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间艺术通过“非遗化”获得了相应的文化资本与象征资本，从而为从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本——展演化提供了可能性。值得思考的是，成为“非遗”的民间艺术也并不是都具备商业展演的条件。小规模展演社团具有民间自发性、小团体、经营规模小，演出目的以自我娱乐与追求一定的经济利益为主的特点。在旅游情境中，原来熟人社会中的娱乐、修身养性为目的的古乐演奏逐渐让位于商业逐利。因自身经营能力不足，与那些大规模旅游展演企业、社团相比，他们更多处于生存与展演之间的困境中。 

　　关键词：小规模展演；旅游情境；白沙；古乐会；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民间艺术及相关社会团体经历了一个从复苏到发展的历程。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展演化、“非遗”化两个趋势，且两个趋势呈现出相互交叉、利用的特点，民间艺术通过“非遗”化获得了相应的文化资本与象征资本，从而为从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本——展演化提供了可能性。值得思考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民间艺术都具有展演、进入“非遗”的资格，或者说进行展演的民间艺术不一定都是“非遗”项目，成为“非遗”的民间艺术也并不都具备商业展演的条件，尤其在一些偏远乡镇、山区的这一现象更为突出。旅游业发达地区的民间艺术在展演化、商业化当中的境遇如何？是不是所有的民间艺术社团在旅游业发展中获得了“再生”？尤其是介于民间与市场之间的小规模民间展演社团的生存境遇如何？这也是笔者一直关注和思考的问题。2009年8月至2015年10月，笔者对丽江白沙古乐会进行了跟踪调查，这份调查报告或许对解答上述这些问题有所裨益。 

　　一、 白沙古乐会的文化生境 

　　白沙乡位于丽江坝子北端，地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玉龙雪山南麓，东临古城区金山白族乡，南接古城区束河办事处，西与拉市乡、龙蟠乡相连，北与大具乡为界。总面积253.6平方千米。坝区海拔2430米，山区最高海拔5 596米。辖白沙、文海、玉湖、新善、木都5个村委会，46个村民小组。2006年末，全乡总户数2 203户，总人口7 531人。纳西族6 973人，白族47人，傈僳族16人。[②] 

　　白沙是个旅游资源富集地，境内有福国寺、玉峰寺、北岳、大宝积宫、大定阁、金刚殿、文昌庙等宗教建筑，因位于玉龙雪山南麓，自然风光极佳，集中了玉水寨、东巴王国、东巴万神园、印象丽江、东巴谷、高尔夫球场、户外乐园等众多旅游企业。白沙乡政府所在地的白沙壁画于2005年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与束河古镇、大研古镇一同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白沙作为宋元时期丽江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所在地，在丽江乃至滇西北历史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尤其作为纳西文化重镇，至今留下众多名胜古迹及民间传说、故事，在纳西族历史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白沙古乐会在历史上以“白沙细乐”著称。据杨学舜乐师介绍，白沙古乐会如果从“白沙细乐”算起，可能是在云南也是较早的乐会了；但洞经音乐传入是在明代木氏土司时期，流行是在清朝以后的事，据村里老人讲，可能是从道光年间就开始演奏洞经音乐了。[③]因之前“白沙细乐”流传较广，洞经音乐传到丽江后，也受到“白沙细乐”的深刻影响，如好多乐器是相似的，尤其是“苏古笃”、“伯波”、曲项琵琶最为明显；另外，风格虽然洞经音乐平和些，有雅韵，但相对比起外面洞经音乐，整体听起来还是有些悲伤风格，这是纳西味的所在。现在白沙古乐会能够演奏《八卦》、《到春来》、《到夏来》、《到秋来》、《到冬来》、《万年欢》、《浪淘沙》、《山坡羊》、《清河老人》、《一江风》、《柳摇金》、《小白梅》、《步步娇》等二十余首，但“白沙细乐”传承状况却不尽人意，基本上只能演奏《笃》、《三思吉》、《阿丽丽吉拍》等几首。平时演奏曲目也大多以丽江洞经音乐为主。《白沙细乐》是迄今仍流传于丽江纳西族民间的一部融歌、舞、器乐为一体的音乐组曲，2011年被列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白沙古乐会在丽江境内，因历史悠久、乐师云集、传承生态较好而远近闻名，与丽江境内的大研、白华、金山等古乐会齐名。 

