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沧源县佤族“摸你黑”节，是一场狂欢的盛宴。 资料图片

2010年中国德宏国际目瑙纵歌节盛况空前，构成了地标式文化景观。 资料图片

2010年1月25日，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旧州镇詹家屯村三国地戏队的詹学彦在状告电影《千里走单骑》侵犯署名权的新闻发布会上。 资料图片

从村寨到广场的羌族“瓦尔俄足”庆典，离开了原生的土壤，失去了神性的意义。 资料图片

内蒙古牧民借高利贷保护草原铁蹄马，成为2010年关于文化自觉的个性化文本。 资料图片

　　2010年是一个暴露在微博之中的年度。人们用140个字的精辟、永远等不及的方式和无穷无尽的零碎文本，放大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自言自语。不可被遮蔽的真相，进一步藐视深度的大众文化姿态，围观与狂欢的无比壮观——微博时代的2010年，看上去比以往任何年度，都更加透明与简洁。

　　的确，2010年的“微博”情景，也许与少数民族文化现象并不直接相关。但事实上，“微博时代”却构成2010年的年度气场，渗入所有场域，弥漫成一幅背景，无所不在，无处不有。更何况，既便你看不见，但传播与回应，也许已经丝丝入扣。

　　·景观·

　　地标式的文化景观，布满了2010年。与往年不同，文化景观在此一年度纷纷升级换代，向“国际化”进发。

　　2010年，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推出10万人同跳摆手舞的巨无霸场景，一举颠覆了一年前2万人同跳摆手舞的纪录，创造了新的吉尼斯之最——2万人已让人叹为观止，10万人海则让人何言乃尔？

　　10万人震撼登场的，还有景颇族的目瑙纵歌。以往的云南“德宏·陇川目瑙纵歌狂欢活动”，终于在2010年升级为“中国·德宏国际目瑙纵歌节”，以视觉与场面的无比辉煌，谱写了这个古老节日的“国际化”当代叙事。

　　向“国际化”一路飞奔的，还有若干——6月里，青海省乐都县的“青海河湟民间射箭邀请赛”，成功提升为“2010中国·青海河湟（乐都）国际民间射箭邀请赛”；紧接着，8月里，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政府大声宣布：把“中国楚雄彝族火把节”更改为“中国楚雄彝族国际火把节”。

　　而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的那达慕，一上手就是“国际”的。出手不凡的“首届鄂尔多斯国际那达慕大会”，在8月间用1万人的拔河比赛和1万人的人体多米诺骨牌，将视觉奇观铺展到极致，让人惊叹。“这是千年那达慕历史上规格最高、规模最大、项目最丰富、影响力最广泛的一次国际性盛会。”主办者称。

　　毫无疑问，2010年把若干少数民族文化景观，推向了历史新高——它们或许集新世纪前10年的大成，或许集前1000年的大成。

　　动辄万人、10万人……人海战术是地标式文化景观的基本策略。但是，倘无力达成巨无霸场景，另一些灵巧轻便的路数也可选择，比如精致与玲珑。7月里的广西京族哈节，排演的便是小巧而齐整的景致：100人吹螺号，100人弹奏独弦琴，100人跳竹杠舞，100人踩高跷，100张竹排出海……

　　而老套的“选美”战术，虽然年深日久但依然有效。德宏的国际目瑙纵歌节，要“寻找100位最美的景颇姑娘”；第11届中国瑶族盘王节，要评出“中国十大瑶族公主”；而且，这场选美竟也直奔“国际化”——主办者在海外6个国家设立分赛区；11月，“世界瑶族公主大赛全球总决赛”之后，“世界瑶族公主”新鲜出炉。

　　景观营造常招致批评者指摘其浮浅与单薄。但人海战术或者玲珑小景背后，却玄机深藏——仅仅数年前，我国的民族民间节日还深陷地域遮蔽性，而今却迅捷完成了国际化历程。这表明：中国各种地方文化在深深浅浅的全球化行走后，终于迈过一道门槛——在拥有各种渠道传递的各种层次的文化自信之后，在拥有经济积累所促成的景观规模之后，在拥有傲视国际的全球化眼光、雄心、品位之后，他们终于登堂入室，成为国际化的正式嘉宾。

　　若干年前的名言——“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个以往在心头徘徊俯仰、常被疑其有无的信念，现在终于落地为实了。而且，2010年可望将它演为新式语句——“本土的，就是全球化的！”

