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2月2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布了《关于查处恐怖灵异类音像制品的通知》，要求各省级新闻出版局对音像制品进行认真清查，凡是恐怖灵异类音像制品一律下架、封存、回收。这个通过行政指令手段硬性处理公众文化的事件，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社会上截然不同的回响，由此也对我们时代文化的宽容度与包容性提出了新的拷问。因其关涉面的广泛，也让我们不免要思考，对于所谓“恐怖”、“灵异”等亚文化类型所包蕴的内涵与外延及其社会作用该如何理解和对待。

　　他喜欢的，是鬼片带给他的神秘环境和紧张氛围，每当这个时候，他已经脱离了自己的生活，进入了另外的世界。

　　一个灵异FANS的文化生活

　　巫蛊真人秀

　　2008年，巫萨（化名）终于来到了神往已久的德夯。元旦刚过，他就辞掉了令他窒息的烦琐工作，告别了那一单接一单的业务，背上包，到达了这个美丽的峡谷。

　　德夯是苗寨，“德夯”在苗语里意为“美丽的峡谷”。

　　这个美丽的峡谷位于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府吉首市西郊，传说中这里溪流纵横，瀑布飞泻，群峰竞秀，古木奇花，珍禽异兽，苗族风景尽在其中。

　　巫萨是彝族，出生在四川，小时候听说过的民间传说中，有许多故事让他夜不能寐，那些恐怖的情节和人物会让他在夜里身不由己地裹紧被子。大人们总是喜欢讲鬼故事给他听，现在想来，其中有不少出处就在湘西。终于有机会来这片神秘的土地探索了——巫萨这样想着。

　　大巴上，导游的介绍终于落到了著名的苗族“三谜”——赶尸、放蛊和巫术上。昏昏欲睡的巫萨顿时来了精神——他正是为这赶尸而来。

　　到底赶尸是个什么样子？至今还没有人能说出它的真实情况和子丑寅卯，听说老湘西人真有见过的，不过也未经查证。巫萨自知此事之神秘，不敢说此行的目的是为了一探究竟，但是能身临苗寨见一场赶尸的表演，他觉得也不枉来这一趟了。

　　夜晚降临，让人心旌摇动的湘西风情表演开始了。表演场地是一个圆型的围坝，大家四周围坐，半轮明月悬挂在圆弧屋际的上方，很有一种空灵的感觉。

　　演出还没开始，主持人已经出来警告大家：“湘西的姑娘不仅爱唱歌，还会蛊术。现场的各位阿哥注意了，要是看上我们湘西女子，千万别动手动脚，因为湘西女子会下蛊，中了蛊的阿哥就要留在湘西大山中做完3年苦力，才能回家。”同伴们虽然并不真的相信，但是也不敢出大声，毕竟在这个他们认为具有神秘力量的土地上，万事小心为妙。

　　一片紧张气氛中，赶尸表演开始了——背景是一条黑咕隆冬的小山道，每隔两三米远有一个一个用草绳串起来的“尸体”，头戴高筒毡帽，额上压着画着符的黄纸，身披宽大的黑色尸布，在手执铜锣、念念有声的赶尸匠带领下，一步三跃，一颠一簸，顺着灵魂的召唤赶着回家。当这一传奇被搬上了舞台，观众的心理恐惧竟突然消除了，平添的是对亲情、对故土的眷恋。“‘落叶归根’，这是一种怎样的中国人情怀？”巫萨在心里感叹着。

　　接下来，一些有关苗人与蛊的传说的表演上演了——德沓苗寨的生活和舞蹈中都保留着法术、巫术的痕迹。“法师”吞下竹签，将一瓷碗用牙咬碎吞咽，听着麦克风里传出“咵嚓嚓……”咀嚼的声音让人顿起鸡皮疙瘩；还有个“法师”现场从篝火中抽出带着火光的炭棍张口就吞，让人心悸！不知为何总觉那“法师”眼光很凶邪，只见他吃了火炭吐了渣子又光脚踩过一串滚烫的铧口（大概是犁田用的工具），表演后将水倒在铧犁上立刻嗤嗤冒烟……