　　 二、由盛而衰：白沙古乐会现状 

　　白沙古乐会自上世纪80年代恢复活动以来，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在老乐师和惠涵的倡导下，继大研古乐会后较早恢复演奏活动，当时集中了白沙、束河等片区的老艺人，演奏技艺高超，规模、质量均处于领先地位；第二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丽江旅游起步后，古乐会进行了传习培训活动，培养了一批中青年传承人，并开始参与旅游展演活动；第三阶段是本世纪以来，束河及玉龙山景区旅游迅猛发展，带动了白沙古乐会的发展，同时，因政府大力引入外来投资商，一些大项目带来了不少文化企业，由此也造成了周边景区之间竞争，这对作为民间组织存在的白沙古乐会带来了诸多影响，尤其对其生存状况直接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古乐会进入了一个由盛而衰的阶段。 

　　关于古乐会的传承历史，笔者专访了古会会长和仕鸿与老乐师杨学舜，下面是对二人访谈的记录整理： 

　　白沙古乐会在历史上很有名的，1991年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时，作为特邀代表，与大研古乐会、白华古乐会、长水古乐会、金山古乐会一同参加了庆典游行。当时白沙古乐会会长是和惠涵，[④]为恢复古乐会活动出过大力，祖上世代都是读书人，他也教了一辈子书，为人正派，有修养，是丽江有名的文人乐手。95年去世时为81岁。三中全会后，1978年恢复白沙古乐会时，规模很大，有三十多人，因为束河那时属于白沙，也是合并在白沙乐会里的。那时宣科还不太出名，加入不了大研古乐会，是由和惠涵拉到白沙古乐会的。 

　　和崇义是第二任会长，他是白沙向阳村人，现年96岁，至今健在，但年事已高，在家赋闲。和满意为第三任，今年患病去世，年仅58岁。现任会长是和仕鸿。和仕鸿对此深感难以胜任：“我在乐队里什么不会的一个了，还会长呢！只能敲敲板鼓、木鱼，其它乐器一样也不会，但他们非得推举我来担这个会长。主要是自己多多少少认识上面、下面的一些人，可以跑跑，反映下问题。其他乐会成员都是最老实的农民，说句汉话都说不成章。不少记者、研究生过来采访，词不达意，搞得双边都很费劲。如果都会纳西话还好些。” 

　　杨学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恢复活动时就参加了古乐会，当时还算年轻，才四十出头，他在乐会活动时负责烧火做饭，业余时间跟着老艺人学古乐，当时传授古乐都是由工尺谱为主，主要在和崇义那里学的多些，一直到现在还不太熟悉简谱。现在整理了一本工尺谱与简谱对照本，主要是为后辈学古乐考虑。 

　　白沙古乐会在80年代初恢复活动后，一直处于松散状态。1994年，云南省政府滇西北会议召开后，丽江旅游开始起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当地政府也希望重新振兴“白沙细乐”这一地方文化品牌，由此促进文化产业的大发展。1994年9月23日年，在当地政府支持下，举办了“古乐培训班”。由白沙乡党委书记木正根担任乐会名誉会长。当时乡政府规划初步恢复福国寺景区，培训结束后乐会到那里演奏。但后来恢复工作因涉及到宗教问题而搁浅。 

　　培训班当时由和满意、杨学舜作为指导教师，制订了严格的章程。培训时间：早上9点至1点，下午2：30到5：00。一开始报名人数有50多个，年青人居多，不少还是在校的学生，后来只剩下20多个人。坚持了半年多。当时的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图新鲜、热闹的多，一旦进入真正的学习阶段，吃不了苦；二是不少学习成员离白沙村所较远，来回不方便。 

　　2005年，丽江旅游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尤其是与之相隔五公里的束河古镇成为丽江旅游另一热点后，也带动了白沙旅游的发展。这一时期，乐会又举办了一次培训班。白沙完小也进行了古乐培训。效果还是明显的。 

　　从现在白沙古乐会传承情况来看，杨学舜算是水平较高的乐师了，尤其是他自己整理的工尺谱与简谱对照本，对于传承古乐意义重大。但他一直未能列入传承人，对此他表示了不解：“前个月，乡里文化站长带着县文化馆馆长到家里调查，说要审批文化传承人，也填写了一些表格，但一直没有后面消息。前些日子公布的传承人名单里也没有自己的名字。不是在意这个名声，关键是如何搞好传承，上面要实事求是。像我们村里的和爱月，方圆几十里都是有名的民间歌手，但她也没有列入传承人名单。不知道上面是怎么想的。” 