　　·碎片化·

　　将文化从其生存的母土中剔除出来加以解构、挪移、拼接，文化的碎片化过程便发生了。从贵州“安顺地戏”被移植到云南“摸你黑”狂欢节，文化碎片化似乎成了全球化时代的普遍文化逻辑，发展成为一场全球范围内的文化转基因。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多年，但贵州省安顺市文化局还是在2010年把电影导演张艺谋告上法庭。在电影《千里走单骑》中，张艺谋将“安顺地戏”标识为莫须有的“云南面具戏”。几年后，终究搁不下此事的安顺人，起身捍卫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署名权。

　　这是2010年度颇具轰动性的一桩“非遗”诉讼。拍云南电影，张艺谋为何偏要移植贵州地方戏？安顺的屯堡地戏，使用一种色泽艳丽的木质面具，印在电影胶片上，是一派夺目的质朴、方正、刚硬、摄神，瞬息间让人一哆嗦——这正中大导演的下怀。

　　这桩官司，一眼看得见的，是本土文化维权意识的萌芽与增强；一眼看不穿的，是地方文化的碎片化生存现实。

　　把文化从它久远的生存母土中剔取出来，剥离它在原生环境中拥有的意义，瓦解它如同根脉一样的价值观念，放逐它的灵魂，把它变成一些部件、一串符号、一组元素，用于任意挪移、拼装、组接——文化的碎片化过程便发生了。

　　张艺谋把安顺地戏从屯堡文化的躯体上截取下来，如同截肢一般。不再承载与表达屯堡文化信息的地戏，成了一串视觉符号，镶进电影结构之中，形似花边。拼接的方式与手段都不要紧，好看就行。

　　对于文化碎片化后果的焦虑，在过去数年间慢慢郁积，演变成一种时代性心结与阵痛。2010年，对于文化碎片化现象发出最愤怒指责的，是郭雨桥先生。在过去十多年间用脚走了8万多公里，终于完成“走遍蒙古族聚集地”计划的郭雨桥，面对记者，毫不留情，出言不逊：“现在旅游景点上的蒙古包，就像涂着口红揽客的三陪小姐，只有蒙古包的形状，却没有蒙古包所承载的游牧文化的传统和特色。”

　　这肯定是一个不太尊重的比喻。但可以理解的是，一个深深迷恋、久久沉浸在蒙古文化传统语境中的人，用了一种最激愤的方式，描画那些失去了意义与灵魂、沦为符号与元素的蒙古包，被绑上当代旅游经济战车后的尴尬处境。

　　10月，在北京举办的“第二期IEL国际史诗学与口头传统研究讲习班”上，传来了国际史诗研究大师的预言。德国波恩大学的卡尔·莱希尔教授说：“史诗只有在演述中才能存活。”与其把这话理解成一个学术原理，不如将它听成一个警告：当史诗的演述环境慢慢消失，史诗将难以存活。

　　史诗是如此娇贵的一种东西，它的灵魂只能寄寓在玛纳斯奇（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演唱者）或者仲肯们（藏族史诗《格萨尔》的演唱者）与听众们的眼神交流里；只有当聆听的渴望被传递过来时，那在心中久蕴的动人故事，才能喷涌而出。当听众离去，演唱者便会安静地闭上嘴巴；而当所有的听众在这个时代纷纷离席——所有的演唱者都安静地闭上自己的嘴巴——史诗便干枯成文字，蜕变成印刷品，隐身成虚拟的数字化符码。

　　全球化的行进过程，就是一个不断驯化各地文化，使之成为符号化的过程。

　　但是，单向度地指责文化碎片化的破坏性，并不公允。在2010年的具象文化场景里，我们看到了碎片化的另一个结果——民族民间文化符号得以进入主流社会的价值体系之中，成为主流文化的结构性要素，获得广泛认同。

　　云南沧源县的佤族节日“摸你黑”是极佳案例。继“摸你黑”在上一年度里程碑般地崛起——它一举获得“中国十大魅力节庆活动”最高奖，2010年来自市场的褒奖，正在更加隆重地授予“摸你黑”。它带来的滚滚客流如此浩大，以至于一个宏伟计划，已在2010年度开始酝酿：云南第二个县级机场，有望在沧源落成。

　　这表明，“摸你黑”已经成功潜入主流社会的娱乐结构之中。当你提问：当今中国，狂欢之所焉在？答案一定会有“摸你黑”。其实，真相有可能是：当下中国人的狂欢，已经不能离开“摸你黑”；甚至，它有可能正以“狂欢”代名词的姿态，掀起一场场汹涌的传播潮。

