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80 年代以来，研究都市传说的理论视角和方法日趋多样化，弗特的神秘主义、语言学( 或语言- 结构学) 的解析、文学的解读、精神分析方法、历史- 地理或比较的方法和结构主义视角等，逐渐形成各自独特的取向、风格和路径。可以把上述理论观点和方法大致归为三类：意义的追寻、形式与结构的分析和实证的探索三大类。多种视野分析路径共存的局面扩展和深化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提高了研究水准。

　　［关键词］都市传说；理论与方法；都市新民俗

　　自20世纪40年代起，国外民俗学家就开始了都市传说(urban legend) 或称当代传说( contemporary leg-end) "的研究。1968年，Richard M. Dorson首先使用“urban legends”术语，把它看做是人们生活中依然活着的传统的一部分。到了20世纪70年代，学者们对都市传说的兴趣逐渐增长，都市传说研究进入黄金时期，都市传说作为一种口头民俗正式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成为一种重要的都市新民俗。不过，此前的研究者们很少有机会聚集在一起探讨都市传说研究的理论视角和解读路径。到了20世纪80年代，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兴趣相投的学者开始聚集起来探讨相关的理论和方法问题。标志性的事件是，1982年舍菲尔德大学( Sheffield)英国文化传统与语言中心主办了一次国际性的研讨会，目的是为当代传说研究者提供一个自由讨论的论坛，交流和讨论如何及从何角度看待、解析和研究当代传说，怎样开拓当代传说研究的处女地。会议充满了欢乐气氛，但每次研讨都相当紧张和认真，彼此争辩和建设性批评成为研讨会中常有的事。ISCLR还出版了《当代传说视角系列》，提供除了1982年研讨会外的四卷论文和综合性参考书目。事实上，由舍菲尔德大学开始的系列研讨会仅仅是个开始。近些年来，相关的理论分析和研究文献层出不穷，为都市传说研究提供了多样化的景观，人们透视和分析都市传说的视角、路径和方法朝着多种方向发展。虽然相关研究文献可谓卷帙浩繁，但国内学界对此尚比较陌生。鉴于此，本文对相关理论和方法作一简要评述，或许能起到管中窥豹的作用。

　　弗特的神秘主义

　　Charles Hoy Fort（1874- 1932）是一位做派古怪的美国绅士，他终其一生潜心收集那些科学解释不了或科学不予关注的现象资料。多年来，他醉心于天气、动物、日常神秘现象和其他领域中任何尚未得到科学解释的现象，日积月累地搜集和积累相关资料，最终收获是编录成四卷本的神秘现象集锦。后来，有些人沿着他的足迹前行，追随他开拓的事业，继续在这个领域里不懈地探索。这些追随者们自称“弗特主义者( Forteans)”。在弗特的信徒中，Loren Coleman是一位杰出的人士。Coleman这样描述自己所在的这个圈子：“（我们）对世界上很多尚未得到解释的现象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而这一点，也是我们这个圈子的基本信念。”谈到他自己，他坦言：“我不信仰任何东西，但相信这个世界什么都可能发生。”这种概括基本反映了弗特主义者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些人对都市传说的研究范式被称为“弗特主义方法( Fortean Approach) ”。按照该概念反映的真实含义，笔者把它翻译为“弗特的神秘主义”。

　　弗特的后继者们一方面通过田野工作和图书馆查询继续收集类似的资料和信息，另一方面尝试对奇奇怪怪的新生现象做出解释。这一点，使他们有别于前辈。另外，他们不再单枪匹马地干，他们组成了一个国际性的兴趣团体，在伦敦出版自己的刊物，即月刊《弗特时代：灵异现象杂志》。该刊物在伦敦每年以“非正统”(unconvention )为名举办活动，为期两天，不仅招待同好，而且组织大家讨论相关问题。他们还开办了自己的网站。" 弗特主义者研究和探索的主题多种多样，包括形状怪异的动物、妖怪、鬼魂和不明飞行物。在学科分类中，有一门研究未知动物物种的学科，有时被认为是弗特主义的一个分支。弗特主义者的研究与都市传说有某些重合之处，比如他们都涉及到以下传说：《下水道里的鳄鱼》《巨型猫疯跑》《幻影小丑》和《消失的搭车客》。