　　现在古乐会生境困难，和仕鸿认为，主要是乐会中没有一个宣科一样的能说会道，交际水平高的主持人；同时，政府只看重那些找钱的大企业，对本土本乡的民间组织不重视，甚至视为负担。现在乐会基本上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原来乐会演奏地点在原会长和满意家里。和满意有两个女儿，都嫁到浙江，只是一个独居，乐会就长年在他家演奏，当时以自娱自乐为主。后来和满意去世后，他弟弟颇有微辞，乐会就搬了出来。现在这个铺面房是租过来的，一个月租金200元，一年2400元，一次性付清。乐会的这些乐器大多是自制，大件是成立时由乡政府、村公所赞助买的。但有些乐器因年久失修，需要填补，但现在自己生存都困难，现在乐会的板凳都是杨学舜家里提供的。就这些问题，和仕鸿专门找过乡政府、县文化局反映过。前个月又跑了趟县文化局，局长说要派个人调查一下，如果情况属实就补助点，但直到现在仍没有人过来。 

　　现在古乐会成员有15个会员，也不一定天天到场，因大部分是农民，都有忙不完活路，今天到场8个，算是较多的了。和仕鸿虽对乐会现状忧心忡忡，但一谈起白沙悠久的历史文化就如数家珍，同时对古乐会的荣誉也津津乐道：“丽江以前藏在深山人未识，不要说国外了，连省内的好多人都认为是个藏在口袋底的穷山沟。现在丽江名声这么大，主要是纳西文化起了很大的作用。虽然政府的宣传也起了作用，但关键是你要有得起他人有不起的宝贝，东巴文化、丽江古城、纳西族的歌舞艺术都是世界级的，游客最看重的也是这些。丽江今天的辉煌与纳西族的历史人物贡献分不开，尤其是木老爷（指木氏土司），藏族人都称他为‘木天王’。没有木老爷，就谈不上现在的这些历史文化。木老爷最早的根据地就是白沙，丽江最早的佛寺——福国寺也在白沙和，最早的三多庙也在白沙，白沙壁画也是他手里面完成的，白沙细乐、洞经音乐也是那时引进来的。一个民族的发展离不开这样的领头人，以前认为这是封建观念，现在看来是不公正的。现在白沙虽然不像大研镇、束河那样大肆的宣传、炒作，但来的人还是很多的，尤其是老外多，原因在于这里的文化较为深厚、纯真，‘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是这个道理。我们说白沙是纳西文化之都，有些人认为我们吹牛皮，主要是不了解历史。不要看我们这个古乐会现在不太起色，但在国外知名度，不亚于丽江任何一个古乐会，法国、德国国家电视台专门作过采访拍摄。每天都有不同国家的游客过来观赏、采访，说明它的价值所在。” 

　　现在乐会的生存基础主要来自游客的捐助，相比于国内游客，老外捐助多些；国内游客如果是团队就少些，散客相对多些。和仕鸿对古乐会有过恩惠的人记忆犹新：“正因为这个古乐的历史悠久，与众不同，能够代表纳西族的文化，所以不少游客也能够理解，并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要不是他们的捐助，我们也搞不下去。其中感人的故事太多了，前几天湖南韶山的母女游客听了以后，捐了几百块，4天后又来了一次，说要与大家一起吃顿饭，请了一次客。厦门大学博士生赵红梅作调查时也请过一次午饭，说还要请一次，但因为赶不过来就给了200元。” 

　　三、小规模展演：白沙古乐会展演场景描述 

　　 相比于另外两个在丽江旅游市场中如日中天的旅游古镇，白沙显得寂静了很多。不管在白沙壁画、还是在街道上，游客还是稀稀疏疏，甚至卖旅游商品的比游客还要多。听白沙壁画管理员介绍，除了黄金周、春节、假期等旅游高峰期，平时游客不太多，好多是跟着“大玉龙”[⑤]游客团队走了。白沙街道主要是围绕“白沙壁画”景区四周，周长约摸2公里多。白沙古乐会演奏地点在街道的西南角，处于东路与西路的交叉口，斜对面是丽江名人——“雪山神医”和仕秀的诊所。[⑥]旁边皆为旅游商铺、商店、餐馆，都是小规模经营类型。 

　　 白沙古乐会的展演也是小规模的。白沙古乐会演奏场所为一间16平方米的小屋，因房间狭窄，三分之一的乐队成员被迫移到室外。室内挂满了敬奉儒释道诸神的条幅，其中1991年参加县庆时的锦旗挂在了正中显眼的位置。乐队中间放了一张板凳，说是专门给游客合影用的。 

