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主要针对西北人数较少民族文化遗产在西部大开发中所面临的保护与发展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作者认为，西北各少数民族在西部地区这一广阔的时间和空间里，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人文资源，这些宝贵的资源不仅可以保护，而且可以开发和利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可以有所发展，有所作为。

　　关键词：西部大开发;小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7.6;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01)02-0005-04

　　西部大开发是我国跨世纪宏观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具有重要意义。西部大开发，必定会推进当地工业化、现代化和市场化，这种发展自然要求经济一体化。这样，怎样把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与保护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就成为我们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针对人数较少的小民族而言，更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小民族往往生活在人数众多的大民族之间，如果顺其自然，他们要么彻底放弃自己的文化，融入大民族的社会;要么保持自己的传统，但被排斥在很多社会活动和网络之外。面对这样一种“两难”选择，我们怎么办?我认为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发展经济”和“保存文化”并不是一对必然的矛盾关系，在很多方面可以相辅相成。小民族往往有自己十分独特的文化传统，这些特殊的文化传统能够在人口规模很小的一个族群中维持下来，必定有其特殊的价值。对这些有价值的文化传统，我们既要加倍珍视，更要充分利用，变潜在资源为可利用资源。具体而言，可分为以下三点来认识这个问题。

　　一、鼓励小民族充分运用自己的文化传统来发展经济，尤其是那些可以城市化的优秀文化传统更应该发扬广大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其产生的生态环境和所属民族的生计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这并不是说，所有文化传统只要离开了滋生的土壤就无从发展。事实证明，许多民族的文化传统经过不断改良，往往成为超民族、跨地域的优秀文化，有的甚至成为国粹或人类奇迹。小民族也一样，他们的许多文化传统也有可能成为族际共享的资源。对此，我们要充分利用，合理开发，使其成为民族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例如，甘肃的东乡族生活在山岭重叠、沟壑纵横的干旱山区。过去由于自然环境因素，社会经济一直比较落后，他们主要靠外出擀毡、割麦子等打短工来维持生活。由于信仰伊斯兰教，所到之处，怎样吃上清真饭成为首要的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他们三五成群合伙搭份子，偶尔也买只活羊来改善生活，由此衍生出了吃“手抓平伙”的习俗。天长日久，这种习俗也在村庄里流行起来，成为东乡人的一大饮食特点。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吃平伙的场景在村庄里很少见到了。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东乡族的手抓平伙消失了，相反，它却悄悄走进了大都市大街小巷的饭馆里，成为西北各大城市餐饮业的一道名菜。其中规格最高、最具特色的所谓“东乡手抓系列”，就是根据吃平伙剁股份的特点，将整羊的六大部分分门别类地盛盘上桌，成为招待贵宾的美味佳肴。眼下在甘肃、青海、宁夏各地随处可见“东乡手抓羊肉”的牌子，据报道，仅兰州就有150多家这样的饭馆(注：钟进文.东乡族的“手抓平伙”消失了吗?[J].民族团结，2000.(1)46～47.)。由此可见，依靠传统文化也可以打经济翻身仗。

　　无独有偶，生活在河西走廊的裕固族生性喜欢唱歌，他们在广袤的草原上，用歌声和美酒创造了浓郁的礼仪文化。今天，从兰州到敦煌近1000公里的古丝绸路上的各大宾馆和旅游区，到处都有象征游牧文化的“裕固族景点”。他们将自己世代为伴的帐篷搬入都市，用自己独特的民族歌舞和饮食文化吸引顾客，招揽生意(注：贺卫光.肃南县各族帐篷文化漫谈[J].肃南纵横[M].甘肃文化出版社，1994.268～273.)。虽然这种风情旅游业的文化品味和管理水平尚需提高和完善，但是，他们努力利用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经济的出发点和良好愿望是值得肯定的。从这个意义而言，一个民族是要“文化”，还是要“人”方面没有必然的矛盾。