　　神秘主义与超自然主义通常在内涵和外延上有诸多重合之处。后者也涉及《消失的搭车客》《为要淹死的人哭救的幽灵》和《幻影教练》那样的鬼故事，或现代青年男女所说的死人复活重现之类的《灵异事件》。有些超自然主义传说与宗教密切相关，如《舞厅里的魔鬼》《通往地狱的井》。有些异教、邪教把这类传说作为宣扬自己宗教观念和信念的理论资源。类似的观念和做法不只古代才有。印第安纳大学的Linda Dégh认为，并非传统的、乡村的传说才有神鬼怪异的内容，“现代工业社会在生产和培育许多非理性的东西，而这类传说的存在和传播就体现了这一点”。这个看法也引发Dégh反思究竟什么是都市传说。她提议：“传说是与变化的事实有关的超常规、超自然经历。它发生在每个人身上，但与他们社会文化中广为接受的规范和价值观相冲突。”

　　语言学的解析

　　语言是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不少学者尝试从语言学的角度去分析和解释都市传说。语言学的视角( linguistic approach) ，有时被称为语言-结构分析( linguistic- structural analysis) 。对传说的语言-结构分析来说，完整的叙事文本，或至少“可作为叙事的”文本，是必不可少的。

　　按照社会语言学家拉波夫(William Labov) 的说法，一个完整的叙事具有六个结构性要素：点题(abstract) ，叙述者叙述前对故事的简要概括；缘起(orientation)，叙述者对故事时间、地点、人物及其活动和环境等外部因素的描述；进展( complicating action) ，故事本身发生发展的过程，是叙事结构的核心；评议( evaluation) ，叙述者的看法、态度和观点；结局( resolution) ，事件的结束、人物命运等；回应( coda) ，与主题的前后照应。按照这个思路，民俗学家W.F.H.Nicolaisen研究了《吓唬人的人反倒被吓着了》传说的28个异文，结果发现只有三个因素构成了传说的叙事核心，它们分别是缘起、进展和结局。他还发现，作为都市传说的叙事，有一个独特的地方，即讲述者知晓的某个至关重要的信息在缘起部分被省略或隐藏了，只是到了说完“进展”的时候，才告诉听者。例如，在“吓唬人的人反倒被吓着了”传说中，听众只是到故事的结尾才被告知，人们为一对男女安排了一个晚会，打算给他们来个惊喜，结果却发现他俩一丝不挂。Nicolaisen认为，缘起部分在讲述中被推延，这是很多都市传说相当重要的结构特征。而且，故事讲得成功与否，明显地依赖于故事讲述人怎么聪明机智地操纵。也就是说，“这个故事讲的是Reggie Jackson乘电梯的故事”，或者“你知道有条都卜曼狗嗓子被手指头卡住的故事吗”或者“故事中的这个女人想把他风流成性的丈夫的保时捷贱卖”。这样的结局或解释只有出现在故事结尾才有感染力，听起来才更有效果。

　　此后，Nicolaisen继续研究该方向，撰文解析了“消失的搭车客”的叙事结构。该论文还批评了布鲁范德等著名学者，认为这些作者的著作只是传说的缩略本而已。这种批评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对语言-结构的分析来说，录音机放出来的传说讲述过程，远比那些从录音机转化成的可视材料更受欢迎。尽管后者可能是精心制作，也为不少学者所偏爱，认为是个简便易行的方法，但这样获得的资料暴露有重大的缺陷：在场的味道、氛围和感觉已经被过滤掉了许多。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文本非常重要，但它保留下来的是一种缺乏背景的非生活的东西……故事起源于原始生活之中而不是纸上。当一位专家草率地记下故事，而不能显示它发生发展的具体氛围时，他给人们的只是一种残缺不全的真实。

　　文学的解读

　　跟其他学科相比，文学与民俗学有着更深远、丰厚的亲和性关系。从文学的视角研究都市传说，相关资料的搜集和辑录是进一步分析的最基本的、最必要的工作。在收集和辑录资料的同时或以后，研究者需要在已经发表的文学作品中鉴别出“传说”的因素，如传说的主题和结构。这对传说的文学研究工作来说，还仅仅是个开始。深入的比较、分析更为难以达成。

　　1991年，民俗学家Daniel R. Barnes提议，有些文学作品会间接提到、暗示或者在某种程度上使用了一些故事、情节等，不管这些文学作品是古代的还是当代的，流行的还是严肃的，小说体还是纪实体，只要这些故事或情节让人很容易辨别出与当代传说相关，民俗学家就应当进行识别、分析和研究。把这个想法付诸实施，无疑是一个庞大的研究规划，但Barnes胆识与行动能力兼备，收集和鉴别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后来，在Paul Smith加入进来后，Barnes编录了大约20多本参考资料。这些文学作品的引证范围相当广阔，从童话书到现代侦探小说等等不一而足。一些著名的作家也被囊括其中，如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愤怒的葡萄》和海明威(Ernest Hemmingway) 的作品。他们分别曾经使用过“人间蒸发的祖母”和“妓院里的窥淫狂”两个都市传说。事实上，文学与传说之间的联系还可以在以下传说中见到端倪：《下水道里的鳄鱼》《窒息的都卜曼犬》《被压碎的猫》《包裹有个死猫》等等。