　　乐队前方放着一块广告宣传牌，上面主题突出了乐会特殊的历史地位，同时表明了希望得到游客赞助的希望。 

　　敬告游客 

　　农村老艺人为了抢救濒乎失传的白沙细乐，至今已有千多年的历史了，是中国四大古典名曲之一，是以纳西族古老的传说故事“龙女树”为题材，本会以用音乐形式表现了民族性格和民族感情色彩，原汁原味地传承演奏白沙细乐，同时也演奏道教洞经音乐。 

　　演奏人员都是老艺人和农民，没有工资，请热心优秀文化的游客欣赏摄相后随心表示爱心。 

　　谢谢合作和支持！ 

　　玉龙县白沙细乐会 

　　旁边有日文、英文翻译的广告牌。看得出来，这是变相的广告宣传，也是一种自身的生存策略。广告牌质地粗糙，是从一块复合板切割下来的；语句也不甚通顺，半文半白，夹杂了一些繁体字，似乎在突出其悠久的历史。另外，把“白沙细乐”自誉为中国四大古典名曲，并与民间的“龙女树传说”相附会，显然是受宣科的“宣传”有关。广告内容在突出了乐曲的珍稀的同时，也强调了“农民”、“老艺人”的身份，突显了生存的窘境。与宣科古乐会、东巴宫、玉水寨、“金沙丽水”等大型文化企业相比，白沙古乐会显得寒碜破落，由此也突显了另外一种市场效益——“原生态”、民间性。 

　　笔者在访谈时，有两个外国游客骑着自行车从南边过来。“老外来了！”听到提醒后，乐会成员纷纷拿起乐器演奏起来。两个老外显然注意到这种变化与他们有关，也下了自行车，慢慢走到跟前，听了一会儿，离开前往放钱的盆里放了20元。这时，另一伙国内游客也走了过来，大致有二十多人，说的是粤语。他们似乎对古乐会情况不明，尤其是看到前方乐会宣传牌后，保持了一定距离，观望几分钟后还是迅速离开了。笔者给乐会照相时，前方的老艺人似乎觉察到钱盒不雅，拿了个钵盖在上面。 

　　白沙古乐会访谈结束后，笔者在村里闲逛，到忠义村时，听到一曲古乐笛子独奏，就循声走进了一户农家院落。一个中年男子在家中堂屋里忘情地演奏着，看到笔者后停了下来。从交谈中得知，他叫和景后，50多岁，老伴三个月才去世，两个儿子都在城里，分别在银行、房地产企业工作，收入较高，买了两栋庭院式住房，家境较好，他在老家基本上处于养老状况，古乐成为生活中的主要内容，除了与村里乐会聚会活动外，平时在家观摩DVD、录音机中的古乐演奏。擅长笛子演奏，单单笛子就购置了12支，挂满了堂屋墙壁，有些是泡在青刺果油中，说这样保养乐器。 

　　他对现在古乐队现状颇为不满：“成天在街上等那几个游客，那不是在享受音乐了，而是成了卖艺的行当。在外人眼中我们似乎成了乞丐，自己丢不起这个人就退出来了。”古乐会成立时他也是积极分子，曾“走火入魔地学过一年多”，基本上掌握了笛子、二胡演奏技能，能够拉曲目20首。他最早并不学古乐而是以跳麒麟舞出名，以前村里曾有过麒麟队，他主要跳鹤舞，在周边村庄里享有盛名。现在想到玉水寨艺术团里去，他说已经与重要人物说好了。“现在村中那些演奏水平与那些专业演奏一比，就差远了。好点的演奏高手也被那些旅游老板挖绝了，名师出高徒，要想真正提高水平，还得到那里面去，不在乎那点收入，反倒出钱也可以。”原来白沙古乐会的木正彩也是这样到那里的。 

　　对古乐会在街边展演行为不屑的不只是和景后一人，现在乐会中的几个退休干部职工也同样有这种想法。和仕鸿会长也提到这个问题，“他们几个是拿国家工资的，没有后顾之忧，不像我们这样老实巴焦的农民，除了田里、家里那点收入外，没有多少额外收入，天天自娱自乐是乐不起来的。人各有志，不能勉强。退休人员平时不参加展演活动，但每月份14日的化賩[⑦]聚会是参加的，前次一起到解脱林聚会活动，就是和琳出的钱。” 

