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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尧]2014年度传说研究综述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15-06-23  作者: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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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年度的传说研究著作和论文总计200余种,可谓成绩斐然。新的学术生长点和研究路向在不断涌现,一些前沿理论得到应用和再阐释,方法论上也有建树。这些实绩让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传说研究一定能持续推进思考深度,并对当下社会产生影响。我们在为传说学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和整体水平提升感到欣慰的同时,也迫切需要对某些将会长期影响学科发展的问题进行反思。

  【关键词】2014;传说;综述

  一、传说本体研究

  (一)动力机制与演述群体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民俗学者转向在“语境”中观察民俗,传说研究者也开始注重对当代活态传说的考察,他们走入田野,关注演述传说的人群,聚焦于传说的生成、变异和传播机制,以及在当代社区文化传统传承中的作用。

  其中,传说演变的动力学与传统的形态学构成了一组相对概念,二者的关系恰如陈泳超在《民间传说演变的动力学机制——以洪洞县“接姑姑迎娘娘”文化圈内传说为中心》[1]一文中所譬喻的:“形态学好比是动物生理学,它在提取了足够多的标本之后,可以在实验室里作精细的研究;而动力学是动物行为学,它必须到该动物具体存活的生态环境中去研究。”

  陈泳超自其博士论文《尧舜传说研究》[2]之后,多年来仍持续关注全国各地的尧、舜、娥皇女英主题传说。以下三篇论文就是他在“动力”视角下,持续思考传说生息机制的成果。他自2007年开始在山西洪洞“接姑姑迎娘娘”传说圈调查,观察到在语境中引发传说生长、湮灭和变异的多项动力因素,其核心就是地方人群中的“民俗精英”群体。“民俗精英”专指那些在特定民俗事象中具有明显话语权和支配力,并且实际引领着该项民俗的整合与变异走向的个人及其组合。第一篇《对一个民间神明兴废史的田野知识考古——论民俗精英的动态联合》[3]认为传说话语将地方人群切分成不同的集团,民俗精英就是这些集团中起主导作用的个人或联合体,是松散的、非实体的。他们会在某个时期由于某一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如果时期、目标变了或有其他因素作用,原来的联合体也会随之星散或重新组合。第二篇《规范传说——民俗精英的文艺理论与实践》[4],“规范传说”是山西洪洞的民俗精英们自己喊出的口号,他们感应着非遗大潮,希望对当地的原有传说进行全方位整治,以提升神明的道德形象。他们具有非常自信的文艺理论,编创的传说总是倾向于往地方外主流文化的正面价值上靠拢;他们还充满道德责任感和地方使命感,经常理直气壮地打压与之不协的异说。第三篇《写传说——以“接姑姑迎娘娘”传说为例》[5]的对象是传说的一种书面载体——内部写本,其性质正介于口头与书面之间,且具有较为明显的向外扩张的倾向。它们能被广泛传播的原因,根本在于较为尊重民间原有传说的情节结构和叙述风格。从地方性知识的传播链来说,正规的乡邦文献常常成为内部写本的终端和外部写本的开端。该文呈现了一条“口头文本——内部写本——外部写本”清晰的形态序列。此外,2014年5月在京召开了陈泳超新著《背过身去的大娘娘:传说生息的动力机制》(即出)研讨会,参加者有吕微、尹虎彬、户晓辉、巴莫曲布嫫、安德明、陈连山、王杰文等,可谓本年度传说领域的一次盛会,会议发言整理为《“传说动力学”批评》[6]。

  陈泳超的这一传说动力学理论已在王志清、陈曲《湖北蒙古族族源传说的记录史与生命史——以三家台村的陈美所传说为研究对象》[7]中得到创造性使用。作者勾勒了当地的陈美所传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迁轨迹,分析其所对应的当地族群之不同的利益诉求;以传说记录的“内部写本”与“外部写本”为线索,讨论在一个相对孤立的社区语境中,蒙古族部氏族人如何凭借惯习、利用传说作为策略来进行知识生产并与外界互动。

  张静的《人、神和偶像——不同讲述群体中的木兰及其传说》[8]也聚焦于传说演述的人群与文本分层。湖北黄陂的木兰传说圈内部可以划分出三种讲述群体:民间的、道教的和官方的,这三者的文本之间存在明显差别,并各自具备一些独有情节;木兰也被相应塑造为普通人、神灵和完美的女性偶像三种不同形象,说明一个传说圈内部存在着人群、文本和演述目标的差异。

