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由于其特定的地理位置和自身的文化特点，形成了它独特的藏文公文文献。它与元、明、清朝的官方文书一样，可分为下行文、上行文及平行文三种类型。所不同的是藏文公文文献还有其它的行文类型，如：下行文中的译行文(是清代特有的一种文书形式，它是驻藏大臣将上谕和诏书等译成藏文专门行文摄政的一种文书)和札文(是清代驻藏大臣行文噶厦、噶伦、三大寺、各粮务、各所属机构等，是西藏比较普遍使用的一种文书形式)。另外还有甘结(是西藏官民人等，为表示本人行为的真实和清白，向官府出具的加印书面保证书)和号纸(是藏区土官的任职凭证。在明朝时号纸大都由皇帝向藏区土司等地方高级官员颁发，但后来大都由西藏地方政府向千户、百户等地方官颁发的任职凭证。号纸上写有土官的官职、世袭及袭职时间)。随着公文文书在不同时期、不同层次中的形成和广泛运用，在翻译公文文献时也需要根据公文本身的特点来译。下面就笔者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一些翻译问题，谈一谈公文文献翻译的特点。

    1．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译文要选用原有的翻译词汇。就目前所能看到的文献资料，元代的历任帝师和国师颁给西藏的公文均应译为“法旨”。如“（藏文略）”，应译成“皇帝谕曰，××××帝师或大国师法旨”，而不能把其中的“法旨”译为谕旨或旨。如地名“（藏文略）”应译为“萨斯迦或萨思迦”。又如历代皇帝敕谕的惯用句子“奉天承运  皇帝敕曰”，在明朝时一般译为“（藏文略）”；在清代时译为“（藏文略）”(见《历史档案选(藏文)》第156页 )。在清代，由于清朝翻译文书的机构唐古特学馆中翻译藏文的人员除了一名藏族教习官外，其它的额外教习和学员都是蒙古人，因此，蒙古人参与翻译藏文文书的机会相对较多。正是由于这种翻译人员的构成和语言运用的不同，一般又译成“奉天承运，御统天下之大皇帝敕谕”。这是两个朝代任用翻译人员和行文对象的不同而形成的两种译法，不能归结成异译或误译。又如地名（藏文略）这个词，在元朝初期建制时始译为“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这个词一直沿用下来，使各方专家学者一目了然，如果以现代的方法翻译这个词，有可能要思考一番才能理解此意。所以如果原来就有专门的翻译词汇，就应该提倡使用原有的翻译词汇。这样，对于研究藏学和历史、以及宗教的学者们来说，对他们以前接触到的史料相比，会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们更轻松地了解历史，理解史料的原意，避免因进行考证和查资料而耽误时间。

    2．要熟悉各个时期有关的藏族历史背景。这方面即有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也有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关系。在公文原件没有年代的情况下，就需要依靠译者在平时的工作中积累的经验来考证和分析遇到的问题。如果不熟悉或不清楚公文文献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状况，在翻译时就可能会出现误译。如在人名中，清朝初期西藏地方的末任郡王“（藏文略）”，在史料中均译为“珠尔墨特那木扎勒”，用现代的语言就会译成久美南加或晋美南杰。如果用现代的语言来翻译这个人名，在公文原文没有年代而又不熟悉当时的历史背景的情况下，就会被误解成是别的人物，而不能够反映出他是一个历史人物。

    3．译文要忠实于原文，表达要准确，语言要流畅易懂。藏文公文文献作为原始资料，它的史料价值是不可估量的。目前藏学已成为国际热门学科，它一直受到研究藏学的专家学者们的关注，尤其是被史学家们广泛应用。因此，公文文献的翻译质量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到藏学研究的成果。所以在翻译公文文献的过程中，译者要正确理解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其次要熟悉当时的历史背景，这样才能准确地翻译出原文的真实涵义。如：清朝乾隆五十八年，由于廓尔喀人二次入侵西藏，乾隆帝派遣大将福康安等反击廓尔喀入侵者，同时逐次向皇帝呈报藏内的情形、拟订各方面的章程，在廓尔喀人被驱逐出藏境、拟订的各项章程经奏报获准后即将它们汇集起来，颁布给西藏地方政府遵循实施。这些汇集的章程共有二十九项内容，就称此为《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因为至今还没有见到关于二十九条的汉文原底，在翻译时必须要正确理解原文的意思，还要熟悉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状况。在翻译过程中，还需要依靠掌握大量的史料才能准确地译出它的原义。另外，所翻译出的公文文献语言要易懂、流畅。如果翻译出的内容让别人看不懂或读起来不够流畅，也就体现不出翻译的特点。因此，在翻译时，既要正确理解原文，熟悉当时的历史背景，还要注意翻译的语言要流畅易懂。这样才能使原文不失其真义，而又保留了公文原有的文风。

    4．运用音译、直译和意译互相转换和相结合的翻译方法。翻译文文献必定要用音译的方法，人名、地名及各种官职和机构名称只能用音译，如：明朝时期设在西藏的机构“宣慰司”，音译为“（藏文略）”，清代官职“笔帖式”音译为“（藏文略）”，“章京”音译为“（藏文略）?”(均为满语)等。有时公文文献由于历史的原因，不能单独直译或意译，而只能采取两者结合的方法才能够表达出原文的含义。元明清三代因其各自历史的不同在译法上也有很大的不同，从元明时期的文书来看重于直译，从清朝时期的译法来看则注重意译。又如“（藏文略）”这个词，就要运用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的方法，译成汉文就是“金瓶掣签”。其中的“金瓶”为直译，而“掣签”为意译等。藏文公文文献本身是在政教合一制度和多民族文化影响下，在藏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历史史料，它具有历史的、宗教的和多元文化的特点。在众多的学科中，藏文公文文献的翻译是一项基础性很强的工作，从笔者自己的角度来讲，从事公文文献的翻译，译者首先能熟练使用藏汉两种文字的技能，正确理解并能准确地表达出原文的涵义，翻译语言要畅、译文要易懂、精练。其次要掌握大量的文史资料。再次运用现代翻译的理论和方法，发挥自身的优势和特长。这样就能更好地为史学研究者提供准确可靠的史料依据。

来源：中国藏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