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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鲁古雅的妇女们在收拾鹿茸 巴义尔 摄

　　中国人对鄂温克狩猎民族的记忆来自小学课本，而鄂温克人对自己的记忆则来自口口相传的历史。这是一个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少数民族。历史上，鄂温克猎民先祖几度迁徙，都没有离开过驯鹿、猎枪和原始森林。这些都被融进了民族的血液。

　　但2003年以后，一切都被改变。那一年，鄂温克人以生态移民的方式进入内蒙古根河市郊的新定居点，驯鹿也开始了人工圈养的实验。

　　从此鄂温克人的精神世界分成了两半。一半随玛丽亚·索等老一辈留在了山上，而另一半则进入根河的现代世界里。

　　如今，由于各种原因，鄂温克民族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驯鹿只剩600多头。

　　酒

　　10月6日，敖鲁古雅下了今年以来的第三场雪。重症监护病房里，何协满身挂着各种塑料袋，鼻子还插着氧气，他被胞弟捅了4刀，幸运的是抢救及时。80多岁的母亲、有着鄂温克“最后的酋长”之称的玛丽亚·索呆呆地坐在阿龙山猎民点的帐篷里，目光呆滞，神情沮丧。

　　阿龙山深处玛丽亚·索的猎民点离根河市的鄂温克新村大约300公里，这是鄂温克最后5个猎民点中最大的一个。这里生活着3家人，一家是80多岁的玛丽亚·索，一家是70多岁的老猎人安道和儿子毛谢，另一家是有着艺术家之称的维佳和姐姐柳霞。

　　惹祸的是酒，玛丽亚·索此生最痛恨的东西，因为酒，几个子女已经先她而去。

　　没人知道鄂温克猎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嗜酒的。滴酒不沾的玛丽亚·索老人说，过去只有在过节或来客人的时候，大家才喝酒，而现在好多人一年到头就没有清醒的时候。

　　在如今的阿龙山上，除了躺在医院的何协，最贪杯的要数维佳和柳霞姐弟。

　　上过中央民族大学的维佳被称为猎民点上的艺术家。据说，任何人来猎民点，你可以不带任何东西，但必须得带酒，不然，维佳就会不高兴。另外，维佳喝酒爱吃独食。在通常情况下，猎民点都是有酒一起喝，但在没酒的日子里，维佳也通常会醉醺醺的，“他一般是上午出去，然后下午满脸通红地回来”，没人知道他把酒藏在何处了。喝高了的维佳经常会动用暴力，受害者当然是柳霞。

　　同样贪杯的还有姐姐柳霞。为了防止她偷酒喝，维佳经常把酒藏起来，但柳霞找酒的技术很高，有一个从哈尔滨来猎民点上研究动物的小伙子，爬上树把酒藏起来，等他想喝的时候去找，柳霞早已把树锯断喝掉酒了。

　　柳霞的丈夫在上个世纪90年代死于车祸。她经常自言自语地念叨儿子雨果的名字，因为她每天喝酒又无力抚养，雨果被寄养在无锡的一个私立学校。

　　一份研究数据显示，实现定居40年，因酗酒而导致直接死亡共14人，因酗酒后失控发生的冻死、烧死、自杀、他杀、失踪、溺水共47人，两者相加即因酗酒而直接、间接死亡共61人，年均死亡1.5人，而且大多数是青壮年。

　　猎枪

　　猎枪被收的原因据说还是因为酒。据说，一个猎民酒后携枪闯入了当地森林管护站索要白酒，遭到拒绝后，他就操起猎枪要打工作人员。

　　猎枪是鄂温克人的命根，没了猎枪也就失去了一切。

　　收枪的时候，玛丽亚·索急坏了。在玛丽亚·索看来，狩猎是鄂温克人的民族习惯，猎民没有枪就不再是猎民了。可警察告诉她，民族习惯也要遵守法律，如果枪支管理条例后面有括号说鄂温克猎民除外，他们就还给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尽管算不上是个好猎人，但维佳喜欢猎枪，就像喜欢画笔一样。那年冬天，政府派了由警察组成的收枪工作组，其他的猎民都把枪交了出来，维佳背着自己喜爱的猎枪翻山越岭，跟警察捉迷藏。后来被警察堵到悬崖边，他也没有放弃，抱着枪闭眼跳了下去，幸好有一棵大树挂住了他，才没有摔坏，继续逃。最后跑到了一个猎民点，看到了在那守候着他的警察。

　　何协躺在医院的时候，玛丽亚·索下过一趟山，主要目的当然是看儿子，但除此之外，老人还有另外一个使命，就是要回在奥运期间暂时上交的枪。这一次，老人领回的是一支小口径步枪，而且整个猎民点只有一支。“过去，打猎、放驯鹿的地方挺大的，方圆上千里，一直到黑龙江省呼玛县境内都去过。不管多远的路，我们都牵着驯鹿走。那时，到处都有猂、鹿、灰鼠子。现在不一样了，到处都有人，到处都有偷猎的人。”玛丽亚·索说。

　　驯鹿

　　在敖鲁古雅，玛丽亚·索不仅是鄂温克人的形象大使和精神领袖，也是鄂温克当中“最有钱有势”的人。现如今，玛丽亚·索的鹿群已从结婚时的十多头，增至现在的300多头，这几乎是整个鄂温克民族鹿群数量的一半，如果按照每头鹿5000元至6000元计算，玛丽亚·索是个名副其实的百万富翁。