  董秀团《村落民间叙事的焦点及意义表达——以大理剑川石龙村为例》[9]发现,村落叙事对题材的选择并非随机、漫无目的,而是有内在理路的。作者将村落叙事的焦点归纳为:村寨的起源和历史、村落中各姓氏的关系、本村与外部村寨之间的关系、本民族共同的历史题材,认为这样选择和建构叙事系统是基于村落共同体表达地方性知识、建构认同感、进行资源分配和群体力量博弈等多方面的需要。

  (二)传说叙事的历史流变与形态研究

  历史流变研究方面,刘惠萍《玉兔因何捣药月宫中?——利用图像材料对神话传说所做的一种考察》[10]认为汉代画像中的月中兔与捣药玉兔原本属于不同的系统,在流传过程中,可能因神话传说的混同与借用,逐渐形成了月中捣药玉兔的说法并形成定式。作者以此探讨神话传说借用与复合其他人物、情节以符合社会期待的现象,并分析了图像对传说的表达、载体的变化导致母题重组等问题。

  民间叙事的形态学研究向来以故事为对象,而陈泳超《地方传说的生命树:以洪洞县“接姑姑迎娘娘”身世传说为例》[11]则指出,在此种观念下,传说只是被当作添加了某些比附性关联的故事文本,这就抹杀了传说本身独立的形态价值。他进而提出关于传说形态学与故事形态学范式之间质性差异的理论命题,认为传说的真实生命主要并不依附于文本,而是地方民众话语交流的实践形式之一,因而在故事形态学中经常被忽略的名词性元素,在传说形态学中却具有非凡的意义。与作为文本的故事学形态分析不同,作者绘制的传说“生命树”开辟了一条作为话语的地方传说形态分析路径。

  (三)作为叙事文类的传说

  安德明《文体的协作与互动——以甘肃天水地区伏羲女娲信仰中的神话和灵验传说为例》[12]通过对甘肃天水地区伏羲女娲信仰中神话和传说的叙事语境和功能的观察,讨论了二者之间的文类区隔;并认为在一个特定的信仰范畴内,存在着多种口头艺术文体,其表述或呈现方式直接取决于问题本身的属性、功能和应用语境,其间存在着严格的内在规律。

  王志清《从后稷感生神话到后稷感生传说的“民俗过程”——以旅游情境中的两起故事讲述事件为研究对象》[13]注意到,随着旅游经济对遗产景观的开发,历史文献中零散的感生神话在旅游情境中被建构为系统化的感生传说。作者借用杨利慧的“神话主义”和劳里·杭柯的“民俗过程”概念,分析神话从神圣叙事到景观传说的“第二次生命”。

  二、传说与历史

  (一)传说作为历史记忆

  传说与历史的关系是学者们研究最为深入的领域之一。从历史记忆角度切入传说的有:

  日本民俗学者菅丰所从事的领域是地域社会中自然资源、文化资源的管理研究,而口头叙事对地域资源的管理有很重要的意义。他在《地域资源与历史的正统性——从传说到历史》[14]中提出“转历史”的概念,用以剖析传说和历史的关系;并指出二者有相对性:传说表面上讲过去的古老事情,实际上是为了对现代社会、当下问题进行说明而存在的言说;“传说”中存在的内容先被当作“历史(的言说)”来建构,然后又作为“历史(的事实)”加以利用。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龙圣《地方历史脉络中的屯堡叙事及其演变——以四川冕宁菩萨渡为例》[15]。此文揭示了在缺乏足够文字记载的情况下,一个家族是如何利用传闻来建构历史叙事的。故老传闻、集体记忆成为地方家族追述祖先来历的文化资源,最终形成完整的家族历史叙事。该叙事逐渐成为屯堡人在叙述祖籍时的话语模式、族群象征和身份标识,而它实际上是建立在阐释当下屯堡内部各家族关系的基础上不断整合而来的。

  毕旭玲的《“石佛浮海”神话与上海地域形象建构》[16]也揭示了一段文化建构和争取认同的地方历史。此文尽管使用“神话”概念,实则讨论的是传说作为资源对地方社会的独特价值。该神话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非常著名,讲述一尊石佛浮于沪渎海滨,由当地的佛教徒将其迎上岸后安置寺中。作为一种民俗话语资源,这一神话被苏州和上海竞相争夺,用以建构各自地方的神圣文化史,并最终由上海掌控了话语权,“沪渎”逐渐成为它的地标和代名词。

