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僧格老师，青海高原和硕特蒙古人氏。就学属于“老三届”那一代，其时他是蒙古语言文学专业，我也刚刚从西北师范大学外语系回归西北民族学院（今西北民族大学）曾为他们班用蒙古语开讲《蒙古族口头文学》课程。后来，他虽被留校教学，仍不屈不挠，北上乌兰巴托，东进呼和浩特，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不辍，但都与我一校同事至今，岁月匆匆，倏尔30余载矣！在我们之间，留下了不少那个时代、这个空间里特有的社会生活故事，师生间的趣味良多，意义不浅。 

　　如今他已是高校教授有年，着力人类学、社会学教研；蒙古文与汉文两种语文熟练驾驭，著作颇丰。近日得知他用汉文著述了《人类学视野下的蒙古狩猎文化》一书，将由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嘱我代之为序。我初读著作清样，联系蒙古学及其分支在我国这些年来的发展状况，欣喜之间也产生一些与民族文化、西部大开发、人类学等有关的联想，多系碎片，一时尚难连缀。遂借题发挥写了以下思考。 

　　二 

　　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在中国大陆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进入了一个崭新时期。难忘30多年前“十年动乱”甫一结束，在大西北重镇——兰州，西北民族学院率先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暨教材编写研讨会。其时，金风送爽，雾霾难退，《格萨尔》是不是“大毒草”？《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究竟应不应该按照当时评判《水浒传》的指导思想去评价、对待？对一部少数民族民间口耳相传的史诗或古典文学作品看法上的群情激奋程度，与会者争论不休的激烈场面，都给之后参与研讨的我们留下了足可勾起特定时代才会际遇到的深刻印象。绵长、多元而又曾长期灿烂于世的中华文化的享有者——中国人竟也一时不解自己足可自豪的文化吗，我们将向何处去？——这是一种常态社会难以相逢的珍贵。她赐予了我们直到今天毫不逊色的启迪：今昔对比，两重天地！…… 

　　时代洪流浩浩荡荡，人类总是要不断分辨真伪，冲破一切阻力与时俱进：追根溯源，认识自己；解析困境，开辟未来。时代赋予今天的我们以新的宏大课题：我们究竟该如何对待人类文化？如何准确认识自己民族的文化和理解认识其他民族的文化？如何重估往昔祖先的历史文化？又应该如何去创新今后的文化？那次会议的成功与意义，首先得到劫后余生的老一代学者们穿越岁月沧桑后哲思敏锐的高度认可，被之后学界共称为“兰州会议”而载入中国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学术史册。 

　　三 

　　30多年后的眼下，当我们放眼全球来认知21世纪，就会发现 不仅仅文化领域全面深入开拓、扩展和推出，已成为世界、尤其超级大国极具战略地位的新高地、推波助澜；一种响亮的时代新声音。新时期的到来为我们的学术也同样带来挑战，带来历史性的新机遇。我们已从30年前被一时“迷惘”的“雾霾”里挣脱出来，展望着圆梦的未来。仅从中国民族学/人类学或具体的蒙古学的恢复、重建、发展和收获看，我们见到，不仅在不少领域有了深入研究和新识，和谐民族关系、少数民族语文、史诗学、非物质遗产、经济发展等等方面都有了骄人的成绩；而且宏观上，着眼于中华整体文化多元一体的形成积淀，又基于特色鲜明的区域文化延绵不断的传承事实，一切文化财富都被珍惜，保护，开发和利用，作为共圆中国梦的一种厚重资源，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顶层设计和举国各地的实践里。“草原文化”这一重大现实课题的提出与开展，不仅仅凸显了我国蒙古学、阿尔泰学以及藏学等领域的丰富内涵与中华多元一体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历史地位；而且也从多个角度和方面对我国北方各民族的文化从多元一体理论视角提升和丰富至一个个新高度。 