　　那些吓人的事

　　湘西之行结束后，回到家的巫萨还是久久不能忘怀那天晚上的表演，当时的场面震撼了他。他想起最初引起他对湘西兴趣的片子，于是翻出来再看——港片《赶尸先生》是个老片了，其特技、效果什么的真的不值一提。但是也会让人看了上瘾，毕竟巫术、蛊惑的确曾经让巫萨大开眼界。本来巫萨对港星没什么了解，但是看了《赶尸先生》后，颇喜欢主演罗嘉良。朋友告诉他可以找罗嘉良的《卫斯理》来看，这是一部悬幻连续剧：卫斯理的兄弟落难到苗寨，与苗族姑娘相爱。但是在意外的辗转过程中， 两人又分开。卫斯理见到从苗寨回来的兄弟时，他所中的蛊毒已经发作……

　　巫萨小时候看“鬼片”时从不敢一个人，后来敢了，因为他坚信这些是假的。他喜欢的，是鬼片带给他的神秘环境和紧张氛围，每当这个时候，他已经脱离了自己的生活，进入了另外的世界。

　　赶尸和蛊术勾起了巫萨的探索精神，他曾经在中央台看过一期《探索发现》，节目记录了记者在湘西采访调查的过程。他想起接受采访的吉首大学教师出版过一本《湘西赶尸》的书，于是到处跑书店买。巫萨在书店的灵异类书架和人文地理书架上查找——在那翻书的人非常多。畅销书榜上，灵异书《鬼吹灯》系列大卖，站在书架一动不动的看书的人群帮巫萨挡在一边。原来这里有这么多的同道中人！

　　巫萨突然看到一本介绍黑竹沟的书——黑竹沟就在巫萨的家乡——甘洛、峨边、马边三县的交界处。传说上世纪50年代曾有彝族同胞在那发现过野人的踪迹；50年代和60年代，先后有解放军测绘部队一个班的战士和四川省川南林业局的森林勘测人员在黑竹沟中失踪；90年代，去过黑竹沟的人还是有去无回。

　　从小，巫萨就听哥哥讲起黑竹沟，告诉他那里是去不得的，小巫萨不敢去那个笼罩在神秘之中的地方，因为怕进去就出不来。关于灵异的传说，家乡还有很多。比如爷爷的爸爸被人杀了，当时爷爷和爷爷的兄弟要去报仇，还没到动手那天，那家老小却莫名其妙地死掉了。巫萨听长辈们说，那是因为爷爷的爸爸用彝族的死人咒把那家人全咒死了。那时候的巫萨非常好奇，他也想学这种咒。现在他不再相信了，虚幻的东西太多，这其实是人们一直对待死亡恐惧的精神转嫁罢了。

　　最近巫萨在看两本书，一本是《死魂书》，讲的是在云贵高原大山深处的一个少数民族村寨，那里的鬼师（巫师）们代代密传着一本“死魂书”，上面用巫语记载的骇人听闻的事，竟与司马迁的《史记》有对应。另一本书是《天机》，讲的是旅游团途经一个少数民族村落时，恰巧赶上当地的“驱魔节”，而有人误吃了“山魈”的脑子(山魈就是当地“驱魔节”所要驱赶的对象)，遭到山魈报复，他们一个接一个神秘地死去……

　　2月，巫萨突然听说国家颁布了一个恐怖灵异类音像制品的禁令，网上这类视频也明显减少了，巫萨有点担心，因为不知道以后还看不看得到这些了。

　　华夏文明早期的青铜饕餮图腾也是以恐惧的外形和性格为特征的，少数民族史诗中也不乏类似的恶鬼凶魔。不过，没有人会觉得这些恐怖意象是有损身心健康的，因为它们作为传统文化事象，往往是一个民族集体心理的外化。