  (二)历史人物与古史传说

  尚永亮《历史与传说间的文学变奏——伯奇本事及其历史演变考论》[17]发现,伯奇作为后世广为传诵的孝而见弃的典范,其传说颇具独特性:一方面缺乏早期史料支撑,另一方面在汉及以后文献中,伯奇事迹又被作为典故屡予引用,达到了很高的历史化程度。总而观之,汉代以来伯奇传说的诸种记载始终在历史与传说之间不断变动,既受制于二者之间的张力,不至于过度远离历史,也追求着叙述的自由,情节不断完善。此外,尚永亮还以《英雄·孝子·准弃子——虞舜被害故事的文化解读》[18]勾勒了虞舜传说中主人公的三重身份面相。

  聂济东《文人·名士·神仙——汉晋东方朔形象演变与定型》[19]留意到,在东方朔传说的传播过程中,东方朔已非历史本体,而是一种符号象征,被各色人等出于不同动机进行改造。通过梳理东方朔在不同时期的形象演变,作者探讨了历史人物作为传说符号被社会风气改造、塑形的过程和规律。考察历史人物传说的论文还有刘守华《屈原传说与端午习俗》[20]等多篇。

  柯昊《两汉巫风与关陇古史传说的神化》[21]讨论了巫风对古史传说的影响。关陇古史传说在两汉时期发生了从巫化到神化的转变,这一转变通过三种途径实现:一是多层次、多维度的民间信仰对古史传说的巫化解读,二是政治巫术理论体系影响下的政权合法性理论对古史传说的神圣化和神仙化诠释,三是集权政治倡导下的文化巫术化与文人谶纬化对早期古史的神秘化改写。

  三、传说与信仰

  传说与信仰的复杂纠缠关系一直为学者们所共同关心和倾力阐述。段友文等人的两篇论文《狐突传说信仰与山西区域社会文化变迁考论》和《晋东南二仙传说信仰内涵的三次转变及其社会文化图景》[22]藉由山西狐突与二仙信仰的个案考察传说与信仰的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二仙信仰内涵发生转变,从孝女到神女、从民间俗神到正祀之神、从雨神到全能神,传说文本亦随之不断变异。类似地,狐突信仰与传说内容也经历了从贤臣到雨神、进而全能的地方保护神的衍化过程。

  鉴于研究者经常忽视传说与历史的差异、用历史眼光审视传说的现象,赵倩、岳永逸《华北三皇姑的传说体系与层累生成》[23]借用顾颉刚层累的观念对三皇姑传说作系统解读,将其分为三个不同的子系统,展现出三皇姑不同形象和身份异说的流变过程。这一过程既是其适应时代变迁和话语体系转换的结果,也反映了文人士绅和百姓对乡土宗教的不同态度与诉求。

  翟存明、白晓霞《关于九天圣母的民间叙事与传承心理——对甘肃永登连城镇牛站村九天圣母传说的研究》[24]从“起源传说的历史意味与民众的乡土情感显现、功能传说的实用价值与民众的国家话语选择、禁忌传说的虚拟建构与民众的价值追求”三方面呈现了口头叙事与村落信仰民俗的双向建构过程,而这同时也是民众借助传说对地方文化传统进行再造的过程。

  关于道教传说有如下两文:吴真《正一教权象征“天师剑”的兴起与传说》[25]追溯了宋以前天师剑叙事的兴起及流传于各地的传说异文,从故事学、信仰史、符号学三个维度诠释了宗教与传说的复杂扭结关系。“天师剑”被成功建构为宗教符号,主要依靠的是对传统故事类型进行整合与改编,并借助宗教势力的扩张对其加以传播。这种传说与符号相结合的政治传统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朝代有更替,天师剑印却能代代传承,生命力远超出王朝政权。

  张静《道教与黄陂木兰传说》[26]则从宗教信仰、道教典籍、口头传统三种途径探讨了道教与黄陂木兰传说之间的关系。木兰传说融为当地道教的有机部分,道教徒及其经书成为保存、传播和引发传说变异的重要群体和媒介。

