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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爱东]私情歌谣与《吴歌乙集》风波[1]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08-01-14  作者:施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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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由顾颉刚主持发起的中山大学民俗学运动是二十世纪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一环。1928年夏,民俗学会主将钟敬文因经手《吴歌乙集》而被校长戴季陶以付印“秽亵歌谣”的理由辞退,民俗学运动受到重创。本文力图钩沉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分析所谓“秽亵歌谣”的文化本质及其相关搜集背景,追寻一段有意味的学科发生史,以了解新文化运动时期不同学者之间文化观念的冲突,学校当局对待学术与思想的不同态度,先锋学者如何在夹缝中求得学科生存。

    1928年夏,钟敬文先生因为经手付印《吴歌乙集》而被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辞退,理由是该歌集中有“秽亵歌谣”。这一事件,使声势迅猛的中山大学民俗学运动遭受重创,也是中国民俗学运动史上令人关注的事件,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只知有其事而未能悉其详。作者从顾潮女士处获顾颉刚先生未公开之日记,参照中山大学校史资料及相关文献,通过访问钟先生,力求翔实地复述这段历史,并就《吴歌乙集》中的私情歌及其相关背景作一分析。

 一、《吴歌乙集》的诞生

    北大歌谣研究会1926年7月出版顾颉刚《吴歌甲集》,一时好评如潮。胡适、沈兼士、俞平伯、钱玄同、刘复诸名士分别为书作序,钱序说:“这《吴歌甲集》,是咱们现在印的专集的第一部,颉刚先生!您做这事的首开风气者,厥功真不细呀!”刘复序更直白:“前年颉刚做出孟姜女考证来,我就羡慕得眼睛里喷火,写信给他说:‘中国民俗学上的第一把交椅,给你抢去坐稳了。’现在编出这本吴歌集,更是咱们‘歌谣店’开张七八年以来第一件大事,不得不大书特书。”[1]《甲集》的出版,影响很大,以致后来多有模仿而以名书者,如稍后的《闽歌甲集》、《吴歌乙集》等。

    《吴歌乙集》的作者王翼之,与顾颉刚同为苏州人,受了顾的影响和鼓励,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搜集了100余首民歌,编成一书。

    《乙集》的体例完全依照《甲集》,把“儿歌”分为上卷,其余“乡村妇女的歌”、“闺阁妇女的歌”、“男子(农工流氓)的歌”、“杂歌”四类分为下卷。胡适在《甲集》序中曾说顾搜集的乡村妇女歌和农工流氓歌少了一点,于是王翼之把搜集重点放在了这两类,用于补厥。

   王翼之在《自叙》中称收到顾颉刚来信及读到《甲集》各家序言,受到鼓舞,经一年余而成《乙集》。事实上搜集时间还不到一年,因为1927年5月,王就向顾颉刚交了书稿。[2]

二、山雨欲来风满楼

    顾颉刚到中山大学,主要是受了傅斯年的力邀,来中大之前,顾曾与傅说过想复办歌谣会,印《歌谣周刊》。到广州的第10天(1927年4月27日),就和钟敬文一起去拜访了掌管中大出版财权的伍叔傥,商谈歌谣会及出版事宜。由于顾的推荐[3],钟敬文1927年9月转入中大。10月16日,顾邀钟敬文等一起去傅斯年家,议定出版《歌谣周刊》。

    后来为扩大研究范围计,正式出版时改名《民间文艺》周刊,钟敬文和董作宾主编,第一期开始刊出部分《吴歌乙集》,连载至第三期,因为打算印行“民俗学会小丛书”,《乙集》有幸列入计划,连载就中止了。

    董作宾北上安阳之后,《民间文艺》“因放宽范围,收及宗教风俗材料,嫌原名不称,故易名《民俗》”[4]由钟敬文一人主编,同时的“民俗学会小丛书”也由钟敬文一人责编。

    人手严重不足,编辑工作非常艰苦,但这件事也为顾和钟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同时也因大量经费支出而导致许多人的不满。

    首先站到对立面的是顾的好友文史科主任傅斯年,傅虽是北大学生,但他1919年就出洋留学,北大《歌谣》周刊1922年才出版,傅仅知其名,不知其实,对“民间文化”殊无了解,在看过民俗学会的出版物后,认为“无聊”、“浅薄”。1928年4月29日傅顾两人在讨论研究所事务时终于吵了起来,“遂至破口大骂”[5]。顾在1973年补叙这段历史的时候在日记上写了这样一段话:

    “傅在欧久,其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角胜,故其旨在提高。我意不同,以为欲与人争胜,非一二人独特之钻研所可为功,必先培育一批班子,积叠无数资料而加以整理,然后此一二人者方有所凭藉,以一日抵十日之用,故首须注意普及……此意本极显明,而孟真(傅斯年)乃以家长作风凌我,复疑我欲培养一班青年以夺其所长之权。予性本倔强,不能受其压服,于是遂与彼破口,十五年之交谊臻于破减。”[6]

    另外几位对出版物不满的人是伍叔傥、何思敬(社会学系主任)、汪敬熙(心理学系主任)。顾在1928年5月22日日记中写道:“孟真见告,谓昨日校中出版审查委员会开会,将研究所已审查之书重行审查,叔傥不肯以《民俗丛书》付议决,思敬至有‘《民俗丛书》将成顾颉刚丛书’之语。予作事太锐,招人之忌,自在意内。”

    顾处理问题的方式很简单,马上给远在浙江的副校长朱家骅写了两封两千余言的长信,把伍叔傥阻止出版的事论了一遍。

    朱家骅收到信,5月31日分别给顾伍两人回电,表示要继续出版,伍叔傥因此愤而提出辞职(后被挽留)。冲突表面上以顾的胜利告终。

    民俗学会影响大了,各地书稿也纷纷寄到。有了朱的支持,1928年4至7月间,民俗学会编辑了一大批丛书,其中包括6月份出版的《吴歌乙集》。但是,钟敬文的辛勤劳动并没有为自己带来好运。

    1928年7月4日,学校当局通知辞退钟敬文,顾在日记中写道:“敬文为学校所辞,谓是因《吴歌乙集》有秽亵歌谣之故,为戴季陶大不满意。然此等事由我主持,何不辞我耶?”顾颉刚日记此前一直称戴季陶为“戴校长”、“季陶”,此处直呼其名,可见其当时心情之愤怒。

    时隔70多年后谈起此事,钟先生还是愤愤不平地说戴季陶“假道学”。

    其实顾、钟都忽略了一个现实,当时戴季陶虽为中山大学校长,然而由于他身兼国民党政府数个要职,长期不理校务,实际主持校政的是副校长朱家骅。从中山大学校史资料上看,朱家骅这段时间在校,而戴反而没有在校的迹象,戴季陶之辞退钟敬文,决无可能是他自己发现“问题”,而后作出决定。唯一的可能是,众“道学”教授发现朱家骅(这也是一个来自北大,受过北大开明风气浸润的知名学者)明显站在顾的一边,当他们从《吴歌乙集》中找出所谓的“秽亵歌谣”之后,越过朱家骅,直接将“问题”提呈戴季陶。戴是国民党的理论宣传家,掌管“精神文明”建设,他不得不对这一事件作出反应,但是,当时顾在学界的名气如日中天,中山大学正处于“千金买骏骨”的阶段,顾的去留举足轻重,而钟敬文当时只是以傅斯年助教的身份进入中大的,辞退钟敬文是唯一可走的棋。分析这一事件,戴季陶越过朱家骅、顾颉刚辞退钟敬文,显然是由众教授策划,得到傅斯年同意甚至参与的。

 

三、《吴歌乙集》中的私情歌谣

    我们再来看看所谓的“秽亵歌谣”到底是怎样的。

    周作人在他那篇著名的自许为“搜集这歌谣类的一张广告”《猥亵的歌谣》[7]中,把“猥亵歌谣”分成了4类:①私情;②性交;③支体;④排泄。并且认为“即使专篇咏叹,苟不直接的涉及性交,似亦无屏斥的理由,倘若必要一一计较,势必至于如现代生理教科书删去一章而后可,那实在反足以表示性意识的变态地强烈了。”

    按照这种分类,《吴歌乙集》只涉了私情与支体两类。

    纯粹的私情歌如下卷第30首:

       结识私情结识隔条河,

       捕面(洗脸)吃饭望情郎,

       娘问媛唔  看啥?