　　二、日趋消亡的优秀传统文化要努力抢救并科学地保存起来

　　无须证明，任何民族的文化传统都有其自身价值。但这并不是说，所有有价值的传统文化都能得到发展，发展是有选择的，发展的同时，必有消亡，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语言是民族最基本的特征之一，是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从而也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随着现代观念的形成，外来文化的渗入，教育水平与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许多小民族的语言濒临消亡。例如，裕固族总人口只有12000多，但他拥有两种属于本民族的语言，这两种语言又属于完全不同的语族，现在能够说这两种语言的人分别不超过3000人。根据全国第三次和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对比显示，在近10年的时间里，使用这两种语言的人分别减少了近千人，其中东部裕固语成为我国蒙古语族语言中使用人数最少的一种语言，西部裕固语成为我国突厥语族语言中汉语借词最多的一种语言(注：钟进文.西部裕固语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12～16.)。由此可见，这些民族语言的消亡速度是惊人的。面对现实，我们是顺其自然、任其自生自灭，还是人为强行保护、勉强延续?我认为，这两种态度都不可取。

　　首先，我们应该肯定，语言最基本的职能是充当交际工具。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族际交流的加强，有些民族出现了语言转用现象。一种语言的转用，就意味着放弃另一种语言，那么，放弃的语言就失去了交际的功能。如果一种语言失去了最基本的职能，那么它的消亡是必然的，任何人为的延续和发展都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相反会增加不必要的负担。但是，语言又不仅仅是一种交际工具，它作为文化的载体，自身又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例如，虽然西部裕固语濒临消亡，但它是一种保存古代突厥语特点较多的“上古突厥语”，又是回鹘文献语言的“嫡语”，西部裕固语对于研究古代突厥语具有重要意义(注：巴斯卡科夫等.突厥语分类问题[M].北京：民族出版社，1958.在此转引自陈宗振、雷选春.西部裕固语简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58.27～30.37)。由于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近百年来，西部裕固语引起了中外突厥学界的极大兴趣。我们面对这样一种具有“活化石”性质的语言，无论如何也不能顺其自然，任其自生自灭。那么怎么办呢?我认为，我们目前能够做到的，就是在这些语言消亡之前，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借鉴一切可以借鉴的方法，用各种手段，把它完整地记录下来，科学地保存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保护”与“发展”之间找到一个比较合情合理的结合点。其实，就裕固族语言而言，国外学者已经比我们先迈出了一步。如俄国突厥学家马洛夫在1909～1911年，1913～1915年期间就对裕固族语言进行过前后达14个月的调查记录，1957、1967年在阿拉木图和莫斯科出版了有关裕固语词汇、语法和话语材料方面的系列著作(注：钟进文.裕固族文化研究[M].中国民航出版社，1995.114～117.)。虽然我国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总体而言仍然显得十分薄弱。西部大开发，必将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中，小民族的语言、文学等比较脆弱的文化形态将最先受到冲击。在此，我们要把西部地区的民族语言作为国家的宝贵文化资源来看待。试想几十年后，如果西北地区的一些如人数较少的民族都放弃民族语，而完全转用汉语，成为汉语单语人，那么，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几种语言，而是一批宝贵的文化资源。继续发展下去，有些民族语言研究，有可能出现民族在国内，民族语言资料在国外的尴尬局面。党中央明确指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要把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作为开发的根本，文化遗产作为人文景观，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应该把这些有价值而又最容易流失的文化传统作为国家的无形文物，重点投资，着力抢救，并科学地保存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做出有别于其他国家而无愧于各民族的开发模式。

