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哲语，到2000年底，只有十几个60多岁以上的老人还不同程度地会说一点儿；
畲语，现在能够使用的不到1000人，且基本上都在40岁以上，20岁以下的青年已经基本不懂畲语；
满语，现在只有大约100人能够听懂，不到50位老人还可以说；
　　 塔塔尔语、阿侬语、仙岛语、达让语等，这些语言的使用者大多不足1000人，有的甚至只有几十人，而且大部分为老人……
抢救濒危语言，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 本报记者 赵志研 

身穿传统民族服装的满族孩子在学习满语文 资料图片

 
　　语言的消失与文明的消逝

　　“语言不仅仅只是一种工具，它同时还是人类特有的精神产物，有着丰厚的文化价值。任何一种语言的消失，可能带走的是千百年留存下来的文学、哲学、民间智慧，一个民族的记忆也会就此消逝。”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徐世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起了颇为痛惜的一件往事。1993年，徐世璇在云南思茅地区澜沧县老缅寨作毕苏语（毕苏语是分布于中国、泰国、缅甸、老挝4国交界地区的跨界语言，在我国主要分布于云南澜沧、孟连和勐海等县）调查时，遇到了李学文老汉。老缅寨是一个以拉祜族为主的村落，寨子里的男女老少会讲拉祜语，也会讲毕苏语。李老汉当过小学老师，记忆力和发音都非常出众，他用毕苏语讲了许多传说故事，给徐世璇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2001年，徐世璇与一位美国语言学家再次来到老缅寨，打算用更先进的数码录音录像设备记录下毕苏语。他们找到了几个熟识的老人，其中就包括李老汉。可这次见到的李老汉却完全变了一个人，在录音过程中始终一言不发。旁人说李老汉几年前生了一场大病，之后记忆力就下降了，也不大愿意讲话了。录音是由其他几个老人完成的，但故事讲得并不完整，线索很乱。8年前李老汉讲过的那些故事，再也无法被复述……

　　这并不仅仅是毕苏语面临的窘境。2001年，徐世璇曾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调查鄂伦春语，他们在县民族中学找来十几个鄂伦春族孩子，发现这些孩子只能说出极少的几个词汇。据1999年内蒙古对鄂伦春自治旗社会调查和聚居村抽样调查结果表明，掌握和使用鄂伦春语的人数日益减少，即使在最集中的聚居乡村，能够说（包括只能说一部分）鄂伦春语的人只占总人数的44.19%，同完全不懂本族语的人数比例41.51%相当接近。这表明，鄂伦春语使用程度迅速地弱化并濒临消失。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语言资源十分丰富。但同世界各地一样，我国也有一些语言处于使用人数逐渐减少、社会功能日益萎缩的衰退状况，语言的多样性正在遭受严峻的威胁。据徐世璇介绍，我国的语言大约有130种，目前这130种语言近一半处于衰退状态，有20多种语言面临“濒危状态”，急需采取保护和抢救措施。如赫哲语，使用这种语言的赫哲族分布于黑龙江省同江、佳木斯、饶河等县市，到2000年底，只有十几个60多岁以上的老人还不同程度地会说一点儿；畲语，使用这种语言的畲族分布于广东省的博罗、惠东、增城、海丰等县，现在能够使用本族语的不到1000人，基本上都在40岁以上，20岁以下的青年已经基本不懂畲语；满族所使用的满语，现在只有黑龙江省黑河市、富裕县少数边远村屯大约100人能够听懂，不到50位老人还可以说本族语，村子里面的年轻人基本上都不说满语了。