       水面上小鱼拉浪成双过。

    以“结识私情”起兴的情歌很多,如第29首“结识私情结识姊妹俩”,第32首“结识私情结识大小娘(大姑娘)”等,直称“私情”的情歌在吴歌中所占的比例是很重的。上面这首含蓄的私情歌,以成双的小鱼来暗示女儿已经长大了。第33首《结识私情结识庙后头》就直白多了,语气似是男子所唱:

       结识私情结识庙后头,

       庙后头姐妮有人偷,

       勿贪  红来勿贪  白,

       只贪  眉毛弯弯梳好头。

    第21首《姐拉房里绩白绫》则是女子所唱:

       姐拉房里绩白绫,

       郎拉外头算才情,

       有话有情到姐面前来讲,

       碰碎奴纱窗说勿清。

    这个“郎”大概是在大姑娘房前搔首弄姿,卖弄本事,被“姐”看穿了意图,于是“姐”说,你要有话有情就进来直说吧,别在外边把我家的纱窗给弄烂了。多么风趣直白,多么可爱!

    有的私情歌甚至可以没有私情对象,只是直抒胸臆地喊出压抑少女对“私情”的渴望。如第55首:

       日落西山渐渐黄,

       小姐妮掮棒打黄狼(黄鼠狼),

       勿要说黄狼身小脚短会偷鸡,

       爹娘勿要怪媛唔身小会偷郎。

    “日落西山渐渐黄”是起兴句,顾颉刚有专文《起兴》[8]说到这个问题。歌的关键其实只是一句话:“爹娘勿要怪媛唔身小会偷郎”。而小姐偷不偷郎,与日落西山什么颜色并无关系,但若只唱一句“会偷郎”,就完全没有了文艺的韵味,太过单调率直,所以得先借物以起兴,因为“黄”与“郎”同韵,于是“日落西山”句便被借用来作歌了。

    第二、三句是设比,以黄狼偷鸡比小姐妮偷郎。之所以说小姐妮“身小”,是为了扣黄狼的“身小脚短”。所谓“小姐妮掮棒打××”,也是吴歌中常见的起兴句式,此句一般放在第二句,如“日头出仔只管高,小姐妮掮棒打樱桃”。掮棒所打的这样东西是将要用来作比或作道具的事物。掌握这一规律,极易即兴作歌。如下卷第45首:

       姐要低来郎要高,

       小姐妮掮棒打樱桃,

       樱桃只只摆拉梗篮里,

       我姐搭郎亲嘴摸奶吃樱桃。

    “姐要”句在此只表示以下将唱的是有关“私情”的歌,没有实在意义。第二句“樱桃”是种道具,也是具有性象征意味的可以入歌的形象物。全歌关键只在“搭郎亲嘴”。“亲嘴”与“吃樱桃”显然是无法同时进行的两种动作,之所以要搭在一起,是为了不脱离关键句与上文的形式联系。

    像《姐要高来郎要低》一首,很难具体指认它是私情、支体还是性爱歌。吴存存女士在她的《明清社会性爱风气》中指出:“情与欲的合一还是分离可能是中西方传统性爱观念分歧的焦点。”[9]西方人“情”与“性”可以区分得很清楚,而在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体现市民意识的小说戏曲中,情与性基本上是合一的,《西厢记》中的张生与莺莺的恋爱是众所周知的,《牡丹亭》中,“杜丽娘在梦中与柳梦梅一见钟情,并且立即发生性关系,达到如痴如醉的性高潮,寂寞的少女从性的狂喜中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使丽娘生而复死,死而复生的正是这种情欲的力量。”[10]民间情歌,也很明显地体现了这一倾向,即情爱与性爱的不可分离,民歌中有大量咏唱“性爱”(注:不是周作人说的“性交”)的情歌。如第57首:

       天上乌云载白云,

        地上白马载将军,

       长江里大船载白米,

       我姐脚小(一作“肚上”)载郎君。

    又如第48首:

       姐妮生来骨头轻,

       荷叶浪向(上面)拍蜻蜓,

       荷叶翻身姐落仔水娘(“娘”是语助词),

       小奴奴到底是下头人。

    前一首直白粗俗些,颇具“农人流氓”的坦荡本色。后一首具有明显的性戏谑性暗示意味,甚至有女性歧视的倾向,应是男子代作的挑逗歌。

    第52首《日头直仔劈居中》则是典型的周作人所谓的“支体类”:

       日头直仔劈居中,

       小姐妮房中换摸胸(肚兜),

       脱开摸胸好像玉皇坟上华表柱上攀墙这棵霍壁草,

       奶奶头好像光福山落地紫杨梅。

    第47首《姐妮生来白爱爱》亦属此类。

 

四、私情歌谣的征集背景

    “猥亵歌谣”的现代征集历史可追溯到1922年12月6日《北京大学日刊》“歌谣征集处”的简章,中有“歌谣性质并无限制;即语涉迷信或猥亵者亦有研究价值,当一并录寄,不必先由寄稿者加以甄择”一项[11]。但这种努力一年多来没有太大收获,据周作人说,只有白经天的柳州情歌,蓝孕欧的平远山歌,刘半农的江阴船歌“算是私情歌的一点好成绩”。[12]

    顾颉刚的《吴歌甲集》出版于1926年,是现代史上第一部地方歌谣专集,其中的“结识私情”歌所占比重还真不小,如第68首:

       结识私情结识隔条浜,

       绕浜走过二三更。

       “走到唔笃场上狗要叫;

       走到唔笃房里三岁孩童觉转来。”

       “  来末哉(你来好了)!

       我麻骨门闩笤帚撑,

       轻轻到我房里来!

       三岁孩童娘作主,

       两只奶奶塞子嘴,

       轻轻到我里床来!”

    顾颉刚认为这样一首与《诗经·召南·野有死  》如出一辙,该诗第三章:

       舒而脱脱兮,

       无感我  兮,

       无使尨也吠!

    意思就是“你慢慢儿的来,不要摇动我的身上挂的东西,不要使得狗叫。”胡适则以为  可能不是身上挂的东西,而是一种门帘[13]。无论“  ”是什么,都同意这是一首私情歌。

    这种咏唱如何应对危险局面的私情歌在“甲集”中还有如第79首《俏佳人临镜把头梳》,其中一段:

       哥哥日日常常来望望吾!

       倘若碰着我亲夫,

       叫一声表妹夫,

       我在旁边叫表哥。

    封建社会,青年男女不得婚姻自由,往往“情人结婚了,新郎不是我”。正当的、自由的恋爱婚姻之路被堵死了,而不可压抑的人性却要寻求它的发泄的途径。周作人认为唱“私情歌”的,实质上并不一定是有私情的人:“猥亵的歌谣,赞美私情种种的民歌,即是有此动机而不实行的人所采用的别求满足的方法。他们过着贫困的生活可以不希求富贵,过着端庄的生活而总不能忘情于欢乐,于是唯一的方法是意淫,那些歌谣即是他们的梦,他们的法悦(Fkstasia)。其实一切的情诗的起源都是如此,现在不过只应用在民歌上罢了。”[14]

    以想象代替现实,咏唱幻想,在幻象中自慰自足,自怨自艾,原本是文学创作的特质。顾颉刚通过对《杨柳那得青青》与唱本《玉美针》的比较,盛赞唱本的反叛精神:“这是说一个已嫁的女子恋上了一个人,幻想出事情破露之后,公婆如何的打她,丈夫如何的休她,还到家里哥哥嫂嫂又如何的嫌弃她,于是只得进了庵堂;但进了庵堂之后,立下的念佛修行的目的还是要在来生得到一个有情郎君。这是何等的勇敢!”这当然只是一个幻想,一个女子失落玉美针之后的幻想,事情并没有发生,但歌者面对观世音,“修上一个有情郎君,有情郎君!”的愿望却是如此强烈。

    《甲集》的“支体歌”很大胆,《夏日炎炎日正长》是典型的民间意淫调,对女性身体美的铺陈,表现了下层百姓对求之而不得的女性美的别种满足方法:

       睁眼隙中观仔细,

       却原来佳人正在洗浴汤:

       青罗短衫抛衣架;

       八幅罗裙放在床;

       脱下了红纱兜,金银链,

       只见姣嫩的肌肤白如霜;

       胸前露出尖尖奶;

       两瓣红莲跷一旁;

