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代民间故事最初多以口头方式流播，限于口头传播的弱点，往往又要借助文本得以保存和扩播。今天我们研究古代民间故事，也就不得不借助于文本，从中钩沉爬搜古代民间故事材料。在大致回顾我国学界在这方面的历史与现状之后，结合《中国古代民间故事长编》的实践就这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口头 文本 古代民间故事 故事 故事类型

　　2012年，我积累多年的一个成果——《中国古代民间故事长编》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总字数348万，分6册。一晃6年过去了，近来欣闻“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已正式启动，春风拂面，怦然心动，回顾几十年来本人在古代民间故事范畴里所做的一些探索，颇有些感想要和大家交流。

　　什么是古代民间故事？ 

　　通常以为，民间故事的创作和流播大多以口头方式进行，而用书面方式进行的文学创作则被称为作家文学。20世纪60年代，曾有人以阶级划分文学，以为农民起义领袖黄巢的诗歌是民间文学。现在看来，至少我个人以为这是不妥的。反之，苏东坡讲的笑话倒是民间文学，而黄巢的诗则仍应归属作家文学。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区别，应该主要是创作和传播的方式，是口头还是书面，而不应以创作者的阶级成分来划分。

　　远古时代，文字尚未被使用，全人类的文学活动都是口头文学。文字发明以后，逐渐有一部分人会使用文字创作了。但当时相当大一部分人还不识字，或只是识一小部分字而不足以支持他们进入文字的文学创作，但是他们却十分喜欢用口头方式创作并传播文学，这就是口头文学。同时我们还要指出，即使在古代的文人中间、贵族中间，他们早已习惯了使用文字，但是事实上他们仍然没有放弃口头方式的传播。在他们中间，讲故事、说笑话、猜谜语、唱歌谣等形式的活动仍然颇为流行。相关的文献记载其实是可以举出许多例证的。

　　我们还注意到，口头传播也有它的弱点。在今天的许多先进技术尚未发明和使用之前，口头语言总是稍纵即逝的，无法远距离传递，无法长时间保存，它的传播速度和力度都不如文本。有了文字，有了印刷术，人类才有可能较好地保存和传播口头文学。欧洲民间文学研究中的流传学派就十分重视文本在口头文学传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本菲认为，东方的各种故事集正是通过文本的方式，经由中东的伊斯兰世界而终于在整个欧洲产生巨大影响。在这一系列传播环节中，恰恰不是口头，而是文本，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我国历史上，我们考察水浒故事、白蛇传故事、杨家将故事等一系列民间文学作品的流播轨迹时，也都会发现文本的踪迹。一开始，它们是口头的，是民众中喜闻乐见的一种口头文学。后来就有文人介入其中，采用文字的方式，将其记录下来，并且做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改编再创作，有的变成了戏曲、曲艺，然后又回到民众的口耳之间，成为一则则民间故事。这中间，口头与文本的互动，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互动，往往十分频繁。然后我们可以回归到主题，什么是古代民间故事呢？有人会说，我们今天听到的口头故事，大多有历史的影子，它讲的是古代的事情，它不是古代民间故事吗？它不是历史吗？我们不是可以通过听这样的故事来了解历史吗？

　　这个说法不够科学。比如长江、黄河，今天的河床里也积淀着以往许多时代的沉积物，有着十分古老的成分。但是它不是古代的长江、黄河，因为这里必然还有新近产生的许多成分。我们研究古代的长江、黄河，要依靠古地理提供的材料。民间故事也一样。今天我们从民众口头听到的故事，是传统的，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古代民间故事。严格意义上的口头上的古代民间故事，由于当时还没有录音技术，无法保存至今。能保存下来的只是当时人的文字记录。同时我们还注意到，限于当时的条件，这样的文本并非今天我们学术界所要求的那种记录稿。但至少它是当时人，或者是比较接近当时的人们所记录下来的。再进一步说，哪怕到了今天，口头讲述一旦被记录成文本，就会丢失掉许多极珍贵的东西，文字记录也有它的局限性。阅读记录文本和在现场听故事，毕竟还不一样。什么样的记录文本才称得上标准，其实一直到今天也还是很难规定下来的。

