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化自觉、自信与自强，为中华民族文化在当下的复兴繁荣与建设发展提出了重要原则与明确目标，是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背景下，我国文化建设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这个课题也内在地涉及到在当下的文化建设中如何处理好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问题，而其中较为核心的就是文化开放与民族承担的关系问题。自清末以来，一方面是外来文化的强势入侵与撞击，一方面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民族文化复兴涅槃的强烈呼唤与渴望;而纵观中西文明发展的历史，凡是文化繁荣发展的时期，无不是不同文明开放遇合相触相融化生推进的结果。文化开放是文化发展的必要前提，也是文化自信的一种体现。只有自信，才能给异质文化的挑战予宽广的胸怀。闭关锁国是一种弱势文化心态，只能成井底之蛙，最后落后挨打。文化自强则要把文化自信最终转化为具体的目标、行动与结果，既不盲目媚外，也不妄自菲薄，在世界文化之林中打造民族文化的品牌、扩大民族文化的影响、实现民族文化的繁荣，共同推进人类文化的进步发展。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强都需要文化自觉的根基，即一个民族对文化的觉醒，对自身文化性质、价值、目标、使命等一系列重要基本问题的定位与认识。要“以更大力度推进文化改革发展”，要提高“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即对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先进性、历史引领意义有着自觉高度的把握和清醒理性的认识。而文化自觉、自信与自强都离不开文化的开放与承担，都是在开放与承担的历史统一中实现民族文化的发展繁荣与责任使命。光有文化开放，没有民族承担，就会缺乏文化开放的深层价值支撑、宏阔精神视野和宏观目标导向，就可能会在五色迷离的多元文化景观中彷徨逐流。为此，我们不仅迫切需要在文化开放的前提下，积极吸纳化合古今中西一切优秀文化遗产与思想传统，也需要积极传承打通古往今来本民族文化建设的一切进步思想源流，立足当下现实进行民族文化思想建设的理论体系的建构，进一步创造性地在理论和实践领域解决好文化开放与民族承担的关系问题，切实推进并实现民族文化自觉、自信、自强的建设目标。

　　二

　　文化开放与民族承担的关系问题，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引起了当时部分忧国忧民的先进文化人士和思想家的关注。在洋务派师夷长技、戊戌变法制度改良相继失败以后，国人应对西方文化的态度逐渐由被动转向自觉。梁启超是当时较早对民族新文化建设提出较为系统而深刻主张的思想家之一，其所涉及的关于民族文化建设的一些基本立场、方法、精神等，在今天仍值得我们思考与借鉴。梁启超的时代，是西学东渐、东西文化大撞击的时代，也是旧学蜕变、古今文化大交替的时代。与当时或全盘西化或盲目排外的思想方式相比，梁启超对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均表现出一种更为清醒而辩证的姿态。他既清醒地意识到民族文化在当时面临的挑战与危机，从而将求新图变的视线主要投向西方;同时，他又反对民族虚无主义，斥责那些欲举民族文化悉数付之一炬的人，只配做洋奴买办。他说：“凡天下事，必比较然后见其真，无比较则非惟不能知己之所短，并不能知己之所长。前代无论矣，今世所称好学深思之士有两种。一则徒为本国学术思想界所窘，而于他国者未尝一涉其樊也。一则徒为外国学术思想所眩，而于本国者不屑一厝其意也。”前者未脱“崇拜古人之奴隶性”，后者表现出“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这两种文化“奴隶性”都是民族文化发展创新的障碍。梁启超认为当时中国的现状恰如扁舟离岸行于中流，处于中西交融古今转换的关键时刻。他疾呼：“勿为中国旧学之奴隶”!“勿为西人新学之奴隶”!强调各种文化各有自己的精华，一国文化发展建设的关键是要对不同的文化“一一撷其实，咀其华，融会而贯通”。

