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现代化的冲击，很多民族的传统文化渐渐被人们淡忘，并且在历史变迁与社会转型中消失。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当代世界变得越来越通属化和同质化。然而，近年来，在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文化记忆引发了广泛关注。相对于已然知识化和书面化的文学与历史书写，少数民族文化记忆的质感更为粗粝，更加具有原生态的属性。如果我们将文化比喻为地层，那么，少数民族文化记忆无疑是“古层”，它以“执拗的低音”的方式保留了民族的文化内核和审美意识。少数民族文化记忆蕴藏了丰富的民族元素，是少数民族民众拥有的宝贵的精神财富。重新打捞少数民族文化记忆，并将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当代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在创作上保持“为有源头活水来”的重要策略和路径。

　　民族文化记忆是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重要素材。我们不妨以海南岛的黎族作家文学为例。相对于其他兄弟民族，黎族作家文学诞生和发展的时间都不长，甚至到改革开放初期才初露雏形。但是，与书面文学相反的，黎族有着漫长的口传文学传统和丰富的民族文化积淀。这些传统和积淀是黎族文化记忆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黎族作家文学得以生长的文化土壤和文学资源。研究者曲明鑫在《黎族作家文学研究》中指出，黎族作家文学的题材来源中包含了对黎族神话传说的继承、对黎族民间故事的借鉴、对黎族史诗和歌谣的吸取以及对黎族谜语和谚语的运用。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古老的黎族文化记忆的馈赠，也给黎族作家文学打下了良好的文学基础。黎族作家文学唯有汲取黎族民间文化的营养，对民族的文化记忆进行当代转化，才能建构本民族的文体风格和符号系统，创造出带有黎族特色的作家文学作品。

　　无独有偶，创作了《成吉思汗传说》的蒙古族作家苏赫巴鲁在回忆自己的创作经历时提到，他在正式的写作之前曾在查干花草原搜集、整理、研究蒙古族民间文学多年，结识了很多民间歌手和说唱艺人，得知了很多关于成吉思汗的传说。在后续的创作中，他从那些实地调研和材料整理中获益良多，这直接影响到了他的叙事和抒情。的确，较之书面化的历史，口传性质的民间文学中蕴含了生动活泼的民族文化记忆，从这种记忆中书写出来的叙事作品更加接近蒙古族的语言习惯和叙事传统。读者从《成吉思汗传说》中可以看出，较之于其他蒙古族作家的相同题材作品，苏赫巴鲁的语言更加干净、简洁和爽利。他将韵散两种文体进行结合，带有蒙古族语言的节奏、语调和质感。这种语言风格的形成，无疑得益于苏赫巴鲁对蒙古族口语文学进行的书面转化。

　　民族文化记忆是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灵感来源。彝族青年作家英布草心对民族文化记忆的使用是他创作的主要特色。英布草心笔耕不辍，除了一些现实主义题材的小说外，他的创作集中在带有神话色彩的民族历史中，先后出版了《玛庵梦》《洛科的王》《虚野》《第三世界》等作品。不同于“正史”的风格，英布草心的作品虽然大多聚焦于彝族的英雄人物，却带有寓言感和玄幻感，体现了他狂野的历史想象力。英布草心的写作有将历史神秘化的倾向，在他的笔下，英雄人物的传记混合个体的创造、历史材料和传说材料。借由主人公们经历的事件和行动的轨迹，英布草心连结起英雄、神灵和山林，用小说的方式书写了民族的集体记忆。他的小说语言高度风格化，这或许与他最初的诗人身份密切相关。当他用诗性的语言书写小说时，我们会发现他的小说充满了诡秘的符号性和浪漫的迷狂气息。彝族的确是一个出诗人的民族，英布草心以诗歌的语言写小说，向民族文化记忆做了一次次复魅与招魂的尝试。英布草心是毕摩的后代，在彝族传统中毕摩是民族文化最忠诚的保存者和守护者，他继承了毕摩的精神，用小说的形式传承民族的文化记忆。

　　少数民族的文化记忆蕴藏在民族和民间文化之中，它召唤着作家去寻找和发现。这种寻找和发现甚至会改变作家的创作路径，促使他们进行创作上的转向。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和裕固族作家铁穆尔就是如此。乌热尔图最早在1980年代以森林题材的小说和猎人形象的塑造出名，但是在1993年之后，他逐渐转型从事非虚构的散文写作，其后更转向对鄂温克历史材料的整理和重构。随着创作的发展，他从文学走向了历史，从虚构走向了非虚构。铁穆尔的创作心路与乌热尔图相似，他早期以虚构创作出道，但逐渐转向本民族历史的探寻，出版了《裕固民族尧熬尔千年史》。这本书大量采用民间历史材料，叙述了裕固族从先民开始辗转离散的民族史。细看此书，会发现这本书的结构和写作形式不太“文学”，反而更像是以时间线索勾勒的一部民族历史著作。或许是因为抢救本民族民间材料和传承民族文化记忆的急迫感，才使得两位作家不约而同地在1990年代走向了非虚构和历史书写的道路。

　　从前述的案例中可以得知，少数民族的文化记忆是一口深井，能够为当代民族作家文学提供素材和灵感等文学营养。如果想要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和民族风格的作品，少数民族作家就必须目光向下，回返民族文化记忆。唯有挖掘民族文化记忆的深井，折返本民族精神文化的深处，才能在大地和民众中找到文学创作的根源所在。当然更重要的是，少数民族作家不能局限于民族文化记忆本身，而应该对其进行书面化和当代化的演绎，以更好地适应当代文学的发展语境。各民族的文化记忆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各民族作家将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利于促进彼此之间的交流、对话和连结，从而在“各美其美，美美与共”里构造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家园，以文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者系海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