　　四 

　　是的，所谓“草原文化”或可称“中国草原文化”，它是根据我国区域历史-文化地理方位所指、中国北方从东到西一带的游牧文化区域；它并非指单一民族和局部地方性文化，应是北方草原各游牧民族（当代除其中主体的蒙古族外，这一代世居者当代还包含有达斡尔族、赫哲族、鄂伦春，哈萨克族以及柯尔克孜、塔吉克族等，因为他们也多从事渔猎、游牧业）共同创造的、多元一体复合型文化系统。正因如此，又鉴于每个民族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社会环境文化互融时段的先后，当我们把握了宏观“一体”的“高瞻”时，针对其文化发展的实际，不可或缺的便应该是，对他文化微观的、具体的、分门别类地进行“远瞩”扎实的剖析细究。之所以这样，乃因往昔出于历史的、政治的、认知上多种复杂原因所致，我们对55个兄弟民族有不少基础研究是空缺的或不完备的。比如各少数民族精神心理层面、社会层面的事象，生活方式，生产方式、语言的、文字的口头或书面的文献资料，文物遗存、实物，虽有搜集、抢救、翻译、整理和出版，成绩也不谓之不显然；但也存在不少遗憾的遗失或未来得及抢救、整理、翻译和至今尚不能提供学术利用的空白。所以，我们认为，从学术上 “民族志”、“民俗志”这类基础资料文献出发的“一般课题”研究，也是十分重要或必要的。如果这种看法也能被学界认同是客观性的话，我看僧格老师这本作品就是有必要的了。因为这是一种具体的、基础的探索，而且至今还比较薄弱、甚至空白。这本书好就好在追根溯源从基础研究源头开始的做学态度。没有这种人类生产劳动初始阶段——原始社会，人类完全依赖大自然恩赐的初始状态的细察、认知、领悟等等探索，何谈久长生存实践后从依赖过渡到驾驭野生的游牧文化的领悟和认知？理论层面不难理解：“不知道过去的人，也不可能知道未来”（许倬云语）。同此理，不认识源头的基础文化——人类初始的采集-狩猎文化，怎可精确地认知之后的游牧文化、及至今后文化的走向？所以说，“文化”——人类生存智慧经验的结晶，只可（直接或间接）发现、积累、体系化，而不可突击收集，更不可以急功近利，以运动方式对待文化问题。也有人说用财富买不来“文化”、买来的仅仅是文化“产品”。从这点认识出发，不论任务有多紧急，治学要从基础开始，浮躁社会、氛围，都不宜治学；而需提倡“板凳甘坐十年冷”的精神，从微观到宏观，从分析到综合地去进行。 

　　     当然，采集-狩猎文化项目的研究之所以不好做，是文献的不足和考古材料、以及生产方式、工具，生活方式、实物不易采集或缺失所致。“下大功夫”，对研究者的素质、学养是有要求的。《蒙古秘史》这类珍品不多，且对现代青年来说，不易也无条件耐着性子去啃通。岩画，（民族语言）口头传统材料的发掘利用，也非未经专业训练者能胜任的。 

　　    从常识出发想来，采集-狩猎时代，生于东亚北方大自然环境里的人类，从东额尔古纳河直至西端的阿尔泰地区，其生活需求，是很难得到保证的，几百年艰苦地对大自然生态、事象，从恐惧、牺牲，到认知、到局部适应、利用，从狩猎业发展到游牧业是一个多么大的进步！先民们在面对严酷大自然及其逐步认知各类光怪陆离现象过程中，既付出了无可估量的探索代价；同时，也在面对现实中逐步认知着人类自己。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生命、生存依赖的起码物质需求，及至生产，要由自然条件恩赐为先决，天然河流、湖泊，森林，提供了通过渔猎手段谋取天然产物为生存资料。仿照飞禽树上筑巢，动物依地刨洞为居，直接利用植物枝叶、兽皮为衣等等。我们是靠《蒙古秘史》、岩画、遗迹、口头传统等等材料才得知一二。但仅此所为我们后代，描绘出了多么诱人、令人遐想的祖先们生动的生活画卷。我们究竟从何而来，我们在宇宙之下、地球之上，先民们如何以重大代价作为“学费”而勇往直前地开发了人类独有的智慧，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用人类学的视野从文化体系出发，始于基础，步步深入；从人本体沿着文化脉络去探索人类及其文化的奥秘。这是僧格老师这一选题给我们的启发——这是我的一点思考。确与否，只待贤达指教。权作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