得该问题有了理论的高度。三是，安德明做了比较多的“非遗”工作，这也是从另一个角度对“家乡民俗学”进行深入思考。总的来说，安德明基于自己的实践，坚持从“家乡”出发，又不局限在“家乡”，在比较宽阔的国际视野下，思考“家乡民俗学”这一概念，把它作为一种方法论、认识论，以一种比较扎实的研究风格，丰富并推进了中国民俗学的理论发展。

　　杨利慧：同作为民俗学者，我和安德明在“家乡”的维度上有着很大的不同。我是支边青年的后代，生长在边疆，却受父母影响，一直对朦胧的内地“老家”充满向往，自读大学时起便在全国各地求学最终在首都工作……心里似乎始终缺乏一个明确的“家乡”认同；在我30年的学术研究里，很少研究家乡、书写家乡。而德明的家乡情结是浸入骨髓和血液里的，他不仅总是用“家乡小镇的十字路口”来确定国内以至国外的方位，而且无论吃什么、看什么、听什么，都会勾起他对家乡的回忆和思念；而且，在德明的研究中，其主要代表性成果，比如《家乡民俗学》《重返故园》等，都以他在家乡的调查和探讨为根基和主要内容。我觉得，德明和他的家乡，一个中国西北的偏远乡村，是相互成全的：一方面，家乡哺育、滋养了德明的生命和思想观念，这种水乳交融的密切联系是他提出“家乡民俗学”的基础；另一方面，他所提出的家乡民俗学，也使这个偏远西北乡村的风土人情，经由德明的学术而进入更多的国内外读者的视野，进而裨益于更广大的人群。

　　我在这里只集中谈三点对《家乡民俗学》一书的感受。

　　第一，本书是安德明二十多年持续探索家乡民俗学的结晶。尽管由于跨度较长，各章在风格、体例等方面各有特色，但是，“以家乡为立场和视角的民俗研究”始终是贯穿全书的红线。在本书中，作者既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家乡民俗学的历史、特点、优势和方法论意义，也时时以“他乡”的田野作业和民俗志书写与之对照；有来自本乡本土的经验和思索，也有国际前沿相关学术成果的借鉴；有上编的理论，也有下编的实践。全书具有清晰的内在逻辑关联性，构建了“家乡民俗学”的理论体系，为当代中国民俗学以至于更广大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贡献了重要的本土原创性理论，也为众多的中国家乡民俗研究者提供了方法论指引。

　　第二，家乡民俗学所倡导的、以亲熟关系为基础构建“主体间性”的理念对于民俗学学科理解和研究民众的主体性至关重要。美国著名民俗学家琳达·戴格（Linda Dégh）曾经在批评表演理论时说：如果缺乏对讲述者的个性、教育、艺术、社会文化实践等的全面和长期的调查，就可能导致研究者凭印象得出推测性的阐释。她主张只有通过连续的、反复的、长期的、充满问题意识的民族志研究，才能对特定的表演进行评价。(1)对此我也深有体会。记得有一年春节期间去德明家乡调查社火。春节的家里总是人来人往，不过很多时候，来的客人只是坐在炕上和奶奶一起吸烟，双方偶尔才有人问一句，另一位也往往简单地答一句，有时只回一个“哦”。我见到这种情景，多少有些不耐烦，觉得应该有话说话，无话可说就该走人。但是德明跟我说：“你知道吗，乡里人的交流就是这样，彼此心领神会，一个‘哦’字抵得过万语千言。”我顿时自惭形秽，觉得自己离“同情之理解”还有不少距离。我觉得，家乡民俗学所倡导的，在经年累月的岁月里构建起来的、以亲熟关系为基础、以“平等交流、相互尊重”为特色的“主体间性”，对于落实当代民俗学所主张的“立足主位视角去理解并展现民众的主体性”至关重要——无论是研究“家乡”还是“他乡”的民俗，都应自觉追求这样的境界，“是其所是”地理解和阐释民众及其文化。

