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后半叶，东亚被强制纳入近代世界体系，这不仅促使朝鲜，也促使中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者重新确立传统的民族国家观念和文化认同意识。其结果是，今天的东亚地区各国在文化上的相互了解，远逊于各自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东亚地区的区域内文明对话往往比中西或东西文明对话更困难。然而不得不指出，这背离了我们东亚地区各国之间传统的近邻友好关系。

    古代亚洲国家如朝鲜、日本、安南都曾接受汉语言文学作为传播、吸收中国文化的媒介。中朝文化交流可溯及先秦两汉。而两国的文学交流至唐代始蔚为大观，后经宋、元、明到清代发展到前所未有的规模。汉语作为表达的工具，在朝鲜始终没有丧失它的地位。朝鲜从五世纪以来直到李氏王朝末叶，正式的文书记载大都用汉文书写。因此，朝鲜文人对汉语有很高的驾驭能力。这种文字上的相通使得中朝文学可以通过许多途径进行广泛交流。出于直接阅读的需要，朝鲜文人大量购买中国书籍，同时还编辑选注中国文学作品。朝鲜文人酷爱中国书籍的热情始终很高，自唐以来各代史书都有这方面记载。如明代，每次朝鲜使人们来北京，皆“日出市中，各写书目，逢人遍问，不惜重金购归”。[1] 清代则更是如此。中国历代文人也收录、刊行过不少朝鲜文学作品，使它们得以在中国流传。

一、“燕邸西风吹淅沥”——两国文人的共同感伤

    早在唐代，《乐府诗集》中就记载了朝鲜古诗《公无渡河》。而中国人编辑朝鲜汉诗的第一个例子是宋人集成的《小华集》。当然，比较著名的还是明吴明济的《朝鲜诗选》。明钱谦益《列朝诗集》中的朝鲜部分主要得之于这本诗选。此外，朱彝尊《明诗综》、沈德潜《明诗别裁集》及褚人获《坚瓠集》都收录了不少朝鲜汉诗。这都说明朝鲜汉诗在中国有着久远而比较广泛的影响。中朝文学这种密切交流自然得宜于文字上的相通这一外部原因，但更深刻的渊源在于两国历史文化的彼此沟通。中国的儒、释、道诸学对朝鲜有较为深远的影响。自唐代以来大批留学、出使中国的朝鲜诗人都对中国文化怀着极其钦慕之情。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使中朝文学交流不断深入发展。

    清代中朝文学交流高潮迭起，具有代表性的是乾隆、嘉庆和光绪这三个时期。清代，朝鲜诗人多以使节的身份出使中国。他们交际的范围从朝廷士大夫、著名学者到下层一般文人。而且相互交流的途径比前代广泛深入。中朝诗人多“以书会友”，纷纷订交于琉璃厂书店，作序刊行之风日盛，朝鲜诗人的作品引起中国学者普遍注意；两国诗人常结社聚会、谈燕酬唱并以诗结缘、互赠著作。

    清代朝鲜诗人与北京琉璃厂有着不解之缘。这里也是他们“以书会友”之地。早在康熙年间，琉璃厂已形成著名的文化街。乾隆年间就更加繁盛：“图书充栋，宝玩填街。”有大小书店三十多家。乾隆皇帝为修《四库全书》，调集全国不少文人到北京，琉璃厂成为文人际会之地。清代学者王七祯、“扬州八怪”之一的罗聘等都曾寓居琉璃厂。清代出使北京的朝鲜文人，每次都要到琉璃厂购书，并借此机会与中国文人订交。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李德懋到达北京，第三天他便走访了琉璃厂十二家书店，记下—百三十多种预购书目。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朝鲜诗人柳得恭、朴齐家奉使入京，他们在琉璃厂五柳居书店结识了陈鳣、钱东垣，在那里连日约会，讨论学术。此外，聚瀛堂书店也是柳得恭常去读书的地方。其《燕台再游录》记载了那里优雅的环境。

    柳得恭字惠风，是乾隆年问出使中国的著名朝鲜诗人。有诗集《二十一都怀古诗》、《歌商楼小稿》。其游记《滦阳录》、《燕台再游录》详细记载了他1790年、1801年出使北京的旅途经过和交结中国文人学者的情况。其《燕台再游录》所列交游姓名中，仅“燕中缙伸举人孝廉布衣”就达四十一人。其中著名的是纪昀、阮元、孙星衍、黄丕烈、罗聘等。