　　五、探讨与思考：生存与展演之间的困境 

　　白沙古乐会的展演活动类型属于典型的小规模展演，与宣科主持的大研纳西古乐会、玉水寨、东巴宫、丽江水金沙等大型旅游展演团体相比，白沙古乐会只能说是“小打小闹”了；其次，从展演的经济效益、品牌效益等方面也是与那些展演社团不可同日而语。小规模展演具有民间自发、小团体、经营规模小，演出目的以自我娱乐与追求一定的经济利益为主的特点。小规模展演在传统社会中偏向于自娱自乐、修身养性为主旨，但在旅游情境中，原来熟人社会中的娱乐、修身养性为目的的古乐演奏逐渐让位于商业逐利。但因为自身经营能力不足，与那些大规模旅游展演企业、社团相比，他们更多处于生存与展演之间的困境中。 

　　白沙古乐会可以说处在一个艰难的十字路口，与城里或郊区自给自足，自娱自乐为目的的乐会不同，他们更多是处于传承与生存的矛盾焦虑中。虽地处旅游景区，但因演奏地点、场景布置的简陋，人员的参差不齐，使整体形象上类似于“江湖卖艺”；其次，因演出场地地处街口，过往车辆、人员众多，影响了演奏效果，加上没有设置观众席，游客也只能站着听上片刻，谈不上欣赏。乐会成员对这种窘境深有感受，但又无力改变，更多是把希望寄托在政府的重视、老板出资打造之上。这也是丽江民间小规模展演社团共有的普遍现象。依笔者分析，在丽江“文化立市”的背景下，政府把目光更多聚焦于大投入、大项目带来的大发展，散布于玉龙山下的“玉水寨 ”、“印象丽江”、“东巴谷”、“户外乐园”、“东巴王国”等诸多文化企业无不是与政府的大力支持密切相关，尤其是带有浓厚政府行为的“大玉龙”捆绑营销机制，虽然在整合景区资源，遏制恶性竞争方面有一定效果，但也限制了企业自身的创新发展，同时对白沙古乐这样的民间组织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绝大部分的游客随着“大玉龙”团队而去，只剩下零散的游客，这对以游客捐助为主来实现自我生存的乐会是致命的打击。 

　　从长远考虑，地方文化资源的资本化运作，本来是民族地区实现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但作为文化资本的传统文化，其资本的最大化利用是与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相辅相成的。正如布迪厄指出：“从事实践的阶级都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就是追求金钱利润的最大值，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它们的活动不带有文化或艺术实践及其产品的无目的性，它们也同样不能被界定为从事实践的阶级。……利益的产生必定同时伴随着它的负面对应物——超功利性，没有超功利性也就不可能有利益。”经济“总是沉浸于文化环境的汪洋大海之中。”[⑧]资本的功利性行为是与非功利性行为有机统一的。过于侧重于资本的功利性追求，而忽略了其非功利性特点，前者也就成了无水之鱼。如何放水养鱼，鱼水相乐，成为当下“遗产功利化”语境中的焦点问题。 

　　从调查实际来看，如果政府能够通过制订地方法规条例，从巨额的旅游收入中拿出点扶持资金，建立相应的传承保护基金机制，并与地方文化精英、民间传承人形成一个有机的沟通渠道，地方的传统文化传承是在有作为的。从白沙古乐会来看，政府如果能够免费提供一个演奏场所，并在购买设备、演出方面予以相应补贴，这个乐会的生存境遇会大有改善，同时对促进白沙景区文化品味及内涵的提升也是大有裨益的。正如和仕鸿会长所说，“我们不是那些贪得无厌的商人，只是要求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一年给个万把块钱，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了，我们既可以把民族文化展示给游客，同时也可以在村里继续开展培训、普及、传承工作。” 

　　相对说来，地处旅游业发达地区的民间艺术的展演化、商业化现象较为突出，“纳西古乐”成为丽江文化旅游的排头兵就是一个明证。但并不是所有的民间艺术都能进入到商业展演的行列中。因为受资金投入、组织保障、政策导向、社团内部整合等方面的制约，更多的小规模民间艺术社团仍处于自生自灭的窘境中，白沙古乐会当下所处的困境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在调查中，我们深刻感受到民间艺术社团所面临的命运遭遇及选择，不再是单纯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也绝非本地人与外地人的文化边界设定，而是国际、国家、地方、族群、精英、民众等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与博弈，这些不同社会力量关系的交织构成了民间艺术文化再生产的文化场域。在这“再生产”的过程中，政府、学者、企业、社团等利益相关者如何扮演好各自的角色，达成真正的合力，推动民间艺术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时代课题。 

　　本文发表于《民族艺术》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