　　如何对待“恐怖”与“灵异”

　　封杀：治标还是治本？　　

　　2月的这个查处“通知”并不是没有先兆的突然之举，早在2007年5月，新闻出版总署就下发过《关于查处〈死亡笔记〉等恐怖类出版物的通知》，除了首当其冲的动漫《死亡笔记》外，同时封禁的还有其他7本类似刊物《新编鬼故事》、《爆笑鬼故事》、《恐怖鬼故事》、《民间鬼故事》、《网络鬼故事》、《恐怖故事》、《鬼故事》。显然，它们是被作为具有精神污染作用的文化毒草被定性的。

　　不过，之前的“通知”对于规定对此类出版物的界定相对模糊，其他一些内容不同但相似主题的音像出版物仍频繁在市场上出现。因此本次“通知”中明确规定所谓“恐怖灵异类”音像制品，具体是指以冤魂厉鬼、异性怪魔等异类非人为形象塑造，以奇异的超验幻想、离奇的梦魇谵妄为虚构手段，以恐怖骇人、惊悚阴森、离奇悬疑的超现实情节为故事题材，以追求惊惧恐怖的感官刺激效果为目的的音像制品。

　　这个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的通知，由国家行政力量实施下达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解放军总政宣传部新闻出版局和各音像出版、制作单位，可谓雷厉风行、大刀阔斧。然而，“一刀切”的结果却往往出现将洗澡盆里的孩子一起倒掉的尴尬情形，因为“通知”中的相关界定依然不很明晰，标准里所列的几项条条杠杠仍然语焉不详：是全部符合才需查封，还是只要符合其中一项就在查封之列？若是前者，就该明确宣布，以便落实；若是后者，那么作为传统文化经典的《聊斋志异》、《西游记》、《封神演义》等等也难免涉及相似内容，还有那些引进的国外魔幻大片，封禁与否？这难免让执行者在实际操作中无处下手。一些偏爱惊悚、魔幻作品的人也表示了类似的担忧，要求执法者区别对待，以免因噎废食。

　　退一步来说，这个查处的标准如何设定？由谁设定？如果打击面过宽，就有损害文化产业繁荣局面的可能，打击面过窄，这一禁令就形同虚设，甚至，如果打击面不确定，则很容易使之成为政府机关随意行政的借口。有人提出应该借鉴“陪审团制度”的方法，请有关人士组成评价委员会，对每一部拟进行查禁或者处罚的作品进行陪审式评价。而这一评价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则不一定是专家，也不能全部由政府官员组成，而是应该更多地吸收普通公民和其他专业人士，比如由教师、心理学家、社会学者等等组成。不过，这只是个理想状态的设想，基本没有实现的可能，即使实行也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成本消耗和资源浪费，很可能得不偿失。

　　这一切都指向一个问题：作为文化事件，是否仅可以靠行政手段或法律措施进行处理？　　

　　恐惧的是非面目　　

　　“恐怖”与“灵异”作为两个层面的话题，有必要分开来谈。恐怖文化由来已久，世界各地都不乏生动的例证。《旧约》中的上帝就令人生畏，藉着以色列人对迦南人的毁灭，甚至连妇女孩童一个也不放过，行为也足够恐怖。中美洲神话中的水猴、芬兰传说中的恶龙、古波斯人的传说中的埃尔、古埃及的鳄头狮身怪阿穆特、埃及神话中的人头鸟身怪巴、爱尔兰、苏格兰和布列塔尼的传说中洗衣鬼、北欧英雄传奇中的法夫尼尔、北欧神话中的恶狼芬里尔、穆斯林传说中的食尸鬼……都是各式各样令人恐怖的妖魔鬼怪，然而却是其各自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华夏文明早期的青铜饕餮图腾也是以恐惧的外形和性格为特征的，少数民族史诗中也不乏类似的恶鬼凶魔。不过，没有人会觉得这些恐怖意象是有损身心健康的，因为它们作为传统文化事象，往往是一个民族集体心理的外化。日本学者河合隼雄就分析过日本传说故事中的妖怪和鬼，认为是日本人心灵对于自我的认定，而并不认为这些给儿童说的恐怖故事会危害他们的成长。