　　第三，家乡民俗学对学术伦理的集中探索有力推进了中国民俗学的伦理研究和相关实践。作为“民众之学”和“人研究人”的学问，伦理是民俗学学科的构建根基。在国际民俗学界，自20世纪后半期以来，针对学术伦理展开的探讨和实践已经取得了诸多成绩。例如1980年代，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签署了包括民俗学工作伦理规则在内的有关文件和建议；美国民俗学会也于1988年公布了学会的伦理道德法则，还规定了民俗学者在进行研究时应该遵循的具体原则；芬兰民俗学的重要宣传阵地FF Network在1997年前后曾发起了有关民俗学学术伦理的大讨论，芬兰与其他北欧民俗学者还于1998—2000年组织了一个有关学术伦理的专项研究课题，在该课题的总结性报告《我们需要民俗学的伦理法则吗？》中，劳里·杭柯（Lauri Honko）指出：“对伦理的反省以及对伦理行为的多种维度的意识，看来正在不断增长，正在成为所有研究——包括民俗学以及其他学术研究——中的现实。”(2)相比之下，国内民俗学界对于学术伦理问题的关注一直相对薄弱，(3)尽管吕微曾充满激情地说：“今天是我们超越传统的、经典的基于主、客体之间的方法论而将目光集中于主体之间的伦理学的时候了。”(1)但是近二十年过去，中国民俗学界有关学术伦理的讨论依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关注，总体上处于巴莫上文所概括的“相关讨论并不充分，思辨性文章也不多见”的状态(2)，而且，总体上多流于比较宏观的阐释和宏大的号召，缺乏具体而微的细节探讨。而家乡民俗学的研究可算是近年来民俗学理论中最集中关注学术伦理问题的。在这部《家乡民俗学》的书中，随处可见对于研究者与作为探究对象的家乡以及父老乡亲的关系的探询，并由此生发出对民俗学学科根本研究目的的深刻认识、对主体间性的自觉和对科学主义的反思，为中国民俗学界的伦理探讨做出了重要贡献。

　　另外，“家乡民俗学”作为一种视角和方法，其中还内在地包含着“朝向当下”的特质，它更易超越民俗学“向后看”的老路，以直面当下的态度关注研究者身边鲜活的日常生活文化，从而彰显出民俗学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不是为了怀旧，而是要在快速现代化的时代，在传统、现代与未来之间搭建桥梁，为推进社会的良性发展贡献学科力量。这为实现民俗学朝向当下的转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启示。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展开了。

　　万建中：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我觉得《家乡民俗学》就是民间文艺学“三个体系”建设的具体呈现。《家乡民俗学》不仅仅是研究领域的一个开辟，更是研究理论、方法、视角的创新，“家乡民俗学”是理论的建构，是体系的建构，这是《家乡民俗学》最主要的学术意义。

　　在谈到中国当代民俗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到“家乡民俗学”。安老师自己在后记里面也提到，他最满意的也是“家乡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家乡民俗学》建构了民俗学的一个分支，这是很了不起的。

　　《家乡民俗学》第九章，走出家乡的“家乡民俗学”，我在想，能不能叫作“他乡民俗学”，“他乡民俗学”是否也值得进一步建构。正是因为“家乡”与“民俗学”联系到一起了，使得“家乡”成为民俗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词，一个核心概念。民俗学话语体系建构，目前主要是概念的缺乏，“家乡”“他乡”乃至“异乡”这一些概念的推出，丰富了中国民俗学的关键词的词库。中国民俗学的本土概念越多越好，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内在关联性的建构、谱系的建构，是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的基础。祝贺安老师。

　　林继富：《家乡民俗学》一书凝聚了安德明教授多年来对民俗学学科建设、理论创新、话语体系创新的心血。

　　首先，与西方的“家乡人类学”对比，“家乡民俗学”对中国民俗学来说更具有一种划时代的价值和意义。人类学是在面对自身困境时，从域外转向了本土。中国民俗学始终关注对家乡生活与知识的理解。“家乡民俗学”既可以和人类学形成鲜明的对话，又超越了人类学对“家乡”的理解。