  四、少数民族传说

  少数民族传说持续受到民族学、民俗学、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的共同关注,本年度的论文数量也颇为可观。除了传统的类型研究、比较研究、文化解析外,许多学者立足于传说作为民族记忆以建构族群认同的思路,可以见出社会记忆理论和王明珂著作的影响。

  钟进文《藏边社会“英雄祖先”的民间叙事及其价值》[27]一文以青海、甘肃的边缘地带生存的裕固族、撒拉族、土族、东乡族和保安族为例,他们处于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中原社会和以藏文化为代表的边疆社会之间的过渡地带,即所谓“藏边社会”。作者着重分析“英雄祖先”的传说特色和叙事策略,将其视为在两种社会和政治制度之间、两种知识体系碰撞下衍生的追忆民族起源的“心性史”。

  舒瑜《藏族与大理鸡足山:以传说和仪式为视角》[28]将传说阐释为一种想象异族的途径。作者在云南大理鸡足山搜集了一系列表述藏文化的口头文本,它们从大理本土的宇宙观视角表达了对西藏及藏人的定位和想象——藏代表一种来自大理外部的强大力量,这一想象成为大理与西藏文化交往的底色。事实上,每个族群各有自己的宇宙观,因而也有不同的想象外部他者的方式;各族群之间的互动交往与这种想象方式是分不开的。

  温春香《地方叙事与族群想象:陈元光“征蛮”传说研究》[29]解析了当地传说一方面将陈元光由普通将领打造为可资信仰的神灵,另一方面又将被陈所平之土著蛮荒化的过程。陈的身份转变既是当地人对祖先重构的实践,同时也是他们将之前的历史蛮荒化、借一位圣人来代言自己文化的过程。作者分析这一传说的建构动机,意在把握华南土著与王朝一体化的文化实践进程。

  王晴锋《历史英雄、记忆争夺与族群认同——基于湖南省绥宁县上堡侗寨的调查》[30]围绕历史想象与族群认同问题,不仅探讨为学者们所共同关注的集体记忆的建构性,而且论证了民间记忆的抗争性。作为上堡侗族的历史英雄与民族符号,“武烈王”李天保的传说与逻辑连贯、系统性的官方话语形成鲜明对比。宏大叙事代表着政治精英对历史的建构,普通民众的记忆则通过代表着边缘化个体或群体的纪念性叙事来挑战压制性的霸权,构成一种相对于支配性话语的“反记忆”,提供了一种呈现失声的历史与经验的底层视角。

  以上研究都是基于传说文本的外部视角展开的,而对文本内部的叙事研究则相对寥寥。陈健、姜维东《濊貊族建国传说共用模式研究》[31]发现夫余、高句丽、百济、孺流等古代东北亚濊貊系诸小国的建国传说具有共同的叙事模式,反映出古代东北亚民族迁徙与融合的特点。

  五、四大传说

  与往年一样,仍有大量论文对“四大传说”进行持续讨论。总论性的有傅修延《互文的魅力:四大民间传说新释》[32],该文发现了四大传说之间的互文性,具体表现在:情节动力来自女主人公;伦理取位均与正统观念相悖;以及人物身份和故事时间等方面。作者认为四大传说是一个互为依存的有机序列。

  个案方面,学者们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传说的流变、性别意义、文化阐释和不同媒介的改编。

  关于传说叙事的历史流变:漆凌云《性别冲突与话语权力:论建国前后牛郎织女传说的嬗变》[33]观察到牛郎织女传说在建国前后矛盾焦点的转移,进而发现国家政权在文本背后灌输意识形态的隐形操作:建国前的文本中,以牛郎强迫织女成婚、织女婚后设法逃离人间的文本占多数;建国后,该传说被改造为二人情感相谐、婚姻却遭王母或天帝破坏,成为反封建礼教的文本,作为宣传新意识形态的工具被民众普遍接受。作者认为就此而言,1950年代政权借助改编这一传说来传递新意识形态的做法是成功的。对起源地进行考证的有路晓农的专著《“梁祝”的起源与流变》及多篇论文。

  来自性别视角的解读:程安霞《传说、结构、话语:民间四大传说中的女性叙事研究》[34]对“女性叙事”内涵进行剖析,从女性形象、立场、修辞等角度探究了四大传说在有意或集体无意识心态下表露了自然与人类文明的扭结关系,阐明了女性叙事对父系政权与意识形态的文化调节机制。