　　如果不是“摸你黑”将它本有的复杂传统语义断然抽空，剩下简单明了的外壳，它如何能够容纳最大限度的狂欢，完成最大范围的传播？

　　有人总结：迄今为止，云南文化节庆产业领域的成功代表，是一瓢水（泼水节）、一把火（火把节）、一场舞（目瑙纵歌节）、一捧泥（“摸你黑”狂欢节）。但这一瓢水、一把火、一场舞、一捧泥，事实上已不专属云南，它们在大众文化场域里被普遍借用、移植，既构成文化传播的崭新样式，又成为中国当下流行文化的必要结构。

　　所以，文化碎片化，是得与失的彼此相连，是善与恶的相偕而行。文化在“丧魂失魄”之间，领取到一张通行证，从此大步流星迈入主流。

　　·文化重构·

　　旅游产业大举重塑民族文化，一切适于被游客凝视的文化特质，都被精挑细选出来，参与进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重构之中。于是，有了丽江再造民族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有了羌族“瓦尔俄足”的找寻和重构。

　　2010年10月，有媒体报道：“云南将投资50亿打造丽江民族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如果翻来覆去读这则消息，一定会从字缝里读出几个字来：云南要再造一座丽江新城！

　　如此解读，颇感不安：难道丽江古城已经失效？不！正是因为丽江古城持续爆发的、历二十载不衰的旅游吸引力，使“再造”成为一种必然。准确地说，云南需要在丽江再造一个旅游前台。

　　然而，丽江古城的绝代风华，是1000年光阴雕琢出来的；丽江新城的“打造”，却只需6年。这个对比不免让人气馁并疑窦丛生——并非怀疑新城将被粗制滥造，而是想起那个道理：文化的魅力像酒，越陈越香；一瓶急急“打造”的新酒，岂能幽香诱人？

　　真相是：此番云南“打造”的，不是文化，而是产业。文化的创造与产业的构建，本就是并不相干的两件事。

　　但可以想象：纳西文化中一切具有特色的部分，都将在这座崭新的小城里被放大，被突显；与此同时，一切与特征无关的部分，则将被掩饰或者淘汰；而选择的准绳则是游客凝视的需求以及市场的喜好。所以，它必将比纳西古城更具“纳西”特色。它将是一个被重新表述的丽江，是一幅被重新构建的纳西文化图景。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少数民族文化——它们正被重新想象与重新建构。从表层上说，传统文化得以延续甚至彰显，但细细看去，原来是传统已被重新发明。

　　6月里的一场学术论争，十分重要然而颇遭忽略。一个名叫翁乃群的人类学家，在贵州凯里举办的“首届原生态民族文化高峰论坛”上，挑起一场争论。他说：“‘原生态’的实质是现代消费主义、文化产业化背景下，民俗民间艺术文化被贴上的‘标签’，是主流强势话语对非主流事物的客位评判，是文化产业营销者创造的一个广告词。”他撬动“原生态”概念的首要论据是：所有民族的文化，都永无止息地在进行着文化再生产的过程，哪有什么静止存在着的“原生态”？

　　在畅销了五六年后，学人终于把“原生态”郑重其事地摆到了台面上，进行一次严肃的学术解剖。这场论争结果如何？——很遗憾，它似乎没有结果。这是一场冷冷清清的论争——在硝烟突起之前，战幕就已徐徐闭上。比起“原生态”在市场上的营销热景来，两者反差强烈。

　　翁乃群关注的“文化再生产”，落在当下语境里，就是“文化重构”。那在市面上热闹展销的“原生态”，正是被剔选出来、依照现代审美尺寸，被重新塑形的传统。但是，当旅游前台展示的符号与景观，获取了广泛的社会认同，以至被凝铸成新的文化模式时，它们就成了被重新发明的传统。

　　可惜的是，这是一个被2010年挑起，但没有被2010年接续下去的话题。更多的学者，在急急忙忙顺应市场与形势的需求，研究着正在急剧重构的民族文化，而他们一如既往地将它们唤作“原生态”。

　　2010年度值得关注的另一文化事象，是羌族的“瓦尔俄足”。虽然“瓦尔俄足”首次盛大亮相，是上一年的事，但2010年有学者站出来，批评一年前的茂县“瓦尔俄足”展演“终于变了味”——那在乡野间充满神圣意味的莎朗姐推选活动，活生生蜕变成“时下流行的选美比赛的翻版”。