　　显然，在这个跨学科的领域中，那些民俗、文学双修的学者占据优势。Bruce A. Rosenberg既是民俗学家，也在文学方面修养深厚。他仔细分析了几个都市传说，比如《后排座位上的杀手》和《消失的搭车客》。同样地，他分析了文学作品有类似情节或结构的故事，如Elizabeth Jane Howard1979年发表的作品《找错了男人》。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个故事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它表明文学与民俗学之间存在着持久的联系。尤其值得强调的是，作为“平常人”的故事讲述者与作为说书人、讲故事能手的故事家之间的关系，更是两个学科共同关注的核心话题。

　　都市传说的文学研究还有另外一个发展方向，即识别当代传说的传播与流行跟以往作家之间的关系。目前已经得到确认的是，乔叟( Geoffrey Chaucer) 、笛福 ( Daniel Defoe) 、狄更斯 ( Charles Dickens) 、霍桑( Natheniel Hawthorne) 和杰克·伦敦( Jack London) 的作品都曾经对某些或某个传说的产生和传播做出过贡献。比如，中世纪曾流传《被阉割的男孩》的故事，后来成为同名传说的原型。乔叟对这个原型做了加工再创作，在他的经典著作《坎特伯雷故事》写出了“女修道院院长的故事”。稍后的英国作家笛福和狄更斯，参考过他们那个时代口头传承的传说。美国作家霍桑的作品也显示出作者对民间传说的熟悉。杰克·伦敦曾把“玩火自焚”或“动物的报复”之类传说的情节写进了1902年的短篇小说《月亮的脸》。

　　精神分析学的应用

　　当学者们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解构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作品时，都市传说也进入了部分信奉精神分析理论的民俗学研究者的视野。有的学者应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观念和理论解读《男朋友之死》《带钩子的杀人犯》等故事。在他们看来，这些传说暗示着意味深长的性意义。

　　阿兰·邓迪斯( Alan Dundes)是该研究取向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民俗学家，也是该领域富有开拓意义的学者。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直提倡用弗洛伊德的理论解读民俗事象。1969年，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个研讨会上宣读了论文《论传说的心理学》，后来该论文发表在Wayland D. Hand主编的《美国民间传说》一书中。当时的民俗学者只收集资料而不作解释、分析和说明。邓迪斯对此提出了挑战和批评。他大胆地对流行的都市传说故事加以心理学的分析。邓迪斯还鼓励同道们说，对于民俗学者来说，心理分析研究是一个富有潜力、发展前景广阔的领域。

　　邓迪斯的研究中最有名的是对《带钩子的杀人犯》或《钩子》( The Hook) 的解读。在邓迪斯看来，这是一个富有性的寓意的故事，传达的是女性对约会中可能发生情况的担心，即对男性的用意心存恐惧。他认为，钩子本身就象征着“勃起的、富有攻击性的阴茎”。这个东西在碰到女孩旁边的车门（女孩的“门”）后，车子被突然开动时钩子就断了（这象征着男子被阉割）。他的结论是，故事中的女孩（同理包括讲述和听这个故事的女孩）“并不害怕男人缺少的东西，而是害怕他们拥有的东西”。男子约会时可能会真的“用他的钩子打开她的门”，女孩只有紧闭车窗或坚持赶快回家才能逃过一劫。在同一篇论文中，邓迪斯以同样的方式对《人间蒸发的祖母》等传说作了解读。他的解析甚至包括名人传说《乔治·华盛顿和樱桃树》。

　　此后，跟随邓迪斯弗洛伊德心理分析路径的研究者寥寥无几。不少民俗学家很快拒绝了弗洛伊德式的解读，认为这样做等于拿空壳机械套用。邓迪斯的研究甚至招致了严重的批评和嘲讽。不过，1993年《社会研究的心理分析》一期，对民俗的解释方法和路径展开调查，该部分是奉献给邓迪斯的。其中有西安大略大学的Michael P. Carroll教授以长篇论文介绍了邓迪斯的研究工作，随后谈到自己对《男朋友之死》的研究和分析。在Carroll看来，尽管在现实生活中女性在性交中通常比男性遭受更多的痛苦，但故事中却是相反的情景：男子受到惩罚。由于男子没有怀孕的能力，他就被杀了——重要的是，他被吊死或被斩首。也就是说，由于抱着亲嘴(necking)，脖子(neck)就被割断，然后头朝下被吊起来，挂在车上。这样的结尾显示着一种颠倒的关系。