  文化阐释方面,高艳芳的博士论文《中国白蛇传经典的建构与阐释》[35]搜集了相关小说、笔记、戏曲、影视剧、网络文学等大量文本,全面分析了“白蛇传”传说的形态、叙事、角色、文化内涵,呈现其作为“经典”的建构过程并作出相应的文化阐释。她的另一篇《论“白蛇传”的传承动力》[36]提出:人生困境的隐喻是传说传承的内在根本,平民化的狂欢是传承的基础,在地化与普适化的结合是传承不息的依托。“白蛇传”的传承动力就在于这三者有机整合形成的稳定叙事规律。余红艳《明清时期江南生育文化与“白蛇传”传说的演变和传播》[37]认为,人物身份转变是明清“白蛇传”传说的重要特征,它折射了婚姻论财、底层男性失婚、官民对寡妇再嫁的不同态度等明清江南生育文化的特质,体现了生育文化对传说变迁、传播的重要影响,同时也是传说对民众婚育观的真实反映。

  关于其他媒介的改编,伏涤修《古代戏曲对“牛郎织女”与“董永遇仙”传说的不同接受》[38]发现,“牛郎织女”戏曲数量虽然不少,但基本都沦为案头剧,对该传说的传播并未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而“董永遇仙”戏则于戏曲舞台上绵延不绝。这其中既有政治教化的原因,又涉及两种传说的不同发展轨迹,同时还与“董永遇仙”对“牛郎织女”传说的融会、取代有密切关系。伏涤修还撰有《民间传说剧对传说故事内容的吸收与改造》[39]一文,列举了大量戏曲文本实例(以四大传说题材的戏曲居多),论证了传说题材的戏曲对传说故事内容的吸收与改编特点,认为民间传说剧保留了故事的基本内核,核心情节承续业已形成的传说故事系统;同时为了追求戏剧效果,多以大众审美为导向,在枝节剧情上进行杂糅化、传奇化改造。白海英、丁春华《论戏曲江湖本的传承特点——以孟姜女戏为例》[40]考察了戏曲江湖本对传说的改编,情节的流变,以及版本、曲种、传承等;认为江湖本有封闭性、依赖性、主导性、包容性等特点,表现出与其他民间艺术不同的传播态势。

  无法归入上述序列的有赵逵夫主编的《西和乞巧节》[41]一书和撰写的论文《牛女传说与七夕风俗研究的重大突破——论八十六年前出石成彦<牵牛织女传说的考察>》[42]。前者先梳理了牛郎织女传说在文献历史中的迁延变化,然后聚焦于西和地区的牛女传说和乞巧节,展现了相关的习俗、歌谣、乐舞、词语等地域文化图景。后者介绍了日本汉学家出石诚彦于1928年发布的《牵牛织女传说的考察》一文,认为此文是20世纪研究中国牛郎织女传说和七夕风俗的成果中最为系统、深入和具有创造性的论文之一,然而却未受到中国学者的注意。

  结语

  本年度的传说研究著作和论文总计200余种,可谓成绩斐然。新的学术生长点和研究路向在不断涌现,一些前沿理论得到了应用和再阐释,方法论上也有建树。这些实绩让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传说研究一定能持续推进思考深度,并对当下社会产生影响。

  然而,庞大的成果数字背后也存在一些有待思索的问题。少数民族传说研究集中于族群的历史记忆话题,其他方面则相对薄弱,实有进一步拓展的宏阔空间,像各口头文类之间的文本转换,图像、音乐与传说的密合等等。而从总体看来,外部研究明显多于内部研究。传说史、学术史和总论性研究也颇显冷清。

  传说与历史的关系是学者们热衷讨论的话题之一,然而许多研究者却并未充分领会传说作为族群记忆和“心史”的特性,导致一些问题重复出现。关注该命题的学者不少都来自史学、古典文献学和古代文学领域,此类研究中经常出现两种相反的观念:一是放大了传说的“真实性”,对传说与文献史料的性质差异认识不足,倾向于将传说视为确凿的史料,然后在事实层面用史学方法考证辩驳。传说的“真实性”特征被默认等同于“历史真实”了。第二类学者则走向另一极端,仍持有历史与传说二元对立的观念,即:历史是真实的,传说是虚构的。即便偶或采录了几则传说,也立足于史学价值进行讨论,或认为不足为凭,或只是在信史无征的前提下作为退而求其次的佐证。