　　事实上，历代文人记录民间故事，他们的动机不一，他们的文学主张、审美情趣、行文习惯总是千姿百态的。比如早期的文言文，和后来的行文习惯就很不一样。志怪和传奇不一样，明清笔记小说中也可以分出很多流派。什么样的文本是当初的民间故事文本？很难界定。我们使用古人记录的文本来研究古代民间故事，要有一个辨析、考证、比较、研究的艰苦劳动。这和文物工作者辨认文物似乎有某些相似的地方。内行一看就知真伪，外行可能要上当。对于古籍中的文献材料如何鉴别、认定，需要摸索。或者可以说，你的脑子里有多少这一方面的知识，你才有可能认识到古籍里有多少这一类的材料。目前我国的学术界还没有形成这一方面的一系列理论和约定俗定的规则。古代文学，是大家公认的学科分类，但是古代民间文学毕竟还没有独立出来，它其实还是古代文学的一部分，甚至是哲学、宗教、历史、农学、医学的一部分。

　　古代民间故事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古代民间文学，或者我们把范围再缩小一些，古代民间故事，它是不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它可不可以成为一门分支学科？还有待摸索，有待许多学者的实践。

　　早在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进行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就是对口头故事做文本追寻和系统研究的典范。钟敬文对此有极高评价，说他把这种别人看不起的东西“当成庄严的学术对象，用狮子博兔的劲头去对付它，并取得炫眼的成绩”。

　　其实在那个年代里，许多学者都有着较扎实的文献学功底，他们一进入民间故事研究，就会驾轻就熟地使用古籍材料，这恰恰是今天我们这一代学者所欠缺的一种功力。我们不妨举出一些例子来说明当时的气候：钟敬文有天鹅处女型故事研究、植物起源神话研究；江绍原有殷王亥传说研究；黄石有烂柯山传说研究；容肇祖有德庆龙母传说研究、王昭君传说研究。

　　我们研读以上前辈学者的成果，就会明显感觉到，他们当年限于历史的原因，到民间听老百姓讲故事的机会可能不如我们。但他们在典籍中钩沉的功力都是十分了得的，当然这又是十分辛苦的。最终他们都获得了可喜的成果，在当时的学术界也都产生过较大影响。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这样一种势头并没有能形成气候。1949年以后，也有学者以某种民间文学体载为专题，进行典籍钩沉，并在此基础上进入历史研究，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的范例。我们大家都熟知的，有袁珂的神话研究，王利器的笑话研究，魏金枝等人的寓言研究。还有两本关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的著作是必须提到的。一是德国学者艾伯华1937年用德语在芬兰出版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一是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1978年用英语在芬兰出版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这两本书所依据的故事文本，主要还是当代采录的那种故事文本，不过他们都同时注意到了从典籍文本中搜寻异文。这种姿态，本人是十分赞赏并且认同的。我曾经多次在不同场合呼吁过，我们在花大力气从全国各地民间的口头上采集各种民间故事的同时，为什么不能也用一部分人力物力去做一做从古代典籍中钩沉古代民间故事资料的工作呢？

　　在这一方面，当代民间文学界有两位学者是本人十分敬佩的。他们在梳理、钩沉古代民间故事资料，进行中国古代民间故事史的学术研究方面都有着重要贡献。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刘守华的《中国民间故事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祁连休、程蔷两位研究员主编的《中华民间文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可以说是差不多同时问世的。他们都主张从典籍文本中钩沉爬梳，以追寻古代民间故事的历史轨迹。随后祁连休又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和《中国民间故事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持之以恒，锲而不舍，他们的学术精神和成就，都是我一直以来十分钦佩，并视为榜样的。刘守华教授从佛教、道教经典中钩沉古代民间故事材料并进行深入研究的卓越成就更让我十分敬佩。

