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类诞生后，由于生存和交际的需要，不同人类群体分别形成各自的信息交流符号系统，在此基础上，又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民族。语言与民族产生的时序性可表述为：人类——语言——民族。语言是民族的特征，是民族的依托，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基础。

　　民族间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交流,都离不开作为基本手段的语言。从语言类型学角度观察，上古汉语中存在众多难以解释的语序、语法和词汇现象，显然是上古时期中原地区族群与周边民族接触和相互影响的结果，这说明自古以来，中华大地就存在着多民族交融和混合的事实，而民族间的交融和混合也直接促成了民族语言的发展。

　　探讨语言与民族关系之间的互动，将有助于正确定位语言关系，推动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

　　古代汉语的构成与发展：

　　古代汉语并不是一种纯一的语言，而是多种语言的混合体　　

　　余志鸿（以下称为余）：从名词短语的语序上说，上古汉语的修饰成分在核心词的后面。比如中原叫“原中”，中国叫“国中”，蝗虫叫“虫蝗”，濮城叫“城濮”，农神叫“神农”，当时都是颠倒过来的，有点儿像现在南方人说话——比如福建人叫台风为风台，日历叫历日，拖鞋叫鞋拖。修饰成分一般都在后面。古代汉语比较长的定语一律是放在后面的，跟英语相类似。比如古汉语中的“楚人有吹箫于市者”，这是讲伍子胥逃难的事，意思是有一个在街头吹着箫的楚国人。“有吹箫于市者”相当于英语的定语从句。此外，动宾结构也是这样，古代有相当部分动宾结构是倒置成宾动结构的。如“姜氏何厌之有？”意思是姜母“有何厌”？（有什么满足的？）包括古代遗留下来的许多成语，也是语序颠倒的，如唯利是图（唯图利）、一以当十（以一当十）等等，句中“之”“是”“以”等相当于日语的宾格助词。

　　可见，古代汉语的这种语序和现代汉语是不一样的。那么，为什么古代汉语会产生这种语序颠倒的情况呢？这就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另外，古汉语中有许多词是多音节的，如表示年份的“摄提格”，表示老虎的“於菟”，“摄提格”和“於菟”从文字本身来讲是没有任何具体含义的，这就说明这些词肯定不是汉语的。那么它们是从哪里来的？所以很自然地想到这可能同少数民族的语言有关系。

　　记者：您的意思是说，古代汉语中有很多词语是从少数民族语言借用过来的？

　　余：是的。古代汉语并不是一种纯一的语言，而是多种语言的混合体。那么，它究竟是由哪些语言混合而成的呢？东汉扬雄有本《方言》，里面记录的许多“方言”实际上就是古代的民族语。我调查过古蒙古语和古代南方语言。南方的壮侗苗瑶等语族的动宾结构跟现代汉语一样，但它们的名词短语却正好相反，定语修饰成分一般都在后面。动词短语结构和汉语不一样的语言，一个是北方的包括蒙古语在内的阿尔泰语系，另一个是西南地区的彝语等。彝语的动宾结构也是颠倒的，如“我饭吃”，“我人打”，“猫老鼠吃”等。

　　我正在研究的一个国家课题，是关于《蒙古秘史》的语言。其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元代蒙古贵族为了统治中原不得不学习汉语。但蒙古人学的汉语不地道，而在朝廷做官的汉人学的蒙古语也不地道，这样两边就都可能听不懂对方说话。于是，就要有一种中介语言，来实现蒙汉语之间的沟通。现存的《蒙古秘史》是一部以汉字拼写的蒙古语文本，而《蒙古秘史》的汉语直译本则是蒙汉交融的混合语体。