      中朝诗人间的交流并不是简单的官场应酬，而是肝胆相照、心与心的交融。乾隆时期的封建文化达到了烂熟的阶段。一方面在中国学术史上出现了像纪昀、戴震、翁方刚这样的一代人才，另一方面文网严密，政治压迫残酷。在这种情况下，有不少文人迫于时事而谨小慎微，避于政治迫害而归隐奉佛。朝鲜诗人对中国文人这种落魄境况给予深刻的理解和同情。“扬州八怪"之一的罗聘，在当时腐败的政治气氛中郁郁不得志。柳得恭《滦阳录》记载了寓居琉璃厂时罗聘身心交困的境遇。从他们临别赠答中充分表达了患难与共、惜别之情。罗聘：“才逢欲别意迟迟，后会他生或有期，残月晓风容易散，柳耆卿对不多时。”柳和：“梅兰黄叶若为情，秋风秋雨信马行，记取当年肠断处，罗昭饯别柳耆卿。”[2] 不幸，此别竟然成了诀别。当柳得恭1801年再次来京时，罗聘已于两年前溘然长逝了。

       李鼎元身为太史，在当时也有着政治上的苦闷和压抑。《滦阳录》载有他的《寄冽上诸子诗》：  “自从别后废吟哦，冽上周旋近若何？几度梦游沧海上，醒来犹自怯风波。”对“汉学士之忧畏如此"，柳得恭报以深切同情，有诗：“燕邸西风吹淅沥，惊看沧海梦中人。”[3] 另外，《滦阳录》还谈到李调元(雨部)被罢官归田事，记录了当时正直的文人对此“诸多愤慨护的情形。柳得恭当时在中国不仅交游甚广而且很有诗名。他的著作被清人辗转抄录刊印。其《燕台再游录》载：“雨部(李调元)诗话四卷……记近事特详，李懋官《清脾录》及余旧著《歌商楼稿》亦收入。中州人遇东士辄举吾辈姓名盖以此也。”

    乾隆间出使中国的朝鲜著名诗人还有朴齐家、洪良浩、李参奉等。洪良浩，字汉师。有《耳溪散稿》。乾隆间曾两充贡使。其《与友论诗书》中说：“仆尝游中国，见华人诗话言，高丽人好作律绝，不识古诗，使我颜辟。”所以，他的诗“颇多古诗七言，排奡流转，能见其笔力。”[4]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收洪良浩诗达十一首之多。其中《入关杂咏》为七言咏史诗。情调慷慨激昂、忧愤深广。诗中“从古明王勤远虑，不如高拱享生平”一句，讽刺唐明皇的好大喜功，颇具劝谏之意。《望夫石歌》为一歌行体长篇叙事诗。它以千古流传的孟姜女故事为题材，诗句长短交错、迭宕有力，感情哀婉深切，很有些唐代诗人的风格。洪良浩汉诗成就由此可略见一斑。

二、文人·诗人·官僚——无国界的“印心石屋”

    乾隆年间在中朝文学交流中起重要作用的中国文人当首推纪昀。他与以上列举的朝鲜诗人都有着密切交往，纪昀除为这些诗人的诗作序之外还常和他们赋诗赠答，离别后仍书信不断。纪昀身为礼部尚书、《四库全书》总篡，在清代学术界有赫赫之名。但他谦虚不浮为人诚笃，与朝鲜诗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正如他在《怀朴齐家》诗中所说：“偶然相见即相亲，别后忽忽又几春，倒屣常迎天下士，吟诗最忆海东人。”纪昀对朴齐家和洪良浩的诗评价很高。他称赞洪诗：“近体有中唐遗响，五言吐词天拔秀削，七言古体纵横似东坡，而平易近人足资劝戒。无才人之妍媚之态，又民生国计念念不忘，亦无名士放诞风流之气。”  [5]就洪良浩诗而论，这些评价绝非溢美之辞。

    另外，朝鲜诗人徐敬德《花潭集》也深受纪昀推重。他认为：“自是(唐)以后，名章佳句多散见于诸书，而全集传于中国者则世罕见。余典校《四库》，自明以来著录者惟徐敬德《花潭集》而已。[6] 但是，今查《四库全书总日》并无《花潭集》。虽然如此，但可见徐敬德在当时的中国诗坛颇有些名气。乾隆朝是中朝文学交流史上的重要时期。以上列举的朝鲜诗人大都曾数次来到北京，他们结交非常广泛。中朝诗人间的有些交往不仅被清人传为美谈，也为后世做出了榜样。最重要的是开了作序刊行之风，朝鲜诗人的作品纷纷进入中国文人的视野，并赢得较高评价。

    嘉庆年间又有不少朝鲜诗人出使北京。陶澍对这时期的中朝文学交流起了重要作用。陶澍，字子霖，号云汀，嘉庆进士，官至太子少保，两江总督。卒谥文毅。著有《印心石屋文集》、《蜀輏日记》等。陶云汀与嘉庆年间来北京的朝鲜诗人有很密切交往。徐世昌《晚晴簃诗汇》收录朝鲜诗人与陶云汀唱和诗近二十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朝鲜诗人还有权永佐(字晶山)、韩致应(字敷山)、洪羲锡(字骆皋)。权晶山和洪骆皋于嘉庆戊寅(1818年)奉使入京。他们“与陶云汀相遇于琉璃厂，遂与订交，互相酬唱，并以‘题印心石屋’之作征其国中士大夫题咏，辑其为《谈瀛前后录》” [7] 陶云汀为诗集作了序；在序文中详细交待了作者与洪骆皋、权永佐两人相识的缘由及“谈瀛诗册”成书经过。

