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无疑是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无法回避的重要人物，他对于“国民性”的不懈批评，对于“立人”理想的执着追求，对于现代小说与杂文的探索和创造，为今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因而被称为“民族魂”。这里的“民族”当然是“中华民族”的国族概念，但是鲁迅的文化辐射力显然是全方位的，对于多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创作尤其如此。

　　鲁迅与民族文学的机缘从其早期和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就开始了。他们因为不满林纾的翻译多集中在欧洲强国，而将视野投向俄国、北欧和巴尔干地区的民族文学，二人分别据英、德、日文翻译或转译了大量所谓“被损害的”民族文学作品，如波兰、芬兰、荷兰、罗马尼亚等国的文学作品。这种文化实践不光展示了崭新的翻译理念，同时也逐步树立了一种新的、反抗的、边缘的文化理念。正如鲁迅为《域外小说集》所撰序言所说：“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

　　起先，鲁迅有个庞大的规划：“集中所录，以近世小品为多，后当渐及十九世纪以前名作。又以近世文潮，北欧最盛，故采译自有偏至。惟累卷既多，则以次及南欧暨泰东诸邦，使符域外一言之实。”但是，《域外小说集》销量惨淡，前后可能就卖出去20多本，所以仅仅出了两册就无力继续了。不过，鲁迅的期望是“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这些思想与他在《摩罗诗力说》中倡导的反抗诗学一样，慢慢浸润开来，成为新文学的一种主潮。

　　鲁迅虽然较少直接涉及国内少数民族的话题，但是他的作品和人格却深刻地影响了后来成长的少数民族作家。1930年，云南的彝族青年李乔和几个同乡青年流浪到上海，接触到鲁迅和其他革命作家的作品，并有幸聆听了鲁迅《文学与革命》的讲演，后来李乔本人成长为彝族重要的作家。

　　而抗日战争时期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后来成长为中国少数民族著名作家的，就有彝族女作家李纳、壮族的陆地和侗族的苗延秀。蒙古族的巴·布林贝赫与敖德斯尔曾进入冀察辽联合大学鲁迅文学艺术学院学习，特·达木林在佳木斯东北大学鲁迅艺术系就读过一段时间，他们后来都成为蒙古族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重要作家。这些人虽然没有得到鲁迅的亲炙，但是也可以说是鲁迅的精神传人。

　　事实上，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即使是在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学青年也已经假道苏联接触到鲁迅的作品。1934年至1937年间，新疆先后有3批以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为主的青年学生被选派去苏联留学。其中，一些爱好文学的青年在苏联读到鲁迅的小说和杂文，有人把它们带回了新疆，鲁迅作品的俄文译本便开始在新疆少数民族青年中传阅。维吾尔族的阿合买提江·卡斯木、赛福鼎·艾则孜，乌孜别克族的安瓦尔·汗巴巴、阿不都许克尔·亚里昆、努尔·波萨阔夫等，就是当时宣传介绍鲁迅的文化使者。鲁特甫拉·穆塔利甫、曼纳尼·克尤姆、阿卜杜卡德尔·祖农等一批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与当时在新疆工作的茅盾、张仲实、白大方、赵丹等汉族学者一起，通过讲座、演讲课程和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等形式宣传介绍了鲁迅及其作品。

　　鲁迅的作品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和感染力，以新疆而言，进入新时期以来，新疆鲁迅研究会会长托乎提·巴克完成了《鲁迅全集》的维吾尔文翻译工作，并将其出版发行，可见鲁迅和少数民族文学的因缘尚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