　　记者：您的意思是700多年前的汉语和蒙古语就已经混合在一起了吗？

　　余：是的。不但700多年前如此，汉族最初的语言就是由多种语言融合而成的。

　　记者：您这个最初是指什么时候？

　　余：就是指上古的原始汉语。要从炎帝、黄帝和蚩尤的时代算起。

　　记者：是文字史之前吗？

　　余：对。因为有文字之后，语言就固定下来，变化就慢了。汉族经常说我们是“炎黄子孙”，又说是“龙的传人”，这种说法就已经表明我们至少有3个祖先：一个是炎帝、一个是黄帝，还有一个是蚩尤。黄帝的图腾是熊，炎帝的图腾是牛，蚩尤的图腾是龙和鸟（凤）。黄帝发源于天水一带，炎帝发源于黄土高原地区，蚩尤发源于河北、河南、山东交界。炎黄联合集团欲向东发展，受到了以蚩尤为首的东方九黎集团的阻挡，于是发生了战争。蚩尤当时战败，没有留下尸骨，后人在山东巨野蚩尤墓里却发现了一条玉龙，说明龙是蚩尤的图腾。既然我们的祖先是由3支不同的部落组合而成的，那么汉语的形成就是多种语言的混合。汉族最初的时候叫华夏，华夏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民族。“华”是相对于当时比较落后的一个民族“苗”而言的。 你是苗，我就是花（花通华）。“华”族里面的首领，就是花的根，就叫蒂（帝），所以炎黄都称“帝”。蚩尤战败后，部落里一部分人投降了，融合到炎黄部落里；另一部分人一路逃难南下，成了难民，就是“傩”，今天我们看到的傩戏，就是为了纪念蚩尤所进行的祭祀活动，傩就是受难之人。

　　记者：您认为到秦始皇时代，统一的语言是什么语言？

　　余：当时还不叫汉语，商以前叫夏语。“夏语”即夏王朝时的通用语言，夏被商周灭掉后，融入了商周语言，改称“雅言”。至于为什么叫“雅言”，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谈。

　　记者：那以后的汉语就是以“雅言”为基础，陆陆续续吸收、融合各民族的语言而形成的？

　　余：是的。尤其到了西汉时期，汉文化逐渐强大了起来，“雅言”也就被称为汉语并一直延续至今。 


　　元、清两朝对汉语发展的影响：

　　元朝是近代汉语形成的转折点，清朝是现代汉语形成的转折点　　

　　余：我们现在总是强调汉文化对周边民族文化的影响，而其他文化对汉文化的影响往往被忽视了。特别是低估了蒙古语对汉语的影响，低估了北方游牧民族对汉民族的影响。比如说，元朝尽管存在不到百年的时间，但它对汉语的影响很大，近代汉语就是在那个时候奠定了基础。所以我不提倡说“汉化”，应该说“华化”。“汉化”是片面强调了汉民族和汉语言对少数民族和民族语言的影响，“华化”则肯定了民族之间语言与文化的相互影响。

　　记者：也就是说，在元代的时候，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完成了一个交替？

　　余：对，在那时有个交替。突出表现在完成了汉语声调上的变化：所谓“平分阴阳，阳上作去，入派三声”，就是这样来的。

　　记者：为什么这个交替发生在元代？

　　余：就是因为蒙古人统一了全国。当然在此之前，这个变化在辽、西夏、金统治北方时期就已经发生了。

　　记者：这就可以解释为何现在的南方方言中古汉语的成分保留得比较多了。

　　余：是的，因为元朝当时对南方的统治推移得比较慢，也就是说，虽然元朝在政治上统一了，但在文化上没有彻底控制。而北方正好在它的直接统治之下，因此变化很大。

　　记者：继元朝之后，清朝也是一个少数民族王朝。那么它对汉语的影响是什么呢？

　　余：元朝是近代汉语形成的一个转折点，而清朝对现代北京话的形成是个关键点，或者说是现代汉语形成的一个关键转折点。现代北京话的前身则是元大都话。

　　记者：是因为现代汉语中有大量成分来自蒙古语和满语吗？

　　余：对，除了语音、词汇的影响外，一个很典型的句法例子就是，现在北京人喜欢说：“你看什么看？”“说什么说？”这个句型就是典型的满汉混合表达方式——现代汉语的VO格式与其镜像阿尔泰语OV格式的叠置——VOV型，即动-宾-动结构。这种格式在元代汉语里就已经出现，元代时作为帝王学习汉语的读本《孝经直解》里就有例子，比如《孝经》“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况於妻子乎？故得百姓之欢心，以事其亲。”翻译成元代汉语是“官人每各自家以下的人不着落后了，休道媳妇孩儿因这般上头，得一家人欢喜奉侍父母呵不枉了有么道。”其中的“休道……么道”就是VOV格式。

　　记者：语言的改变往往是突出地表现在文学艺术上，比如元代的艺术成就是元曲。那么清代语言的变化对文学艺术方面的影响如何？

　　余：如果说影响，我认为主要是对京剧的影响，产生了京腔。徽班进京的时候，对语音进行了矫正，要与北京音接近。在语音矫正上，满语的影响就显示出来了，最突出的就是京剧中出现不少满语词和京腔里的“尖团分音”。

　　反思民族语言政策：

　　应在法律上给民族语言一个地位，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和语言观。 　　

　　记者：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民族语言未来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比如在我国，除汉语外，还有英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问题。英语现在处于一个很强势的地位，年轻人都在努力学英语，同时少数民族也在强调保护自己的语言，这样会不会从两个不同的方面造成一种“去汉化”的后果呢？