　　从常识来看，个人心理承受状况和适应能力各有不同，所以“恐怖另类”的主观任意性就显得很大。对于不同个体而言，很可能对于同一个作品，会产生截然相反的情感取向与情绪反应，这是个无法证伪的命题，因而也不具有科学性。另外，从精神分析学深层来看，恐怖在人的心理世界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情感。生活过于平静的时候，人需要调剂；压力较大的时候，也需要某种方式来解压，于是不少人就选择了恐怖小说和恐怖片。从心理接受图示看，在各种情感画面中，人对恐怖画面的印象是最深的，所以，恐怖文化能够吸引人有其可预期的必然性。

　　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曾经对于“恐怖”的心理效应做过分析，即它能够引发附带的悲悯，从而陶冶人的情操、净化人的品性。当然，这样说，恐怕离“宣扬恐怖、暴力、残酷等不良内容”的作品相去甚远。笔者想说的是，恐惧的心理反应并不一定带来负面的效应，很可能正面的还是多数，并且人们的心理承受力也未必那么脆弱。

　　各国文化产品中都不乏以恐怖为主题的作品，欧美的僵尸片、哥特小说、吸血鬼故事中就有很多经典作品。而日、韩、泰国乃至香港也有许多恐怖题材电影，比如在中国也有很多受众的《七日怪谈》、《咒怨》、《鬼娃娃花子》、《催眠》、《绿猴子》、《死亡玛丽》、《幽灵僵尸》、《僵尸吓死鬼》、《鬼宿舍》、《活鬼胎》、《鬼影》等等。当然，很多属于“邪典”文化，与被精英意识所认可的“正典”文化相比，它属于一种亚文化类型。观者可能出于不同的原因，接受欣赏这些作品，却未必妨碍其心理的发展。究其根底，恐怖是与人类相始终的一种文化现象，所以查处低级趣味仅仅靠感官刺激、商业追求为目的恐怖文化产品固然无可厚非，但切记这并非因为“恐怖”文化本身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具体的产品。

　　巫术的生死蝶变　　

　　“灵异”文化属于列维－布留尔所说的那种前逻辑的、返回原始心灵的状态，在其中人与物、生与死、幻觉与现实、自然与超验之间的隔阂被打破。当代的“灵异”文化说到底是一种原始巫术思维的再生。这也是个当前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近年来的外来大片，比如《蜘蛛侠》、《刀锋战士》系列、《范海辛》、《猎狼犬》、改编自谢尔盖·卢科扬涅科三部曲的《守夜人》、《守日人》、《黄昏使者》，克利弗·S·刘易斯原作的《纳尼亚传奇》、最近的《金罗盘》也是根据菲利普·普尔曼的奇幻小说《黑暗物质》三部曲中的一部改编的。更别说大名鼎鼎、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托尔金原作的《指环王》系列，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及其改编的电影。我们甚至可以说，魔幻题材几乎是当前的国际流行文化的主潮之一。这些魔幻作品本质上与那些被禁令查处的“灵异”作品别无二致，差异也只是在于各自格调品味上的高低。