　　其次，“家乡民俗学”从“家乡”出发，指出“家乡”不是一个实体概念，是一种归宿，一个家园。而“家乡”作为方法论、作为一种视角，可以指导我们如何去认识我们自己熟悉的生活与知识。

　　最后，书中提及的“共同性”“求同存异”“互动交流”“人类命运共同体”，让我想到《家乡民俗学》对“家乡”的研究，已经融入传统社会的“家国同构”之中，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天下”，也正好契合了我们民俗学对共同性的讨论。我们的“家乡”，是如何从一个“熟人社会”，发展到现代“多样化社会”的结构，如何凝练共同性，这些问题对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尤为重要。

　　王卫华：“家乡”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可以是一个人出生的地方、成长的地方、最熟悉的地方，或者说是有社会关系的地方。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前辈学者都是以“家乡”开始学术研究，而且现在很多年轻学生也是从“家乡”入手研究。学生在组成调查团队的时候，我也特别注意提醒他们，有没有当地的同学的参与，这是形成团队的重要条件。有了当地的同学或者熟悉田野点情况的同学参与进来，才有可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顺利完成田野任务。从“家乡”起步，让学生们开始喜欢上民间文学、民俗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安老师经过二十多年的探讨，把“家乡民俗学”的研究方法系统化，对青年学生来说非常及时，非常有必要。

　　同时，我们也希望民俗学研究的影响，要超出民间文学、民俗学学科本身，要扩大民俗学研究的功能。从国家战略层面来说，文化是器，更是道；文化研究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也是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理想的具体体现。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研究，它的功能和作用，可以超出学科本身。这对我们建立文化自信，在世界舞台上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都是特别好的一个切入点。

　　江帆：安老师这些年学术轨迹与人生轨迹的叠合，在有关“家乡民俗学”的思考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迹。我简单谈两点看法。第一点，“家乡民俗学”的学术趣味是把自己作为一种方法。“家乡民俗学”提出从“家乡”到中国再到世界的思路，这是一个非常“时尚”的研究思路。从国际学术语境上说，气氛已经到这儿了，我们对“家乡”的界定，对“家乡”展开的思考，应该要沿着从“家乡”到中国再到世界这么一个思路来展开。《家乡民俗学》提出的“家乡”“走出家乡”“走出乡愁”，这个思路也值得我们关注。安老师自己也提到了，民俗学是小学科大学问。以往的研究成果，学者通常是自娱自乐，自己在说自己的话，很少有能转化为人文学界具有共享意义的思考。但是安老师的《家乡民俗学》就带有这样的品质，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富有启迪的思路。

　　第二点，安老师的研究，更注重“家乡”这个概念的张力和意义上的阐释。这里的“家乡”已经是带有象征意义的了。安老师在家乡小镇的“十字路口”上来辨别人生的方向与抉择；而我作为东北人，是以更直观的脚下土地的颜色来做分别的，东北都是黑土地，我都视作家乡。看到其他颜色的土地，我就有非常清晰的他乡的感觉。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变化，“家乡”已经形似神不似了。我们的研究，思想可以天马行空，立足点必须站在大地上。这个点，我们本能的选择是“家乡”，这是我们生物性的情结，也是我们精神的脐带。另一方面，对“家乡”概念的重新审定，能走多远走多远，但只要我们脚下没有离开“家乡”这个根，只要水土相符，都可以进行“把他乡作故乡”的研究。