　　正是从中西交融古今转换的广阔视野和民族新文化创建的现实需求出发，梁启超提出了著名的文化“三论”，即文化“结婚论”、文化“化合论”和文化“系统论”。所谓文化“结婚论”，即梁启超认为中国文化应“迎娶”西方优秀文化(“西方美人”)为自己的文化育出“宁馨儿”。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说：“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20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文化“结婚论”的前提是认为西方文化是科学的先进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则需要新鲜血脉的输入以促进变革创新。但是，文化“结婚论”的结果是“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因此，它的民族立场仍然是非常清晰坚定的。这一阶段的梁启超虽对西方文化肯定较多，主张应该无制限的输入，但他也明确反对欧化派沉醉西风惟洋自从的民族虚无倾向。所谓文化“化合论”，即梁启超认为要将不同文化的特质化合，以产生出第三种更好的文明。他在《欧游心影录》中说：“我们的国家有个绝大的责任横在前途。什么责任呢?是拿西洋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的文明。”这个“化合论”和“结婚论”的共同点都是主张文化的开放、交融、新变。值得注意的是，“结婚论”对西方文化是仰视的，“化合论”则是平视的。“化合论”的基本立场是不同的文化各有自己的优长和局限，因此，需要在不同文化的化合中扬长避短，创新发展。化合的结果是一种更优秀的新文明的产生。在同一篇文章中，梁启超又对文化“化合”的方法途径作出了具体的设想，即他的文化“系统论”。所谓文化“系统论”，即梁启超认为民族文化的责任不仅仅是建设一国的文化，还要对人类全体有所贡献，要建设具有世界意义的新文化系统，为全人类服务。从世界的视阈来看民族文化的建设，梁启超提出了“四步走”的策略。他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战后的欧洲到处是断垣残壁，昔日“绝好风景的所在，弄成狼藉不堪”。近一年的欧洲之旅使本来一心想到欧洲借剑的梁启超对西方物质文化与现代文明有了新的认识。科技的高速发展并没有给西方社会带来期待中的理想天堂，反而给人们带来战争、流血、死亡与信仰的破灭。欧洲之旅使梁启超认识到了西方现代文明的缺点，重新坚定了梁启超对中华文明的信念，也加剧了他对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前景的忧思。“化合论”与“系统论”表明梁启超已开始突破前期对于西方文明崇敬多批判少的仰视心态，他的民族立场与民族承担也由单维的本民族利益向度转向不同民族和人类的共同发展进步。简单讲，“结婚论”是以西补中，“化合论”是中西互补，“系统论”是人类视野。“三论”不仅体现了梁启超由“国人”到“世界人”的生动思想历程，也是20世纪初年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不断提升自身思想情怀的形象写照，较为集中完整地体现了梁启超对民族文化建设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演化。不仅要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成分，还要拿我们的文明去补助西方文明，更要建设一个全新的文化系统使人类全体获益，这样的认识在梁启超的时代，可谓胸襟开阔、目光深邃、志向高远，即令在今天亦不失其精彩。应该说，统观“三论”，梁启超的民族立场始终都未改变，但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却不断地增强。民族承担不仅仅要为本民族的前途去承担，也要为人类他民族和人类共同的发展去考量。这样的民族承担根深必然叶茂，在此根基上的文化开放也必然会在世界文化的大家园中实现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和对人类文化的独特贡献。

　　三

　　文化开放要求文化建设既要有广阔的参照系，又不失自身的根基特色;民族承担要求文化建设既有坚实的民族立场和价值导向，又要有服务推进人类文化发展的宏远理想。而任何夜郎自大、鼠目寸光的做派，都不可能实现民族文化包括民族文艺的繁荣。

　　向异质文化开放，确实对中国文化和文学艺术的新变产生了极为重要的积极意义。如梁启超所主张的“结婚论”就得到了当时有识之士的呼应。闻一多在谈新诗之“新”时就认为：“它不要作纯粹的本地诗，但还要保持本地的色彩。它不要作纯粹的外洋诗，但又尽量的吸收外洋诗的长处，他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这样的诗美理念明显体现出文化开放的方法立场。确实，没有不同于传统的新观念新模态的冲击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在上个世纪之交的新生将是一个不可想象的课题。然而，就20世纪中国文化和文学艺术发展演化的整体历史进程而言，我们亦无须讳言“五四”以后民族精神传统的某种断裂。自觉的民族性立场和自信的民族文化开放理念未能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获得更好的传承弘扬。对于民族文化，我们逐步丧失了自信;对于西方文化，我们却越来越多了莫名的崇信。西方模式与话语逐渐占据了压倒性的地位，置换了我们自身的话语权。以至新世纪之交，学界的有识之士们纷纷惊呼文化的“失语”现象，要求以建设性的态度，重新调整文化策略，创建民族新文化。

　　历史的经验教训促使我们去思考：文化应该如何开放?应该在什么立场上开放?开放的最终目的又是什么?民族性不应是我们拒绝外来文化的理由。民族性本身就是民族文化新生的本质要素与目标走向。不同的历史文化条件必然孕生具有不同时代特色的民族性。民族性本身是发展的。民族文化的自觉、自信与自强也是一个时代的课题，是民族文化建设的现实进程赋予我们的使命与挑战。中国现代文学艺术与文论半个余世纪的历程，涌现出一大批璀璨的成果，也暴露出很多引人深思与关注的问题。其中，文学艺术理论与文学艺术实践之间出现了严重的脱节。现当代文论主要向外另起炉灶，使得民族文论的传统产生了严重的断裂。新时期以前，我们主要接受的是前苏联的文论传统，且已形成理论系统并在实践中普遍应用。新时期以后，是纷至沓来的西方现代后现代文论，它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文学艺术观念与方法论，但从整体上看，并未与中国新的文学艺术的现实实践血肉交融，大量所谓新概念新学说成为理论的自我炫耀与卖弄，既未能很好解释说明文学艺术现象，也不能较好引导文学艺术实践。当前的文学艺术领域，大有理论家不关注创作实践、作家艺术家瞧不上理论家的情状。其中的一个关键是，我们确实缺乏真正有前瞻性有理论力度能够解决我们自己的文学艺术新问题的民族文论新体系。

　　坚持文化开放，坚守民族承担。在世界文化的宏阔视野中接续中国文化的传统，在新的高度上打通中西古今思想文化的精华和中国文化艺术发展演化的轨迹，创成针对中国文化、艺术、文学之现实，具有民族品格、民族特色、时代特征的文化思想新说与文学艺术新作，为人类文化和文学艺术的发展作出我们的贡献，是当代中国文化和文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与神圣职责。“吾窃信数十年以后之中国，必有合泰西各国学术思想于一炉而冶之，以造成我国特别之新文明，以照耀天壤之一日。”梁启超在20世纪初年写下的这段激情预言，今天仍激励我们去不懈努力达成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