　　余：影响一种语言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人对语言的观念。比如现在中国很多人都热衷于学外语，假如我们中国这样走下去，很可能就会造成汉语的失落。为什么？因为这样对自己母语的热爱和尊重都不够了。语言是个动态演变的过程，一旦发生变化，速度是惊人的。改革开放30年来，变化巨大：普通话在全国普及、一部分少数民族语言濒于消失、外来语大量涌入，现在人们开始反思，开始抢救、保护濒危语言。至于“去汉化”，这要分辨清楚是“去汉字”化，还是“去汉文化”化。“去汉字”化，这是各个民族可以做的事，但事实上也做不好，比如日本。而“去汉文化”化，则是否定和割裂了历史，实不可取。

　　记者：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少数民族在融入现代化的过程中，也要随着环境发生很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找到一个途径，使少数民族既能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又能顺利地融入到一个更大的环境中？语言应该怎样变化才更符合语言的规律，同时也符合民族的发展规律？

　　余：这就涉及到了民族观和语言观的问题。如果一个民族对自己的民族失去信心，也会对自己的民族语言失去信心。开始是借用外来语言，然后就是移用，最后就是全部拿别人的来用。在这个过程中，民族的失落感也就出现了。那么应该怎么做？首先在法律上应该给民族语言一个地位，现在民族语言没有足够地位，各个民族在说自己的语言，但这个语言不能进入整个社会的大沟通中。给民族语言一个什么样的定位，是国家需要好好研究的问题。包括语言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家，都应该好好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国家已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这个法给普通话作了定位，它是国语，是所有中国人都要学、都要说的。那么别的语言呢？也要有个定位，并且写入法律中。

　　记者：那您认为国家在语言问题上应制定哪些相应的民族政策？

　　余：我觉得民族政策关键是不能说“保护”，应该让它自然发展、自由发展。当然发展的最终结果很难说。有的民族语言也可能发展，有的民族语言也可能就消亡了。从历史经验看，人类的语言可能会经过一个统一、分化到再统一的过程，将来世界可能会出现某种共同语。但是归根结底是要确立民族自信心，树立正确的语言观。比如犹太宗教语言希伯来语曾是濒危语言，但是在犹太民族强烈的语言拥护、保卫意识作用下，终于替代阿拉伯语、犹太西班牙语和依地语，在以色列建国后发展成为官方语言。比如中国吴方言的变异——温州话，本是少数族群的语言，但是他们依靠自由经济的市场活动，借助这种族群语言的特殊性发展起来，不仅没有被吴方言消解，也没有被汉语普通话同化。

　　记者：但这里面也有一个冲突的问题。我觉得，一个民族的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对这个民族的自尊、社会地位以及民族观念塑造会有很大的影响。如果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某个少数民族语言占据主导地位，会不会产生这个民族的成员不认同国家而只认同自己的民族的现象呢？

　　余：美国的经验可以借鉴。它按照出生地分成非裔、亚裔、西班牙裔等族群，在政治统一的前提下，提倡文化的多元发展。他们既有国家的认同，又保持民族的族群认同。

　　记者：汉语言文字对国家统一的意义是什么？

　　余：语言的变化速度要快于文字的变化速度，语言的变化是不稳定的。如果语言变化而相应的文字没有变化，文字就会消失。印欧语言变化很快，但是文字没有变，于是就只能不断修正文字的读音规则来使文字适应语言的变化。但汉字是表意文字，而非表音文字，因此尽管汉语言的发音有演变，但汉字却千百年流传了下来。不同的人可以按照不同的音来读汉字，但汉字的意思是不变的。汉字是能包容不同地域、不同发音的一种文字。不论经历了多少次改朝换代的变化，不论古今汉语的语音发生多少变化，中国依旧能够维持统一的局面，对此，汉字是起到巨大的作用的。同文同种，汉字强化了民族认同感；另外，词语的一致，也塑造了相同的思维模式，这就进一步加强了民族的认同、文化的认同。

作者简介

　　余志鸿，现代语言学研究会会长、上海市语文学会常务副会长，上海大学语言学教授。从事民族语和汉语的比较研究，民族学、语言学和传播学多学科交叉研究。

　　1981年曾在四川凉山甘洛地区调查彝族语言，1985年在甘肃临夏地区锁南坝调查东乡族语言。先后发表《汉语的文化历史背景》、《汉语前后之词混用的性质》、《元代汉语的后置词系统》、《语言接触与语言变异》、《“杂种”语言与“杂种”文化》等近百篇有关民族语言接触与交融的论文。

　　专著有《中国古代传播思想史》（上下卷）、《传播符号学》等，译著有（日）桥本万太郎的《语言地理类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