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洛陀信仰被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资料图片

　　壮族妇女在朝拜布洛陀。 谢中国摄

　　开栏的话：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变迁目不暇接，中国社会在快速进步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道德问题。中国人对人生意义的思考，也因此转为对信仰问题的普遍关注。信仰危机、信仰缺失，各种说法异彩纷呈。

　　然而，宗教信仰是什么?它源自理性，还是非理性?是文化核心，还是宗教皈依?是神之启示，还是人的关怀?是排他的，还是多元的?是普世的，还是民族的?从宗教信仰到社会信仰，从个人信仰到公共信仰，从传统信仰到现代信仰等一系列问题，都迫切需要作出回答。

　　从本期起，本刊开设专栏，特邀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平教授，对当下国人的宗教信仰形态进行解读。

　　龙年春节，祭祖之风依旧盛烈，只是祭祖作为传统信仰的一种形式，从血族“保佑”到人文“认同”，从单一祈福到信仰建构，近年来正发生着一些重要的变化。

　　中国人的祭祖传统，多以国祭与家祭为主体，而祭祖对象则有人文祖系与血族祖先两个大类。当代中国，一方面有以炎黄为核心的国祭与公祭，多以公权力与社会资源的操持为基础;另一方面，又有以家庭和宗族为主体的对血族祖先的祭祀。

　　就后者而言，以家庭与宗族为形式的祭祖，虽然在某些热衷于家族信仰的人士的牵头下，在各地乡村重新出现，但这种信仰的复兴仅仅是一种表象。来自于国家的计生政策，特别是近年来各地乡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加，几乎使乡村结构陷入了一种空心化格局，动摇了这种宗族信仰的核心部分——传宗接代等观念，进而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固有的祖宗崇拜传统。

　　这直接导致了祭祖信仰在仪式上的简化以及祭拜代数的缩减。人们多在家中祭祖，祭祖信仰的核心也发生了相应的变更，采用了从宗族到家庭、从家庭到个人的祭拜形式，宗族祠祭的功能渐被家庭承担，而无数核心家庭几乎没有了祭祖礼仪。即便是在家祭时，人们多数也只是祭拜两至三代的祖先，只有那些与自己有过生活经历或情感交流的祖辈，才会成为人们的祭拜对象。

　　在此背景下，其他的社会、文化元素乃至市场化逻辑乘虚而入，进入了祭祖仪式及其信仰，以祭祖活动为核心的信仰模式也逐渐成为各种元素与资源的整合结果。

　　广西壮族布洛陀始祖的信仰模式，可以说就是这样一种祭祖模式。它以广西壮族布洛陀始祖传说为基础，建构了以布洛陀祭拜为中心的现代信仰模式。它依据流传至今的《布洛陀麽经》，将传说中的布洛陀信奉为始祖，在近10年，由广西百色地区田阳县建构了布洛陀始祖遗址和布洛陀祭拜祖公庙，并且号称为不同于黄河、长江流域之炎黄崇拜——中国珠江流域的第三大类型人文始祖信仰。

　　根据已有的研究，布洛陀信仰分为3种形态。一是口碑神话传说中的布洛陀;二是祭祀中的布洛陀，祭拜者直接祭拜布洛陀;三是宗教中的布洛陀，祭拜者通过麽公与布洛陀沟通。目前的布洛陀始祖祭拜仪式，把这3种信仰形态予以了最基本的整合。

　　然而，这一始祖祭拜形式，基本上是采取了民间信仰的多元祭拜取向。人们在各自的家庭中举行家祭，而在布洛陀始祖信仰之前，则以拜佛、求神的形式来举行祭拜。所以，今日的布洛陀始祖信仰，也同样能够看到观音、财神、玉皇大帝等多神崇拜的关系。在传统祭祖注重的人与人的信仰关系之中，渗透并且强化了人与神、神与神的多样关系。同时，这种布洛陀祭拜形式，与想象中炎黄信仰包裹中国的特征不同。虽以壮族始祖神为中心，却又超越了固有的族群祭祖形式。它是西南地区壮族、布依族、仡佬族、水族、侗族、瑶族等9个族群的祖神祭拜对象，建构了一个基于族群却超越固有族群关系的信仰模式，把族群、地域、权力、文化、民俗、旅游等内容整合为一体。如今，前往祭拜布洛陀的香客，除了广西本地壮族人之外，还有来自泰国、印度以及我国云南、贵州等地的祭拜人群，2011年曾经多达30多万人。

　　实际上，这种祭祖模式，与固有的国祭与家祭形式比较，应当是一种地方公祭，超越了各个族群固有的祭祖仪式。至于在布洛陀信仰的重建过程中，既非祭拜者的意愿，亦非官方意志，而是学者参与、民间推动、政府主导、市场机制等多方意愿以及各种社会资源的整合。始祖搭台，信仰与经济同台唱戏，才使今天的壮族布洛陀始祖信仰得以建构成型。人文意义、族群认同、地域认同、甚至经济发展设想，同时在其中得到了有机的呈现。无疑，它不是宗教，却具有了宗教的信仰特征，具有了一种以社会文化乃至地方经济发展为主要取向的信仰模式。在人与人、人与神的信仰关系中，拓展并神化了人与社会、与权力的复杂关系。

　　盛大的布洛陀香火，从山脚到山头祖公庙的香火、香客，迤逦向上，烟雾缭绕。联想到多重资源整合的布洛陀信仰建构过程，可以说，这种“布洛陀信仰现象”，与其说是始祖信仰，还不如说是一种地域性、民族性的社会信仰。其中因缘，究竟是始祖信仰社会化了，还是社会“被”始祖信仰了，还是始祖信仰与社会民俗、公共权力、地方经济的一种深层建构，尚待体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