　　三、要把小民族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来宣传保护

　　我国许许多多人数较少的小民族的历史告诉我们，小民族的历史并不“小”，它的历史作用也不“小”。裕固族虽然人数较少，但是有悠久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特别是它的形成、发展具有丰富的内涵，对民族学研究和民族文化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裕固族的主要先民回鹘人很早就进入河西地区，并成为那里的重要居民。回鹘人在河西走廊与许多古代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有过密切联系。早期进入河西的回鹘部落，曾与匈奴、羌和鲜卑等族有过密切交往;公元9世纪中叶回鹘部落大批进入河西时，吐蕃人占据河西以达百年之久;公元11世纪20-30年代，经过激烈的斗争，西夏党项族占据河西，甘州回鹘成为西夏的附庸;公元13世纪蒙古人又成为河西地区的统治者。此外，回鹘人一直与历代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关系，在民族关系方面树立了典范，做出了杰出贡献。河西回鹘人在这样漫长的历史时期，与众多的具有较高文化发展的民族密切交往，相互吸收，到最后，活动于河西走廊的其他民族，或退出河西，迁徙他处;或就地同化，消失了自己的民族特性。而唯独河西走廊的回鹘人，在河西建立政权，发展农牧业经济，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甘州回鹘文化，并且在与其他各民族密切交往中，改造了自己，融合、创建了独特的、新的民族共同体——裕固族。可以说，裕固族是在河西这块多民族共聚的土地上，在各民族相互依存中，在吸收其他民族优秀文化和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民族，它实际上也是河西地区古代各民族文化的继承者，是河西古代各民族融合、吸收和创新的结晶和象征(注：杨建新.裕固族研究论文集[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1～3.)。所以，小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就像一部“活态”的历史教科书，或一座内涵丰富的历史博物馆。我们在重点抢救的同时，要大力宣传，要让各民族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同时，在文化上相互理解和认同。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要树立小民族的整体文化形象。也就是将小民族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与其相宜的生态环境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文化体或文化遗产形式“矗立”在世人面前。换句话说，就是以生态博物馆或“文化保护村”的形式来宣传小民族。

　　生态博物馆是工业文明社会中生态意识觉醒的产物。生态博物馆与传统博物馆的区别在于，后者是将文化遗产搬移到一个特定的博物馆建筑中，与此同时发生的是，这些文化遗产远离了他们的所有者，远离了它们所处的环境;而前者是将文化遗产以原始形态地保护和保存在所属社区及环境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社区的区域等同于博物馆的建筑面积(游牧文化遗产要进行相对集中)。在生态博物馆中，文化遗产，自然景观，建筑、可移的实物、传统风俗等一系列文化因素均具有特定的价值和意义。同时，生态博物馆就是一种为了将来而保护某种文化整体的手段。

　　贵州省六枝区梭嘎乡生活着4000余名苗族分支，1997年在这里建成了我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现已成为博物馆群(注：中国贵州六枝梭嘎生态博物馆资料汇编[M].中国贵州六枝梭嘎生态博物馆.1997.)。与此同时，人数较少的一些民族也以各种形式相继成立了本民族的博物馆。例如，黑龙江饶河县四排乡建立了永久性的“赫哲族文化展览室”(注：于长江.小民族，大课题[J].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ISA工作论文2000.005.42.)，大兴安岭建立了鄂伦春文化博物馆(注：据中国历史博物馆宋兆麟研究员口头提供.)等。这些博物馆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把各民族历史上特有的生计方式(如渔猎、狩猎)和与其相宜的自然环境割裂开，这样就大大强化了“文化特性”这一概念。

　　日前，甘肃省裕固族自治县文物局也提出，在裕固族地区兴建具有生态博物馆特征的裕固族民族文化村，同时筹建“裕固族文化研究中心”，以期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有效保护裕固族的文化和文物，并合理利用和对其进行发掘、研究和整理。这一项目在北京召开论证会时，得到了有关专家的支持，尤其国家文物局有关部门充分肯定了这种保护与宣传相结合的途径。他们认为，保护裕固族文化遗产，不仅是保护中国的传统民族文化，也是为世界保存了一个民族标本。西部大开发不仅是经济开发，同时也是文化开发，积极采取措施抢救民族文化，不仅对于增强民族团结、维护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促进西部的经济开发也具有促进作用，应该引起国家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注：郭桂香、王建明.西部大开发，文物怎么办——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拟建文物保护村的启示[N].光明日报.2000.4.1.)。

　　总之，在西部大开发中，大声呼吁对小民族的文化传统重点进行抢救和保护是非常必要的。这正如于长江先生在《小民族，大课题》一文中所说：“在这样一个特殊时代，中国56个民族作为一个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理所当然地要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在中华民族内部，不管大民族还是小民族，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应该而且有可能把握时机，促进各民族增进理解、培植认同、互利互助、共同进步和繁荣。在现代化的进程中，56个民族，不分大小强弱，都要像人们常说的那部电影的名字——《一个不能少》。”(注：于长江.小民族，大课题[J].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ISA工作论文2000.005.42.)

　　(本文原载《青海民族研究》2001年02期，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