       精不过双弯嫩腿浑如藕,

       细草茸茸将妙穴藏--

       俊甜美境宛似游凫啄水浆……

    文辞过于铺张,有文人参与的迹象,不像是普通农工百姓自娱所唱,更像是闺中小曲,抑或是勾栏瓦舍中带表演性质的唱词。

    《甲集》中还收有一些妓女的自编歌曲,叙述身世之悲的,歌词表面上是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实质上都是“苦海中的悲号之声”(顾颉刚语),如第88首《苏州城里汆一只荡湖舟》,第89首《柳花场中出一位女裙钗》,第90首《自从一别到今朝》等。

    《吴歌甲集》不是单纯的搜集,“附录”中有大量的考据和比较研究,站在学术的立场上对儿童歌谣、私情歌谣作了许多精深的分析,这种分析掩盖了道学家们对“私情歌”的挑剔。

    顾颉刚以身作则,客观大胆地编出了《吴歌甲集》,还不断写信鼓励别人参与这一伟大的运动,钟敬文在他1927年2月出版的《蛋歌》“序言”[15]中说到:“我的好友顾颉刚君,他知我在搜集这种歌谣,几次来信,都劝我把它编辑成专书。这种为友谊和为学术的浓情的敦促与勉励,是我们不能不急于把工作完成,以求报谢的。”

    《蛋歌》是广东水上居民的一种歌谣,蛋民文化相对落后,这使得蛋歌歌词更粗俗直白一些,但也更有水上居民原汁原味的“鱼腥气”,如第49首:

       白菜开花白抛抛,  ,

       妹当胸前二粒瘤,  ,

       兄当伸手掷一下,  ,

       亲像肉饼兼肉包,  。

    钟敬文搜集歌谣的态度是客观的,北新书局1926年出版了钟敬文的《客音情歌集》,他在“引言”中说到:“这册里所录的山歌……内容都是关于性爱(按:以周作人的概念,当作情爱)方面的,因此把它叫做‘情歌’”。其原因是“那里居民,作业于山,信口唱咏,谓之山歌。或独唱,或对唱,或群唱,没有一定的情形,山歌的内容,十分复杂,大概关于恋爱事情的尤多,而且有的却分外秽亵。这是我们这里所谓山歌的大略情状”。[16]

    事实上,相对于北大学人的开放,钟敬文对待这些所谓“猥亵歌谣”的态度还是谨慎的,《客音情歌集》水洗般“健康”,他在《蛋歌》“附录”中说:“咸水歌是蛋家民族的一种心声,于我们喜欢文学的人,是很值得去研究和鉴赏的。它的优点,在于表情的真切和音律的谐美,至鄙秽之处,虽不能免,但就它大抵上看起来,也那不过白璧微瑕罢了。”这种态度,明显是把“粗俗”等同了“鄙秽”,认为是“瑕”。

    即使是抱着这样一种谨慎的态度,钟敬文还是未能幸免于被“辞退”的命运。

 

五、余波

    按顾颉刚日记,顾钟等人得知钟敬文被辞退的时间是1928年7月4日,而钟敬文编辑的《民俗》周刊一直出到了第24期,该期出版时间是9月5日,书末有钟敬文的“编辑余言”,标署时间是8月16日,也就是说,被通知辞退后,钟敬文还不遗余力地工作了近两个月。同时也说明中山大学当局对此事的处理并不是太严厉。首先,处理结果是“辞退”而不是“开除”;其次,处理之后还允其继续在岗1个多月,允许钟在“编辑余言”中发泄他的愤怒:

    自本刊产生以来,局外的人对它大概抱着两种绝对不同的态度。一种是赞成的,一种是鄙视的。赞成方面的,以为我们这种努力,是一个可贵的贡献,于中国的学术坛上,他们不但用语言,文字赞美和鼓舞我们,有的还十分诚意的予我们以实力上的援助,如周作人,赵景深,徐调孚,顾均正,黄绍年,清水,谢云声诸先生,都是我们所份外感激的!鄙视方面的,似可分为两种。那受支配于因袭社会的伦理和陋见的近视论者,这在我们是犯不着去计较的。稍可惊异的,是有些素号为头脑清晰的学者们,也不能予我们以同情,甚至深恶而痛恨之,几比它于洪水猛兽!我们的工作,诚然是幼稚可议,但自信总是为学术为真理而努力,至少心是纯洁可谅的!我们不恤承受社会一般盲人的咀骂,头脑混浊者的仇视,但我们却要求大度的学者的平心静气的理解,鉴别,甚而至严厉的指摘亦得,只要他是确能为真理的!为了保护学术的庄严,我们实在没有受鄙视的惧怕。公平的判断,终当有个出现的时辰,即使不是在现在!

