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一体化”的阴影下，提倡“和而不同”的原则，促进文化的多元发展，加强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宽容，开通和拓宽各种沟通的途径，也许是拯救人类文明的惟一希望。
　　当前，人类面临着一个重大问题：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科技标准化，媒体传播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人类几千年来创造的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否有可能得以幸存并得到发展？多元的文化生态是否可以得到保护和保存？每当历史转折关头，人们总习惯于回归自己的文化源头，去寻找新的途径。 
    中国传统文化一向重视差别，很早就认为“不同”是事物发展的根本。西周末年，伯阳父（史伯）同郑桓公谈论政局时，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他第一次区别了“和”与”同“的概念，他说：“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以他平他”，是以相异和相关为前提的，相异的事物相互协调并进，就能发展；“以同裨同”则是以相同的事物叠加，其结果只能是窒息生机。
　齐国的大臣晏婴进一步解释了伯阳父的思想。他认为“不同”是事物组成和发展的最根本的条件。例如做菜，油盐酱醋必须“不同”，才能成其为菜肴；音乐，必须有“短长疾徐”、“哀乐刚柔”等等“不同”，才能“相济相成”。此后，“和而不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之一。因此，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不同”是作为做人的根本原则而提出的。

　　“和而不同”原则认为事物虽各有不同，但决不可能脱离相互的关系而孤立存在，“和”的本义就是要探讨诸多不同因素在不同的关系网络中如何共处。

　　目前，尊重差别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和作家恩贝托·埃柯在1999年纪念波洛尼亚大学成立900周年大会的主题讲演中提出，欧洲大陆第三个千年的目标就是“差别共存与相互尊重”。他认为“人们发现的差别越多，能够承认和尊重的差别越多，就越能更好地相聚在一种互相理解的氛围之中”。

　　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人类思维方式有了很大变化：过去，传统的逻辑学范式是以主观和客观的分离为观察世界的出发点，承认不变的规律，强调事物的本质和必然性；新起的现象学范式则以不确定性为核心，强调主客合一，认为一切事物都会因主体的激情、欲望、意志和观察事物的立场和角度的变动而变动。所谓互动认知方式，就是着重从“他者”的视角来重新认识和发现自我。例如法国的于连教授认为西方人需要穿越中国才能更好地阅读希腊，“因为我们对希腊思想已有某种与生俱来的熟悉，为了了解它，也为了发现它，我们不得不暂时割断这种熟悉，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而中国正是构成这种“外在观点”的最好参照系，因为“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是从外部正视我们的思想—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巴柔则强调说：“中国的‘和而不同’原则定将成为重要的伦理资源，使我们能在第三个千年实现差别共存与相互尊重。”

　　由此可见，无论是为了维护一个多元文化的和谐社会，还是为了认知方式本身发展的需要，重视“差异”，坚持“和而不同”原则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却并不容易，主要障碍来自当前盛行的两种思潮：第一种思潮是全球主义意识形态，包括普遍主义、新雅各宾主义、新保守主义等；第二种思潮则包括绝对民族主义、文化相对主义、文化孤立主义等。

　　普遍主义认为，无论主观或客观，一切国家和民族都要遵守某种特定的、他们认为是最好的社会、政治、文化范式。犹如法国革命时期的雅各宾党人，他们不惜采取一切政治甚至军事手段“代全人类立言”，将他们的道德信条强加于人，最后转变为道德暴政，以牺牲千百万人的意志和生命为代价，来贯彻他们自以为是的主观信念。新保守主义强调，人类共同创造的美好事物和道德信念不会随历史的发展而被湮没，它们在不同历史阶段重复显现，这就是理应被各时代、各民族所尊重的“普遍性”。这种说法并没有错，错的是他们认为只有和他们相同的才具有“普遍性”。他们极力崇拜抽象的同一性，而对由历史和地域形成的特殊性一概加以贬斥，他们所崇尚的“普遍价值”又多半局限于西方的价值标准。当他们企图将一己的价值标准强加于人而受到抵抗时，他们就可能诉诸暴力，而形成新的文化霸权，结果就是中国传统所摒弃的“以同裨同”。

　　与此相对，后殖民时代的绝对民族主义思潮反对任何结构的制约，认为不存在中心，也没有所谓普遍性，只有互不关联的特殊性。他们消解了一切现象与本质、必然性与偶然性、普遍与特殊之间的联系，使一切事物成为既无时间连续性，又无空间相关性的孤立个体。文化孤立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都是为保持既有差异而反对相互交流和压制更新的。其实，只承认“差别”远远不够，重要的不是各自孤立的、不同的个体，而是通过相互理解和尊重联结起来的，同时又保存着原有差异的不同个体所组成的群体。

　　无庸讳言，人类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也很难预测其前景的新时期。在全球“一体化”的阴影下，提倡“和而不同”的原则，促进文化的多元发展，加强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宽容，开通和拓宽各种沟通的途径，也许是拯救人类文明的惟一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