  不清理学术史导致重复讹误的现象也频频可见。一个典型例子是:早在2008年,施爱东就曾撰文《顾颉刚故事学范式回顾与检讨》[43],全面清理了以顾颉刚《孟姜女传说研究》为代表的学术范式中存在的“一源单线的理论预设与故事生长的多向性特点之间的不相符、故事讲述的复杂多样与文献记载的偶然片面之间的矛盾,以及在材料解读过程中基于进化论假设的片面性导向”等问题。然而这些问题今仍时常可见,诸如将最早的文献记录时间等同于传说产生的时间,以文献记录的情节代表当时的口头演述,以传世文献系统混淆口头叙事的生长脉络等,导致了无效论证。

  最令人担忧的是大量学术泡沫的生产。关于传说与非遗、与地方旅游经济开发的文章特别多,不惟是社会热点,恐怕还有容易操作的缘故:搜集几则传说,总结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特征,再提点保护或开发建议,就能凑成一篇看起来像样的文章,实则空洞浮泛,言之无物。另一种能够快速生产的是比较研究,把两则相似的文本拿来进行表象对比,归纳几处异同就作为结论。评介了本年度的代表性成果之后,我们为传说学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和整体水平提升感到欣慰,同时也迫切需要对这些将会长期影响学科发展的问题进行反思。

  A Review of the Legend Research in 2014

  WANG Yao

  Post-doctoral Research Station, Institute of Ethnic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There were more than 200 publications, dissertations and papers about the legend research in 2014. Among them, new questions, directions even research areas were proposed. Some frontier theories were taken into practice and re-interpreted. Researchers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methodology. By all of these achievement, we believe that the legend research can continuously push forward in the thought profundity as well as effect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Meanwhile, it is urgent to rethink about those problems which may bring some negative effect to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over a long period.

  [Keywords] 2014; legend; review

  【作者简介】王尧(1984-),女,北京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民间文学

  【联系方式】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100732;13810097162;wangyao1984@cass.org.cn

  [1] 陈泳超:《民间传说演变的动力学机制——以洪洞县“接姑姑迎娘娘”文化圈内传说为中心》,《文史哲》2010年第2期,第60-73页

  [2] 陈泳超:《尧舜传说研究》,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3] 陈泳超:《对一个民间神明兴废史的田野知识考古——论民俗精英的动态联合》,《民俗研究》2014年第6期,第92-99页

  [4] 陈泳超:《规范传说——民俗精英的文艺理论与实践》,《文化遗产》2014年第6期,第87-96页

  [5] 陈泳超:《写传说——以“接姑姑迎娘娘”传说为例》,《民族文学研究》2014年第6期,第78-92页

  [6] 陈泳超等:《“传说动力学”批评》,《民间文化论坛》2014年第4期,第5-21页

  [7] 王志清、陈曲:《湖北蒙古族族源传说的记录史与生命史——以三家台村的陈美所传说为研究对象》,《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第114-118页

  [8] 张静:《人、神和偶像——不同讲述群体中的木兰及其传说》,《民族文学研究》2014年第2期,第141-150页

  [9] 董秀团:《村落民间叙事的焦点及意义表达——以大理剑川石龙村为例》,《思想战线》2014年第1期,第47-50页

  [10] 刘惠萍:《玉兔因何捣药月宫中?——利用图像材料对神话传说所做的一种考察》,《长江大学学报》2014年第11期,第1-10页

  [11] 陈泳超:《地方传说的生命树:以洪洞县“接姑姑迎娘娘”身世传说为例》,《民族艺术》2014年第6期,第101-110页

  [12] 安德明:《文体的协作与互动——以甘肃天水地区伏羲女娲信仰中的神话和灵验传说为例》,《西北民族研究》2014年第1期,第34-42页

  [13] 王志清:《从后稷感生神话到后稷感生传说的“民俗过程”——以旅游情境中的两起故事讲述事件为研究对象》,《青海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第183-189页

  [14] 【日】菅丰:《地域资源与历史的正统性——从传说到历史》,《民族艺术》2014年第5期,第22-25页;张晓鸥、【日】菅丰等:《<地域资源与历史的正统性——从传说到历史>问答、评议与讨论》,《民族艺术》2014年第5期,第26-29页