　　Carroll发表在英国《民俗》杂志上的两篇文章，《被去势的男孩》和《室友之死》，也是同一研究理路的继续。以前者为例，作者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把阉割解释为伪饰满足欲望的企图。故事表现了妇女的阴茎嫉妒，她们在无意识中有一种阉割男性的欲望，而这个欲望在故事中得到了满足。鉴于这一研究取向的孤寂，除了邓迪斯外，Carroll显然是活跃而忠实的弗洛伊德主义民俗学家。

　　历史-地理的或比较的方法

　　众所周知，“阿尔奈- 汤普森体系”或“AT分类法”是芬兰历史- 地理学派的标志性成果，是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分类编码体系的经典。该学派的基本理念是，“民间故事构成人类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学家及研究人类习俗的所有学者应该将各种故事的生活史和不断增加的材料，用之于阐释他们自己的发现。他们所真正理解的大量故事，会使得他们关于人类的整个智力和审美的活动的观点，变得更加清晰和更加准确”。根据这种方法，以下类型的民间故事被区别出来：I动物故事、II普通民间故事、III笑话、IV程式的故事( 包括连环故事和圈套故事) 和V未分类的故事。

　　按照芬兰历史地理学派研究故事的构想，“类型索引暗示的一个类型的所有文本具有一种起源上的关系”，即该类型所有异文均来自同一源头。本质上讲，这个分析方法是比较、探讨不同时间和地点的种版本之间的异同，也可称为比较的分析方法( comparativeanalysis) 。同时该方法是历史的( historical approach) ，不同版本的相似主题可能来自过去，过去的传说可能是当代传说的某个原型。传统民间故事是该学派分析的主要对象。

　　民俗学家在当代传说的追根溯源上下了不少功夫，但就其所获得的成功而言，多年来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有少数被出版的看似可靠的案例。“未解的数学难题”是其中较成功的例子。例如“不可解决的数学难题”，其原型就是斯坦福大学数学教授George B.Dantzig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研究生的一个奇特经历。

　　新老传说之间的历史联系往往是模糊不清的，而且通常限于概要性的方面。比如，中世纪曾经有这样一个寓言故事：一个懒惰而愚笨的女人头发里滋生了很多蜘蛛。但不能确定无疑地说，当代都市传说中同类主题的故事就是以此为源头的。关于《喉咙被卡住的都卜曼犬》，尽管诸多信息表明新旧传说有诸多联系之处，但不能判定它们真正属于同一谱系，人们只能推测和假设它们是否同宗同源。

　　William Hugh Jansen对45年间收集到的《惊喜晚会上的裸体者》的28个异文做了详细比较，结果发现：不管讲述者对故事情节做什么样的修改，但每个异文都会涉及到三个方面：对惊人情景的态度(attitude)，晚会发生的场合(occasion)和当一对一丝不挂的男女出现时的结局(aftermath)。场合的变化多种多样，可以是生日聚会、婚礼、男女约会等，而结局则大同小异，或没什么变化，即男孩离开小镇远走他乡，女孩精神失常。

　　结构主义的视角

　　结构主义的传说分析始于20世纪20年代普罗普( Vladimir Propp)

　　关于俄罗斯童话的研究。普罗普故事形态理论的原材料是一组（100个）特定类型的民间童话故事( fairy tale) ，即阿尔奈分类法中的300- 749型故事。先用特殊方法将故事的组成成分分离出来(不变的成分和可变的成分，变化的是登场人物的名字及其特征，但他们的行动和功能都没有变)；再按照这些成分对故事进行描述和比较，从而得到一种形态学意义的结果。普罗普的研究被认为是20世纪文学研究中具有独创性的典范著作和结构主义神话学的奠基作。

　　列维-斯特劳斯既是普罗普的赞美者，又是最严厉的批评者。1955年，《神话的结构研究》被视为结构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和弗洛伊德一样，列维- 斯特劳斯“具有把我们完全不知不觉地引进我们神秘感情最深处的最卓越能力”。其影响远远超越了人类学、社会学和民俗学。黑夜与白昼、老人与青年、生存与死亡、在家与出走、善良与丑恶、理想与现实等内在结构样式的二元分析，也随之进入了民间叙事研究领域。