    “印心石屋”是陶云汀在北京的诗室，也是主人与朝鲜诗人聚会谈燕之所。陶澍《谈瀛后录序》说：“其时(1818年)随使来者多诣余斋请谒。继而无时不来，求诗求书者踵相接也。且有未来而致书贻诗以相歆者。甚至国中结社，取东坡语名为拟陶诗屋。这种活跃气氛是前所未有的。陶云汀还为韩致应、权晶山诗集作了序。在这些序文中，他一方面回顾了乾隆以来中朝文学交流的历史，指出“中外一家雍容酬答，允为熙朝盛事，非前古所有。” [8]另一方面赞赏朝鲜诗人的文学成就。陶云汀谓韩诗：“诗格冲容，吐属渊雅。”[9] 对权晶山诗他尤为推崇：“大抵晶山之诗洒脱磊落，时有壮思，无委琐龌龊之态。”[10] 对中朝文学交流所起的作用，陶云汀的功劳不下于乾隆朝的纪昀。

    金正喜是嘉庆年间出使中国的另一位朝鲜诗人。金正喜字元春、号阮堂，有《阮堂尺牍》。他多才多艺，学问渊博，有“海东通儒”之称。“在国中官至侍郎，以抗直屡起屡踬。共分隶画木石竹兰，旁及篆刻。” [11]嘉庆十四年(1809年)金正喜随父入京，在中国认识了翁方刚、阮元、汪喜孙等，甚被推重。翁方刚曾说他好学深思，必有大成。

    光绪年间中朝文学交流的特点是形成了以黄鹿泉及其龙喜社为中心的中朝诗人群落。这期间有朝鲜诗人组织的“拟陶诗屋”，中朝文学交流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黄鹿泉，字膺，湖南长沙人，生平不可考。光绪十九年(1893年)黄曾组织“龙喜诗社”，自己为社主。龙喜诗社主要成员是当时寓居北京的湘人。社址在京师宣武门街东善化馆。该社取名由来：“五代汉乾佑间在长沙县东置县日龙喜，宋元符元年改善化，元、明至国朝因之。社称龙喜从其朔也。” [12]龙喜诗社曾编辑出版《龙喜社海东寻诗集》。这是一部中朝诗人唱和诗集。同集者除朝鲜李乾夏、李暐、沈远翼、崔性学四人外，还有我方诗人黄鹿泉、徐世昌、顾璜等，共十九人。

    据《晚晴簃诗汇》引徐世昌诗话说：癸巳(1893年)李乾夏（字仁崖)偕李暐(字盛斋)、沈远翼(字友松)奉使朝正。崔性学(字砚农)从行。黄鹿泉农部就其县邸设龙喜社邀使者燕集，迭相唱和，次为《龙喜社海东寻诗集》。仅光绪十四年到十九年这五年问，先后有不少朝鲜诗人和黄鹿泉及其龙喜社成员往来酬唱。“自是年(光绪十四年)贡使至必访社中人，同志歆朋为雅集，赋诗祖道，岁以为常。”诗人之间相与谈燕酬唱，留下了许多优美诗篇。徐世昌有诗曰：“寻诗复作会，藻彩姿辉映。"中朝诗人以饱满的激情谱写了一曲友谊的诗篇。朝鲜诗人曹寅承(字东谷)和黄鹿泉交往甚笃。《晚晴笤诗汇》记载：曹寅承189S年奉使入京，“从黄鹿泉户部游。工诗善书，覃心理学。”回国后任春川府观察使，不幸“以开谕乱民，仓卒见害”。黄鹿泉曾写《填海禽言》纪念曹寅承。黄鹿泉本人并无诗名。但黄为中朝诗人间的交流起到了组织者的作用，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三、“古来知己与神通”——朝鲜汉诗的价值

    中朝诗人间的友好交往可下限清末民初。这个时期以金泽荣为代表，他也是朝鲜最后一位汉诗诗人。金泽荣(1850--1927)，字子霖，号沧江，在国内官至中枢院书记官，晚年见国朝日趋衰落，离国入华，寄身于通州张謇。在中国出版了《韶护堂集》、《丽韩十家文钞》。金泽荣与严复交往密切，有诗文赠答。严复感其故国悲思，遂以诗相勉：“萍水论交地，艰难遇此才。归国梅花笑，倾山瀑布来。……中原自神圣，回首有余哀。” [13]金泽荣《追和严几道赠别诗》则有：“一代真才惟汝在，古来知己与神通。春云万里沧溟路，怊怅那堪独向东。”金泽荣晚年是在忧国忧民的极度痛苦中度过的。1927年他死在通州，这一年日本占领了朝鲜。金泽荣近体诗成就较高，风格平易朴实，感情比较哀婉深切。金泽荣同时也是诗论家，其《韶护堂集·杂言》是诗论。他的诗论受王士祯“神韵”之说影响很深。