　　巫术思维在近现代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祛魅”合理化之中，被从自然科学发展而来的形式逻辑、科学理性所贬低，在现代文化中处于边缘的地位。但无可否认，它是一切文化的原始状态，有着悠久的传统，历千年而不衰，即使被工具理性、科学思维所压抑，但时不时总会找到一些话语的隙缝释放出来，“灵异”文化就是这样的渠道之一。在这个所谓的后现代、后工业、信息高科技时代，忽然有这样一种巫术文化的死而复生，这是个非常意味深长的现象，可以说是对物质至上、唯理主义、工业化逻辑精神压迫的反弹形式。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讲究子不语怪力乱神、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但是这并不表明孔子排斥“灵异”的异端邪说，他只是不论而已。想入天外的老庄、荒稽无涯的《山海经》、猎奇辑异的《搜神记》形成另一脉的文化传统连绵不绝，还有民间信仰层面在实用理性驱使下、官方屡禁不止的淫祀和形形色色的神灵鬼怪，更有那些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所各自信仰的种种神灵与禁忌。上下五千年，即使在皇皇正史的二十四史系统中有关灾变灵异的记载也不绝如缕，更遑论各种演义和传说。如此看来，“存而不论”实际上是最好的策略，心照不宣，相安无事，给予这种被正统文化视为另类的分子一个生存的空间和角落，反而有利于多样和谐的共存。在这一点上，作为中华民族精神象征的孔子倒是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

　　迷信的前世今生　　

　　“恐惧”与“灵异”虽为二，但两者常常联系在一起，并且有时候是一个事体的两面。如同美国恐怖小说家洛夫克莱夫特所说：“人类最古老而强烈的情绪，便是恐惧；最古老而强烈的恐惧，便是未知。”现代科技并不能完全解决人类所有的未知，在技术主宰、外界强大、瞬息万变的世界里，渺小的个人面对太多无法完全把握但又不能回避的事物，很多时候只能用灵异超验的想象方式来诠释它们，借此来宣泄内心的恐惧和猜疑。这可以说是人类的一种趋利避害、自我慰藉的本能。这也便是大学中久盛不衰的“校园鬼故事”，都市里的传奇怪异故事，网络中风行的魔幻文学、塔罗牌、星运、紫微相术，以及各式各样流传在年轻人中的新型灵异游戏（诸如笔仙、碟仙、血腥玛丽、镜子巫婆、招鬼术）的由头。

　　这是一种新的迷信。笔者这里用的这个词是中性的。事实上，“迷信”在现在一般公众的理解中往往被赋予了强烈的贬义色彩，总是与诸如“封建残留”这样的话语联系在一起，被视作妖魔异事、牛鬼蛇神、装神弄鬼、妖言惑众之类的文化糟粕。笔者要说，这其实是一种启蒙主义文化的偏见，是以今衡古思维的产物。因为，“迷信”就其本身客观而言，并无所谓好或者坏，它只是一种认知方式。这种认知方式直到今日依然或隐或显地存在于不同的人群之中。看看那些热衷于幸运号码、讲究风水的现代人，就知道他们并没有比祖先们更不“迷信”。

　　致力于研究想象力在社会中作用的法国社会学者让-布鲁诺·勒纳尔发现，迷信是作为一种防御机制出现在人们思想中的，它发挥着缓解焦虑，抵御压力和镇静的作用，从而有利于人们借助自我暗示和“获得成功的预言”现象，克服艰难困苦，取得成功。由此看来，迷信的正面效用倒正不可忽视。我们固然可以用理性主义的朴素勇气来贬低“迷信”的荒诞不经，但是却抹煞不了它作为一种社会客观文化存在的事实。简单的禁止或者封杀固然可以收到一时之效，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论语》中说君子尚有三畏，只有无知者才无畏。自然科学、现代理性的精神是探究未知世界，而不是简单否定，它的包容性正是其在16世纪战胜宗教与神学的重要原因，而粗暴与武断断然不能奏效。低级趣味的无聊之作当然可以在取缔之列，但是无数带有恐怖意味和灵异色彩的文化产品，比如现代奇幻文学、很多少数民族的宗教仪式和口头文学，像椎牛这样看似残忍的活动，以及歌颂英雄诞生的灵异或者征战屠杀的暴力，却不能统统斥之为异端邪说，一棍子打死。

　　有时候，就像很久以前《聊斋志异》电视剧的主题歌所唱的：“鬼也不是那鬼，怪也不是那怪，牛鬼蛇神它倒比真人君子更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