　　过去，鄂温克猎民养驯鹿只是作为运输工具，但近年来，鄂温克人的驯鹿遭遇到生存危机，整个鹿群的数量从高峰时期的1000头降到现在的600多头。

　　按照鄂温克人的话说，没有了猎枪，他们还可以喝酒，但没有了驯鹿，他们就一无所有了。

　　鄂温克人的驯鹿是半野生的，平时放养，每隔三五天找回来喂喂盐，才能听话。驯鹿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找苔藓吃，只有玛丽亚·索最清楚。但现在，她老了。

　　10月6日一大早，乡里的兽医古革军要上来给驯鹿打针，但几百头鹿中被找回的不过三十来头。

　　古革军是鄂温克族和俄罗斯族混血儿，帅气而爽朗。早些年古革军上过内蒙古农业学院，学的是兽医。毕业后回到生他养他的敖鲁古雅，专门给驯鹿看病。鄂温克人驯鹿的生存状况没人比他更清楚。“套子、熊害、塑料垃圾，每一样都能要鹿的命，每年的损失都上百。”古革军说，而在这些原因中，最让古革军担心的是套子，“鹿一中套，脚就废了，它也就活不长了”。古革军说，鄂温克人很少哭泣，但每每看到这样的场景，他们都会暗自流泪。

　　除了这些不正常的死亡，还有一点让古革军格外担心，“现在人都搬到了山下，一些鹿也跟着下去了，但鹿毕竟是半野生的，适应不了山下的生活，现在一头鹿才5000多元，而在山下养一头鹿一年得花上万元”。

　　原始森林

　　“化冻的冰河传唱着祖先的祝福，为山林的孩子引导回家路，我也是山林的孩子，于是心中就有了一首歌，歌中有我父亲的森林，母亲的河，岸上有我父亲的桦皮船，森林里有我母亲的驯鹿……”

　　这是维佳和鄂温克人对山林的共同记忆，2003年搬到山下后，这种记忆在慢慢消失。

　　敖鲁古雅民族乡乡政府办公室主任庄会宝说，当初之所以要整体搬迁是因为近年来鄂温克民族乡水害严重，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林间可猎物锐减，猎民的生活水平难以提高。到了2002年，根河市政府决定，对鄂温克猎民实施生态移民，将鄂温克民族乡迁至根河市西郊约两公里处。随后，配有现代生活设施的62户新住宅和占地1.68万平方米的8间标准化鹿舍建成并投入使用。

　　这是让许多当地人嫉妒不已的优厚待遇，猎民却不这么看。抗拒最厉害的要数玛丽亚·索。

　　搬迁的时候，全乡231名鄂温克人都按了手印。玛丽亚·索没有按。有人说老人是舍不得鹿，其实她是舍不得鄂温克人的生活方式。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绝大多数鄂温克人搬进了建在大山外的猎民新村，过着和现代人无异的生活。但玛丽亚·索一直拒绝，在她的世界里，茫茫的原始森林才是鄂温克人的归属，年轻的鄂温克人也一样，但他们对山下的花花世界充满迷恋。

　　搬迁后，问题也随之而来，驯鹿圈养实验遇到了难题。驯鹿喜欢吃一种叫“恩靠”的地衣，新定居点没有这种植物，驯鹿的日子不好过，很多死去了。维佳说：“驯鹿根本就离不开林子，这个事小孩儿都知道！驯鹿离人群越远越好。”

　　鄂温克的未来

　　最近，猎民点最大的喜悦就是柳霞和毛谢同时有了爱情。柳霞的男友是别人介绍的，姓马，是一直在敖鲁古雅打工的黑龙江人。毛谢是猎民点上最勤劳朴实的人，女友大他4岁，据说一来山上就相中了他。

　　猎民点的“艺术家”维佳却仍旧孤身一人。在这点上，苦恼的不止他一个。按照当地官方说法，鄂温克猎民当中应婚未婚的人数过多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历史上，老一辈鄂温克猎民同外族结婚现象十分稀少。而1957年实现定居后，与外族通婚面开始逐步扩大，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鄂温克人与其他民族的通婚数量已大大超过与本民族的结婚数量。

　　据2006年8月的调查，1965年在敖鲁古雅定居之后至2005年40年间，鄂温克人与外族通婚共114人，其中男性47人，女性67人。

　　同其他民族通婚面不断扩大，从社会学、人口学角度看，无疑是一种社会现实，但20年至30年后，纯正血统的使鹿鄂温克人可能基本不存在。

　　在山上每隔个把月就会上来一些人，玛丽亚·索从来不问，她是鄂温克族最后一个不懂汉话的人。熟悉她的人说，老人经常会莫名悲伤。“我们没有文字，历史和文化只能口口相传，她的语言我能懂100%，但故事我最多只知道20%。”维佳说。

　　在鄂温克，许多小孩一生下来，就住在山下了，然后在山下上学、长大，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已经听不懂鄂温克语，更不知道鄂温克的历史故事。对于年轻的鄂温克人来说，大人们需要烈酒，他们需要可口可乐。

　　人类学学者郝时远多年研究鄂温克族的生存现状，他认为：“毫无疑问，生态环境恶化是实行生态移民的原因，体现了政府以人为本、改善和提高这一群体生活水平的负责精神。”但他不得不承认，鄂温克族“自身传承的传统生产方式与外界提供的现代生活方式之间的矛盾至今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因为他们离不开驯鹿，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都依托于驯鹿业”。“走出大山是必然的，但还需要一些时间，也许20年，或更长一点，经过一代人，就可以完成自然而然的过渡，而这种过渡是不需要伤筋动骨的。”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