　　刘晓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家乡民俗学”是以“家乡”为对象，以“家乡”为方法，从而形成的一套理论。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加，“家乡”已经不是一个固定的对象，更多是作为一种参照，来观察我们身边的社会以及更大的世界。当“家乡”作为一种方法存在，“家乡”概念就具有一种明显的实践性。一方面是“乡愁”，当我们离开故土的时候，我们会怀念自己的家乡，“乡愁”因此具有情感性。同时，“家乡”也具有反思性与批判性。另一方面，在一个流动性的社会里面，如何创造一个认同性社会，一个熟悉的社会，“家乡”在此可以生发出很多深入的思考。对于“家乡民俗学”，可以用王国维先生“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来概括。我们对“家乡”既抱有深深的情感，同时又有实践性的思考。

　　张士闪：安德明研究员的“家乡民俗学”和吕微的“实践民俗学”、黄永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一样，都是民俗学在当代学术版图中，在归纳基础理论的前提下努力拓展，想做出更大的贡献。几年前与安德明交流时，我们都认为，当前日益普及的“家乡”研究，亟须“家乡民俗学”大旗的理论指导。就此而言，这本书的出版很是时候，可喜可贺。

　　好的研究总是在已有的包括研究成果在内的学术现象中，找寻一种学术脉络，一种规律机制或趋势，以此进行梳理概括，提炼价值，预测走向。“家乡民俗学”就是这样的好研究。安德明得益于长时间的“家乡”研究，谈论起来鞭辟入里，但同时可能会引发另一个效果：我们会带着看他“前言”“后记”的阅读印象，到书中找寻“家乡民俗学”的理想个案，看他是否实现了书中所说的“家乡民俗学”的范式，这可能容易对他产生挑剔。这种挑剔也是促使他继续前行的动力。安德明是挑起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特别值得深究的话题，需要同仁的继续关注。我特别期盼后续能有论坛、沙龙等形式的持续讨论。

　　有几个话题，我非常愿意参与讨论或倾听。一个是百年前，家乡民俗是受到西学东渐的激发。当时由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限定，让知识分子有了奋发图强的社会文化心理，这就使中国学术在发生现代转型的时候，对于自身社会有更多关怀，反求诸己，乃至恨铁不成钢。认知中国社会、本土社会成为一种主流性的社会思潮。家乡民俗研究包括礼俗研究，都成为持续的学术热点。无论是当时从海外介绍来的民俗学抑或是人类学，移植到中国，生根发芽，都从向外看向后看，变成向内看或者向里看，这个值得继续探究。第二个，“家乡民俗学”在民俗学界从业者众多，当代民俗学如何以“家乡民俗学”为领地，从对于自身文化的向内看向里看出发，在当代的人文社科学术版图当中做出贡献。第三个，专题性挖掘中国历史上与家乡民俗有关的成果，这里面有海量的成果，值得认真整理，我也愿意参与其中。

　　郑土有：很早就了解过“家乡民俗学”的大致做法，也零零星星看过安德明的文章。对我们长期从事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的学者来说，在田野调查过程中，也经常遇到与“家乡”有关的系列问题。所以，阅读《家乡民俗学》是一个很愉悦的过程，能够看到安德明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了一些具有共同性的问题，并进行学理性的思考，提出一些学术含量很高的术语，总结规律性的理论，这是安德明对民间文学、民俗学学科做出的贡献。

　　“家乡”在当下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尤其是全球化、城镇化以及互联网的普及，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比如“家乡”跟网络的关系，由网络发展带来的对“家乡”概念的理解，这一系列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家乡民俗学”是一门有很大发展空间的学问，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完善。从“家乡民俗学”概念的提出，到理论框架的建构，安德明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工作。

　　毛巧晖：在“记忆研究”之后，“情感研究”可能是各个学科再次共同关注的既有共鸣又能共享的概念。安德明老师《家乡民俗学》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我们各个学科的学术认知和理论取向是有共性的，感触最深的就是“情感共鸣”，这一块值得我们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强化。这也给了我们一个跟其他学科进行更好的交流讨论的平台。无论是“家乡民俗学”的理论陈述还是安老师的自序，都有浓郁的情感融入其中，体现了一种“有温度的研究”。

