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如果没有汶川地震，2008年的5月19日到21日将会像无数寻常日子一样，或者忙忙碌碌，或者闲散慵懒，即使静水微澜也终究归于平淡无奇。但是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使得所有人，即便是那些从来没有听说过汶川这个地名的人，也参与到这件事情中来，进入到一种集体性的公众感情和生活之中。

　　5月19日14时28分，笔者正走过北京新街口的一个红绿灯，忽然之间，所有的人都停下了脚步，汽车停了下来，同时鸣笛的声音响起。往常繁忙拥挤的街道瞬间变得肃穆整齐，淡云下的空气显得宁静而哀伤。笔者也在路边站下，和大家一起为5月12日的地震受难同胞们默哀。

　　这是笔者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千人一哭、万民同悲的场面。事实上，在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由最高的政治当局和亿万普通民众一起，为最平凡最默默无闻的同胞默哀。从北国林海到南疆渔村，从西部戈壁到东部沿海，从天山牧场到江南水乡，中国人可能很少像这样，在同一时刻因为和他们同样的普通人物的命运而如此团结地凝聚为一体。

　　关于国务院在全国哀悼日3天期间停止公共娱乐活动的决定，其实也不乏质疑的声音。有人认为这是行政手段的强制性干预。事实上，这些貌似公允的观念，并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情感需要宣泄、民族凝聚力亟待提升的时刻。

　　没有亲历，通过电视也可以看到，天安门广场上默哀结束时，千万群众突然爆发出响彻云霄的声音：中国加油，中国加油！这个时候，每个人都不是一个人，无论是谁都可以感受到自己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我们之间的内在的血肉相连和在面临共同灾难时的力量与信心。

　　现代民族学说大部分都同意，民族是个“想象的共同体”，因为地域过于广阔、人口过于庞大，每个人都不可能见到他所有的同胞，但是通过传媒等现代方式，民族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这个“想象”其实不仅是头脑中的，更是行动与实践上的。对于疆域宏廓、族群复杂、文化多元的中华民族来说，尤其如此。苦难让权力亲近人性，苦难让自私冰消瓦解。此次的地震救灾与举国哀悼，充分证明了集体性、仪式化的行动，有利于唤醒日渐模糊的民族认同、高扬不自觉的民族自豪，使大家凝聚为一个悲伤的共同体。

　　毋庸讳言，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个人主义，浮华、冷漠和娱乐至死的潮流成为我们社会不容忽视的一种心态。在普通民众面对巨大灾难的时候，禁止公共娱乐，恰恰是国家行政权力的一种人性化，是对生命的尊重，可以在全国营造肃穆的氛围，对于民族认同和团结是一种鼓舞，从心理学上说，也有助于大家宣泄哀思。

　　“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相信经过这样苦难与悲情的洗礼，饱经忧患的中华民族反而可以凤凰涅槃，潜龙腾渊，如同梁任公在上世纪初乐观地断言：前途似海，来日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