　　在汶川大地震后羌族文化重建的背景下，“瓦尔俄足”从茂县北部两个羌族村寨——西湖寨、河西村的古老习俗，变成了在县城某个广场上隆重举办的、全民性的节日。在此前后，一系列研讨会紧锣密鼓地召开，官员与学者，无不因为发现质朴而迷人的“瓦尔俄足”激动不已。但显然，激动远远不够；政府很快酿就一个宏大计划：依托“瓦尔俄足”，构建一个文化产业！

　　但无论是一年前还是一年后的县城“瓦尔俄足”宏大展演，都因离开了西湖寨山后千百年的女神塔，离开了在女神塔前的祈祷仪式，而变成一场寻常歌舞。令人遗憾的是，因为不具备神性意义，歌，就只是凡俗的歌；舞，也只是平凡的舞。它们绚丽，但都不再那么迷人了。

　　·文化自觉·

　　一个牧民自发举办了一个马文化那达慕，一个基层政府用学民族歌舞、民族语言的方式践行“民族文化进机关”……对一种文化的自知与自觉不仅是为了存续这种文化，更是为了加强对这种文化在新时期转型的自主把握能力。

　　2010年7月，一个名叫胡·额尔登达的阿拉善牧民，在家乡巴音朝格图举办了一个马文化那达慕，邀请乡邻500多人前来参加。这个牧民声称：自己这样做，是为了“不让蒙古马从阿拉善草原上消失”。

　　8月，两个名叫宝音达来和阿拉腾的克什克腾牧民，借高利贷收购了一种名叫“铁蹄马”的濒危名贵马种。面对“实施全年禁牧马匹”的草原政策，两人甘交罚金，也要矢志收购并畜养20匹铁蹄马。因为，“20多匹，对于一个物种来说才算安全。”

　　马的存废，被拉锯般争来讼去20余年。面对各种利益的算计、各种观念的纠缠、各种政策的干预——翻云覆雨之中，却有牧民保持独立的分辨力，把历史与现实、把精神与物质，看得清清楚楚。

　　费孝通说：“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的去向……”这是“文化自觉”概念的第一个层次。所以，一个人与两个人的马文化事件，可被看做2010年提供的、关于文化自觉的个性化文本。

　　11月11日，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召开的“首届哈尼梯田大会”，是全世界第一次针对梯田问题的专题国际会议。几年前，率先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菲律宾伊富高人梯田面临被放弃的命运。梯田文化与现代化，在境外已显出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之势。所以，“首届哈尼梯田大会”已经不可能再简单地讨论“保护”问题了，它得给出具体的操作性方案。

　　漂亮的播音员，在“首届哈尼梯田大会”上，朗读字斟句酌的《红河宣言》：“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利用现代化的手段和方法建设梯田，从而保证梯田文明的健康发展……”这就是面对危机的答案？但这并非无用的套话。会议上，“梯田与绿色食品生产基地”方案，已经是一个轮廓分明的梯田文化价值重构纲领，它描绘出一幅让人激动的前景。

　　走进2010年，藤葛交缠的紧要课题是：我们须对那些被现代化碰撞得伤痕遍布、踉跄行走的文化传统，重新作出自我定义，重新构建自我价值，寻找自主转型之路，激发出古老文化的原创力。2010年事实上在提醒我们：在此后的时光里，我们将看到传统的两种命运——经过自主重构的文化与“被重构”的文化，将如何呈现霄壤之别。

　　费孝通说：“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这是“文化自觉”概念的第二个层次。所以，“首届哈尼梯田大会”可被看做2010年提供的、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个群体性文本。

　　“民族文化进机关”话题，一度让人兴致勃勃——2010年年初，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提出“民族文化进机关”倡议，龙山县率先响应，立即成立了领导小组，制订了方案，明确了目标，拿出了经费，编印了资料，旨在让95%以上的机关工作人员，每人至少会跳一支民族舞，会唱一首民族歌曲，会说20句常用的土家语或苗语。

　　11月，龙山县隆重迎来湘西州“民族文化进机关”活动现场经验交流会。这表明龙山县的星星之火，即将在全州燎原。

　　如果观察到“机关”在这里的独特意味——在民族文化的传承历史上，它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传承舞台与特有场景——那么，湘西州就是在讲述一个前现代性文化传承所没有的新故事，它是现代性容纳传统文化的一个新式寓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文化进机关”，可被看做2010年提供的、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个基层政府文本。

　　然而，不论怎样，“文化自觉”之于2010年，依然还是一个理想——越来越清晰，但并非完整的现实。目的地，尚且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