　　1934年，邓迪斯将语言学概念注入普罗普体系，使之进一步精确化、科学化，并运用于北美印第安人民间故事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普罗普的著作被翻译到英语世界，许多学者应用他的理论分析更为广大的民间叙事，乃至民俗和俗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于是西方涌现了一批追随者。但近年来，结构主义研究冷寂下来。事实上，尝试这方面工作的民俗学家并不多。主要原因可能是，当人们对都市传说这种叙事类型产生兴趣的时候，结构主义本身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不过，Michael P. Carroll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分析流程，改进了结构主义分析策略，使之更富有可操作性。他对众所周知的国际性都市传说《室友之死》进行的分析不同凡响。Carroll认为，不同版本的所有细节，不管变化多大，一旦出现都可以被看做是讲述人和听者脑海里的“象征等价物”。他比较了《室友之死》传说中差异迥然的3个故事，确定该传说本质上是关于性的。在他看来，该故事强调的是“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而年轻女子则对“第一次性交”表示恐惧。

　　结语与讨论

　　都市传说属于民间叙事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本雅明指出，故事的价值是耗不尽的。它保留、集中起自己的力量，即便在漫长的时间之后还能够释放出来……就好比金字塔中的种子，陈放在塔中密不透风的墓室里，在千百年之后的今天依旧能够发芽生长。都市传说这种民间叙事传统和故事类型，无论是“旧篇”还是“新章”，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乡民闲来聚会聊天还是都市显贵咖啡店、酒吧里的高谈阔论，都在活灵活现地搬演着。它构成了民众日常生活，尤其是闲暇、娱乐和交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一部分在当今社会则被视为信息消费和休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非正式的信息消费和娱乐方式，对民众的日常生活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整个社会文化的秩序也因而在传说的散布中得以强化或重新建构。

　　对这类民间故事分析和解析的视角和方法多种多样。可以把上述理论观点和方法大致归为三类：意义( meaning) 的解读、形式与结构(form and structure)的探讨、实证(empiricism)的追寻。神秘主义、超自然主义和文学的视角，并不关注传说真实与否，是否可以通过观察到的事实、以往的历史记录验证其是否存在，它们重视的是传说传达的人生意义和思想价值。无论这些传说是鬼故事，还是灵异事件，它们能让人振奋，让人沉醉，发人深省，这本身就是传说的重大价值所在。

　　语言学的解读，结构主义的分析，更多地关注都市传说作为叙事类型的形式样态和结构特征。它们看重的是都市传说的搬演过程有哪些不可缺少的环节和程式，重视传说本身有哪些部分组成，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如何。它们还关心实际的问题，即讲述者安排各个环节、部分和程式的技巧，以便达到更好的效果。

　　历史-地理方法或比较分析，显示出研究者的审慎态度。都市传说研究集大成者、美国犹他大学的布鲁范德教授，基本上是历史和比较的研究方法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确信，只有在收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在对传说的产生、演变和发展做出清晰阐述之后，才有可能进行解释和分析。他们在找到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和资料之前不会妄自判断，而他们对实证资料的探索和追寻可谓孜孜不倦。尽管真实性并不构成好的故事的障碍，但传说毕竟不是历史，绝大多数都市传说或者根本找不到它的来源，或者是传统的传说故事在新情景中的新版，很少能追溯到某个真实发生的事件。能够追根溯源的例子毕竟凤毛麟角。

　　比较而言，弗洛伊德主义的研究综合了各种路径的特征和因素。它既关注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同时探索人生背后的深层结构——无意识和性。以Carroll的研究工作为例，它既可以是结构主义的、弗洛伊德式的，同时又注重实证调查。他的研究结论并非信口雌黄，他的依据不只是抽象的精神分析理论，更多的是对大量版本和变体的研读。他还引证了传说的其他研究成果作旁证。他不仅分析传说内容本身，还考虑到了传说搬演的背景、听众的状况等。

　　在都市传说研究中，从来没有人尝试建立一个封闭、快速而实用的解析模式，从来不会有人限制研究者探讨某个理论和方法。不同的声音扩展了参与者对这一研究领域的了解和认识。结果，人们更加熟知都市传说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为更富有敏感性地理解和批评打下了基础。解读、解释、分析和评判并不意味着获得成功，更不意味着达成一致，而是深化了研究和讨论，提高了争辩的水准。

　　原文载于《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6期。

　　注释和参考文献请参见原刊。

　　作者简介：

　　张敦福，博士，上海大学教授。

　　魏泉，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