　　除此之外，还有塔塔尔语、阿侬语、仙岛语、达让语等，这些语言的使用者大多不足1000人，有的甚至只有几十人，而且大部分为老人。

　　濒危语言，顾名思义就是濒临消失危险的语言。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语言的濒危现象呢？徐世璇在其所著的《濒危语言研究》一书中指出，许多已经消失或者正在消失的语言实例表明，导致语言濒危的原因是十分错综复杂的。其中既有自然灾害、战争冲突等因素造成的语言群体的消失，导致了语言消失的现象；还有就是由语言转用引起的语言消失——一个语言群体被迫或者自愿地、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转用了另外一种语言——通常是在政治、经济、文化或军事上占优势地位的语言或者主体民族的语言，乃至最终放弃自己的本族语。这种由文化同化造成的语言转用，恰恰是当前语言濒危的主要原因。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濒危语言问题便在国际社会引起了普遍的重视。中国的语言学家对濒危语言问题早有关注，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的语言学界便相继设立了一些课题，在较大的范围内对一些语言进行了调查研究。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语言学界的认识和态度逐渐趋于统一，认为语言濒危现象和濒危语言资料的保存是语言学家不可回避的任务，此后濒危语言的研究与资料保存工作陆续开展起来。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各国发出公开信，要求各国有关机构共同完成《世界语言报告》，我国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承担了《世界语言报告》中国部分的资料收集工作。

　　与过去相比，中国在保护濒危语言方面的工作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但人们的社会文化意识相对还是比较薄弱。“也许，濒危语言的消亡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但我们依然如此努力地宣传、呼吁保护濒危语言，更重要的意义是希望全社会从濒危语言现象中提升认识——实际上，这是如何处理经济全球化趋势同文化多样性关系的命题，既是一个时代性的问题，也是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课题。”徐世璇说。

　　为建立和谐的语言环境努力

　　如何在经济发展、文化交融的现代社会中保持多种多样的语言种类？如何在既开放又保留民族特性这两者之间，找到一条两全的途径？“开放和保留，完全可以兼而得之，最佳对策就是倡导使用和保持双语——实际上，通用语和本族语应该是相辅相成的，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徐世璇说。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自古以来就有兼通两种或多种语言的双语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宪法规定各少数民族都有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利，同时也倡导和推广族际共同语——汉语。可以明确的是，在双语状态下长期保持本族语是完全可行的，从我国一些少数民族长期使用双语的状况，也可以看到两种语言并存共处促进民族繁荣发展的实例，如仫佬、壮、白、纳西、朝鲜等民族，双语现象十分普及，同时本族语的保留和使用也非常稳定。因此，使用双语是现代社会极为正常、并将日益普及的适应时代特点的语言使用趋势。在掌握通用语的同时保留本族语，可以借助通用语开阔视野，加强与外界的沟通交流，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跻身于共同进步的时代潮流之中。又通过独特的传统语言传承历史经验、获取蕴含着地方特色的知识体系。因此，在学习和推行通用语的同时不轻易放弃本族语，就能在现代社会中保持语言文化多样性，开放吸收和继承传统，兼而得之。

　　徐世璇认为，面对语言濒危的现实，语言群体、语言学界、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和组织都可能对语言的使用和发展起到一定的主观能动作用：是否使用和保留、乃至保护本族语的问题，最能够起决定作用的，首先是本族语群体自己的愿望和态度。只要群体成员都愿意学习和使用自己的语言，这种语言就不会消失。在这个群体中，使用本族语应该是语言群体中每一个成员主动自觉的行为。在本族语的使用和保留活动中，每个人都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使本族语在日常交际活动中得到广泛的使用：长者应用他们的威望扩大本族语的社会影响；年长的人应通过语言交际活动为年轻人树立语言规范的榜样；年轻的父母应在家庭中积极使用本族语，将语言自然地传授到下一代。

　　对学术界而言，应树立理性的认识，在现阶段的首要任务是尽可能多地对现存的濒危语言进行记录、描写。设立有关濒危语言的重大课题，投入经费并有计划、有步骤、有系统地进行全国濒危语言的普查工作，并设立档案保存，增强资料保存的规范性。在技术层面，要借鉴国际经验，加强对外联系交流。如英国的语言学界便有很好的经验，他们建立了一个数据库，用数字化手段保存资料，再通过网络达到共享。

　　制约濒危语言发展前景的因素，除了群体本身的态度和语言学界的努力外，政府的政策措施也是必不可少的。政府应通过制定政策，对语言的使用和发展进行宏观调控，为地方语言的教学和使用、有关研究管理机构的设立、有关项目的实施等必要活动创造便利条件。

　　“对语言的关注是一个现代化国家的衡量标准，全社会都应为建立一个语言和谐的环境而尽力。”徐世璇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