　　关于“家乡”，这几年新冠疫情使得我们对“家乡”的感知发生了新的变化。受疫情影响，在这两年的研究中，很多学者转向了自己所生活的区域。在过去，无论是民俗学、人类学，还是社会学、民族学，学者不管生活在哪个城市，他们的研究更多是以外地为主，关注乡村，但是现在，由于受到疫情等因素的限制，田野调查的难度可能越来越大，大家转向了新的方向，越来越融入自己所生活的城市，研究呈现出“在地化”特征。所以，对于“家乡”这个概念的理解，有着更多流动性的特征，也有着更大的理论探讨的空间。

　　张勃：特别钦佩安德明老师锲而不舍，持续思考，历经二十多年终成正果，《家乡民俗学》作为重要的理论研究成果，在中国民俗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读《家乡民俗学》首先被安老师的“前言”所感动。在后面的阅读中，有一句“走出家乡的家乡民俗学”，我做了很长的思考。安老师其实是在不同层面上谈论“家乡”，一个是作为研究场域的“家乡”，这个层面的“家乡民俗学”就是在家乡的研究或者对家乡的研究。这里的“家乡”，是物理性的家乡，有明确的地域，有相对熟悉的人际关系，有相对熟悉的文化等等。另一个是作为方法、立场的“家乡”，这个家乡的文化，研究者与家乡文化的交流，以及由此提炼出的原则，具有超越具体的家乡的意义。这里的“家乡”更多是一种情感、精神、观念层面的家乡，带有我们经常说的“天下一家亲”这个意义上的家乡。

　　我想无论是哪个意义上的家乡的“家乡民俗学”，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第一种——作为研究场域的“家乡”，对于我们现在民俗学的研究，包括大量的学者仍然在做家乡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第二种——作为方法、立场的“家乡民俗学”，对我们的研究取向也有重要意义。安老师也是通过对家乡和他乡或者异乡的比较，来谈研究者与“家乡”的关系问题。研究者与狭义的“家乡”及他乡，最根本的差异应该就是在情感上。这种情感联系会让我们突破科学主义的偏狭，让我们的研究与学问更有人性的光辉。同时，也是这种情感联系，不仅会让我们的学术有求真的价值追求，也有求善的美好愿望。让我们不仅发现某个民俗事项的来龙去脉与因果联系，同时也不讳言自己的价值立场，因为作为研究者已经能够自觉担负起让父老乡亲生活得更美好的责任。

　　最后，古代人怎么去写家乡，因为在易代之际有大量进行民俗书写的例子，例如《帝京景物略》《北京岁华记》《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它们提供了和家乡形成对话和比较的概念，如故乡、第二家乡、第二故乡等等，这些概念都能丰富我们对“家乡”内涵的理解，也能够让我们关注到写家乡的多样性。

　　安德明：我对于“家乡民俗学”的思考，一方面是立足于个人的经验，另一方面，之所以能够有后来的思考与总结，也是与诸位师友的启发、指点与鼓励分不开的。

　　今天每一位在场的老师与同仁，都以宽厚包容的态度给了我非常多的鼓励与支持，首先要感谢各位对拙作的褒奖！同时，我也从诸位的话语中看到了更多的鞭策与进一步的建议。现在出版的《家乡民俗学》，虽然有一些不错的观点与提法，但是还有很多可以继续深化的空间，还需要进一步去提炼更具一般性、创新性的框架与模型。比如说关于“家乡”概念的进一步完善，关于如何从经验性的层面上升到一般性的总结，以生产出可供人文社会科学界共享的更多概念和话语，等等。这些都为有关这个话题的思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提供了更大的启迪。最后，再一次衷心感谢各位老师各位学友的指点与鼓励，我将以此为动力，继续努力探索。谢谢大家！

 

　　作者简介：朝戈金，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巴莫曲布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连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岗龙，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教授;杨利慧，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万建中，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林继富，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王卫华，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江帆，辽宁大学文化传播学院教授;刘晓春，中山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教授;张士闪，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郑土有，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毛巧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勃，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研究员;安德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