  [15] 龙圣:《地方历史脉络中的屯堡叙事及其演变——以四川冕宁菩萨渡为例》,《民俗研究》2014年第5期,第81-91页

  [16] 毕旭玲:《“石佛浮海”神话与上海地域形象建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第103-154页

  [17] 尚永亮:《历史与传说间的文学变奏——伯奇本事及其历史演变考论》,《文史哲》2014年第4期,第83-96页

  [18] 尚永亮:《英雄·孝子·准弃子——虞舜被害故事的文化解读》,《文学遗产》2014年第3期,第4-12页

  [19] 聂济东:《文人·名士·神仙——汉晋东方朔形象演变与定型》,《民俗研究》2014年第3期,第78-84页

  [20] 刘守华:《屈原传说与端午习俗》,《长江大学学报》2014年第7期,第16-17页;余新忠:《个人·地方·总体史——以晚清法云和尚为个案的思考》,《清史研究》2014年第3期,第92-106页;甘岚、闫志:《傅说传说与战国“选贤”思想》,《中州学刊》2014年第11期,第131-134页

  [21] 柯昊:《两汉巫风与关陇古史传说的神化》,《社会科学家》2014年第4期,第136-140页

  [22] 段友文、杨洁:《狐突传说信仰与山西区域社会文化变迁考论》,《晋阳学刊》2014年第6期,第16-26页;段友文、刘金蕾:《晋东南二仙传说信仰内涵的三次转变及其社会文化图景》,《中国文化研究》2014年夏之卷,第196-212页

  [23] 赵倩、岳永逸:《华北三皇姑的传说体系与层累生成》,《民俗研究》2014年第6期,第108-114页

  [24] 翟存明、白晓霞《关于九天圣母的民间叙事与传承心理——对甘肃永登连城镇牛站村九天圣母传说的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14年第4期,第203-207页

  [25] 吴真:《正一教权象征“天师剑”的兴起与传说》,《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第28-36页

  [26] 张静:《道教与黄陂木兰传说》,《文化遗产》2014年第5期,第104-110页

  [27] 钟进文:《藏边社会“英雄祖先”的民间叙事及其价值》,《民间文化论坛》2014年第1期,第42-47页

  [28] 舒瑜:《藏族与大理鸡足山:以传说和仪式为视角》,《青海民族研究》2014年第3期,第12-16页

  [29] 温春香:《地方叙事与族群想象:陈元光“征蛮”传说研究》,《民俗研究》2014年第6期,第100-107页

  [30] 王晴锋:《历史英雄、记忆争夺与族群认同——基于湖南省绥宁县上堡侗寨的调查》,《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第88-93页

  [31] 陈健、姜维东:《濊貊族建国传说共用模式研究》,《东北史地》2014年第4期,第75-79页

  [32] 傅修延:《互文的魅力:四大民间传说新释》,《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第205-214页

  [33] 漆凌云:《性别冲突与话语权力:论建国前后牛郎织女传说的嬗变》,《民俗研究》2014年第5期,第109-115页

  [34] 程安霞:《传说、结构、话语:民间四大传说中的女性叙事研究》,《文教资料》2014年第7期,第5-6页

  [35] 高艳芳:《中国白蛇传经典的建构与阐释》,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5月

  [36] 高艳芳:《论“白蛇传”的传承动力》,《民族文学研究》2014年第2期,第133-140页

  [37] 余红艳:《明清时期江南生育文化与“白蛇传”传说的演变和传播》,《民族文学研究》2014年第2期,第123-132页

  [38] 伏涤修:《古代戏曲对“牛郎织女”与“董永遇仙”传说的不同接受》,《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第115-127页

  [39] 伏涤修:《民间传说剧对传说故内容的吸收与改造》,《艺术百家》2014年第5期,第160-165页

  [40] 白海英、丁春华:《论戏曲江湖本的传承特点——以孟姜女戏为例》,《文化遗产》2014年第2期,第75-83页

  [41] 赵逵夫主编:《西和乞巧节》,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4年12月

  [42] 赵逵夫:《牛女传说与七夕风俗研究的重大突破——论八十六年前出石成彦<牵牛织女传说的考察>》,《西北民族研究》2014年第4期,第96-177页

  [43] 施爱东:《顾颉刚故事学范式回顾与检讨——以“孟姜女故事研究”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第26-39、159页

(文本原载《长江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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