　　我在这个领域里工作，至少也有三十多年了。1985年，我与我的老师刘耀林合作编写的《中国古代民间故事选》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此前后，我对《搜神记》《搜神后记》这两种保存古代民间故事比较多的志怪小说代表作做过选译，先后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则是本人从古籍中钩觉出古代民间故事材料来加以研究的两次尝试。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了这项工作，前后查阅过大约两千多万字的典籍资料，披沙拣金，陆续积累，不断从中钩沉爬梳出我以为可以采用的古代民间故事的文本资料。与此同时，还随时为其中一些较为重要的材料撰写附记，搜集相关异文，以寻找其滥觞、定型、发展、流变的种种轨迹。在我的学术道路上，有两件事几乎一直是同时在兼顾着的，一是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田野调查，注重向民众学习，在田野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理论研究。诸如对杭嘉湖蚕桑生产民俗的调查，对江南水乡稻作文化的调查，对吴越神歌的调查，对浙江传统节日的调查等。而另一件事则是对古代民间故事的研究，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浙江民间故事史》杭州出版社，2008年版），以及许多故事类型的研究文章，也往往会征引古代民间故事材料以寻找其流变轨迹。不过总的说来，我还是感觉到有些落寞，翻阅最近这些年有关民间文学的学术期刊和理论著作，其间以古代民间故事为研究对象的毕竟较少。这或许和今天的年轻学者对典籍史料的生疏和隔膜有一定关系。相当多的典籍也还没进入电子系统，查阅不太方便，即使在图书馆找到了相关典籍，阅读的困难也是无法回避的。在当今凡事追求效益的时代里，古代民间故事这个领域不受重视，也是难免的。

　　怎么做 

　　那么，怎么开展古代民间故事的系统研究呢？或者说，怎样才能建设起中国古代民间文学这门分支学科呢？我这里讨论的是古代民间故事，其实以此类推，古代民间文学也是这么回事。

　　我觉得首先还是要掌握尽可能多的原始材料。这是做任何一门学问的基础，自不待言。没有足够的材料，后面的一系列研究，诸如概论和史的著述，都将会是空中楼阁，随时都会坍塌。我编纂《中国古代民间故事长编》，就是试图在这方面笨鸟先飞，做一些尝试。在我做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曾经得到国内民间文学界前辈学者的颇多指教和点拨，才不致于走太多的弯路，这是我始终铭记在心的。只是限于本人的学识能力，这个工作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只有由后来人给予补正了。我做《中国古代民间故事长编》，主要是从诸子散文、史书方志、文人笔记、宗教经典和民间抄本这五个方面去钩沉爬梳古代民间故事材料的。如果按今天的学科分类，古代文学当然是首先要关注的大宗。从古代文学作品中去辨认哪些是古代民间故事，这是必须要做的基础工作。先秦诸子的作品，文史哲不分，不过其中的古代民间故事作品仍然比比皆是。至于史书方志和宗教经典，如今都已成为显学。古代作家当初撰写这些经典，并非为了记录古代民间故事，但是在客观上却为后人保存了古代民间故事，这样的精彩典故也是不胜枚举的，比如《史记》中司马迁记述张良“孺子可教”和“垓下之战”的传说，连没有其他人在场的对话都能详细记录下来，证明其所依据的材料是来自民间文学的。至于说到民间抄本，就更和民间故事接近了。民间故事原本就在底层民众中间流播，被抄录成文本的可能性极大，只是未经刻印，仍以手抄本形式保存至今。敦煌抄本便是其中十分炫目的一个大类。在我国的少数民族中间，有一部分少数民 族没有文字，不可能有抄本留传；但毕竟有一些少数民族是有文字的，因此也就必然会保存着不少十分珍贵的手抄本。把其中一部分用少数民族文字记录下来并保存至今的古代少数民族民间故事辑录成册并进一步展开研究，显然是一件非常值得重视的工作。如果能够同时将这些文本翻译成汉文，使它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更是一件大好事！我当年编撰《中国古代民间故事长编》时，因为是我一个人在做，势孤力单，无法顾及这一方面的事。现在提出这个话题，也是一种呼吁。

　　总之，中国古代民间故事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领域，对中国古代民间故事进行钩沉、爬梳、整理、研究，也应该是中国民间文艺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即将启动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 工程也能够注意到这方面的工作，给予有力支持，就更是一件大好事了。

　　原文载于：《民族艺术》2019年第1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