    中朝文学交流在文化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交流中，朝鲜汉诗得到不断发展。这不仅显示了朝鲜诗人对汉语较高的驾驭能力，同时也丰富了汉语文学的宝库。清代，朝鲜出现了大量汉诗诗人，创作活动空前活跃。和当时的日本、安南相比，朝鲜诗人的作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处于领先地位。清文学家纪昀曾指出：“其同文之国惟朝鲜、琉球、安南，而篇什华瞻上邀睿赏惟朝鲜为多。其诗文集传入中原者亦朝鲜为最多。” [14]清代学者陶澍则进一步说明：“我国家声教覃敷薄海内外，而高丽则内属最早，圣化沉浸浓郁，故其文章亦视海外诸藩为最雅。”：甚至有不少朝鲜诗人的作品可以和中国诗人媲美。正如严复对金泽荣所说的那样：“贵国之文，甚有奇气，有时往往出敝国今人之上。” [15]

    相对而言，清代文人对汉诗创作的某些局限所谈甚少，既或有之，也不中要害。王士祯说朝鲜汉诗“大抵律绝居什之九，古诗歌行略见梗概而已”。这虽然较为符合事实，但是，在朝鲜文人看来，汉诗的弊病恰恰是那种在形式及风格上极力摹仿唐人的倾向。朝鲜诗话家金昌协在《农岩杂识》中说：“诗固当学唐，亦不必似唐，唐人自唐人，今人自今人，相去千百载之间，而欲其声音气调，无一不同，此理势所必无也。”朝鲜十九世纪著名文学家朴趾源更明确指出：“今懋官朝鲜人也，山川风气，地异中华，言语谣俗，世非汉唐，若乃效法于中华，袭体于汉唐，则吾徒见其法益高，而意实卑，体益信而言益伪耳。” [16]的确，一个民族的文学要植根于自己的土壤，在吸收外民族文化的同时不能丧失自己的民族性。在长期的文学发展中，朝鲜民族一方面在自己语言的基础上继承和发扬本民族文学传统，使“彦文”、“乡歌”等文学形式得到高度发展。另一方面在汉诗的创作中也注入了自己的民族精神。但不能否认，在不少汉诗诗人的创作中，存在着刻意摹仿唐人的倾向，这不免削弱了汉诗的文学价值。

结束语

    “中朝两国的政治关系，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而建立的封建宗法关系。因此，它给两国关系添上身份、礼仪和亲情的成分。”[17]清代的中朝文学交流，自然受到这种政治关系的影响，较浓厚地反映出了儒家式的兄弟般的拟亲属关系。但是从十九世纪后半叶开始，“民族国家”现象兴起，并且逐渐成为近、现代世界历史的不可逆转的潮流，东亚各国也被推上了建设民族国家的道路。为了适应近代世界体系的行为规范和流行于世的民族国家的语境，这一地域的民族主义者调用新的民族主义词语，复活神话中的祖先，重新“叙述”民族的历史。亚洲区域内部的历史观念，其实也受到从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的欧洲中心论的历史观的限制。十九世纪的历史，也影响了我们的政治、经济和知识的构造。这一历史记忆的壁垒，成为我们在区域内开展文明对话的困难。在促进东亚区域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抛弃民族国家的语境，也不能被动地等待市场经济体系出现的社会统合效应，所以文明间对话就应该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

[1] 周一良：《中朝人民的友谊关系及文化交流》，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年。

[2] 柳得恭：《滦阳录》卷下。

[3] 同上。

[4]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

[5] 纪昀：《纪文达公遗集·耳溪诗集序》。

[6] 纪昀：《纪文达公遗集·李参奉诗钞序》。

[7] 陶澍：《印心石屋文集·谈瀛前录序》。

[8] 陶澍：《韩敷山稿略序》。

[9] 陶澍：《韩敷山稿略序》。

[10] 陶澍：《权晶山诗序》。

[11]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

[12] 见龙喜社编《寻诗集·跋》。

[13] 诗见金泽荣《韶护堂集》。

[14] 纪昀：《纪文达公遗集·耳溪诗集序》。

[15] 金泽荣：《韶护堂集·杂言》。

[16] 朴趾源：《燕岩集·卷九别集》。

[17] 姜龙范：《近代中朝日三国对间岛朝鲜人的政策研究》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0年，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