    学校当局处理的不严厉,恰恰说明了当局对处理结果的“心虚”。从顾颉刚日记中可以看出,1928年上半年顾、傅两人几乎每天都会见面,常常互相“留饭”,下半年两人晤面的次数明显减少,一起吃饭也多是在学校会后的餐桌的。一方面,“这表示了当时的一批知名学者对顾颉刚主持的民俗学会工作的不满和轻视。”[17]另一方面,这批学者对自己的行为也不是信心十足,当着顾颉刚的面,傅斯年说是伍叔傥不肯把民俗丛书付决议;而伍叔傥在顾面前又说是汪敬熙让他这么做[18]。互相推卸的原因恐怕多少有点心虚,以致于自觉真理在握的顾颉刚在1973年还不无幸灾乐祸的说:“算到今岁50年,我二人尚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工作,而当时牵制我辈工作之伍叔傥、汪缉斋(敬熙)一班人到何处去耶?”[19]

    顾颉刚觉得颇对不起钟敬文,他在1928年8月20日写给胡适的长信中说:“即使民俗学会中不应印出秽亵歌谣,其责亦在我而不在敬文。今使敬文蔽我之罪,这算什么呢!岂不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又岂不是太子犯法,黥其师傅!”[20]其时顾颉刚正为北大弟子谭惕吾被捕事心力憔悴,也无力为钟敬文做太多工作,尽管如此,两人在从7月4日得知消息到9月7日钟敬文离穗的两个月间,一共见了11次面,常常是顾留钟吃饭,并于8月27日正式为钟饯行,当晚同席的有顾颉刚夫妇及二女儿,罗常培夫妇及女儿、容肇祖夫人、还有一个叫毅生的朋友,席设福全馆。[21]

    钟敬文被辞,《民俗》周刊面临夭折的危机,一是经费的刁难,二是人手的不足。在7、8月份容肇祖尚未回粤时,顾花在周刊上的时间骤增,日记中屡屡提及。更多的时间还用在了与校方的周旋上,7月下旬至8月上旬,顾颉刚几乎每天都去找朱家骅副校长,或是给他写信,并不断提出要辞职。会面和信函的内容不详,但从顾颉刚1973年补叙的日记中看来,应与民俗学会出版事相关:“又助予编辑《民俗》周刊之钟敬文,为戴季陶所开除,亦仗朱之力,得继续出版。此两事予颇感朱,以为彼知予,许我发展学术工作,故当时乐受其用。”[22]

    由于出版量和人手的矛盾,以及人事的变动,《民俗》周刊从6月份开始就无法按正常日期出版,只好以两期两期合刊的形式出,一直持续到10月份,即容肇祖接手一个月后。

    钟敬文同时遭受了事业的打击和恋爱的失败(恋人寄萍去了新加坡),心情比较消沉,刘大白给他介绍了一份杭州的工作。9月7日他与韦承祖同船去上海,海上漂了10天,尔后转往杭州,在杭州省立商业中学教书,后又到浙江大学任教。“部分地由于情绪的影响,在一段时间里,他没有再与《民俗周刊》发生联系,直到1929年2月才给当时主持该刊的容肇祖写了一封私人信件”[23]而当时顾颉刚正要离开中大。钟敬文在这段时间更多的是做一些文学创作和评论,暂离了民俗事务,“这种情况,到了1929年春夏之交,才由于与钱南扬共同主编《民国日报》的‘民俗周刊’而告结束。”[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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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获中山大学青年教师社科基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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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钱序、刘序均见《吴歌甲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

[2] 《甲集》出版于1926年7月,《乙集》张新伯序的时间为1927年7月。时间间隔正好一年。王在《自叙》中说“我很感谢颉刚先生许我将这书作为吴歌乙集,并且他能抽暇为我作序,和担任校订,发行之劳,这尤其是我铭感难忘的。”而上海张新伯序已直称其为《吴歌乙集》。可见顾在7月张伯新序书之前曾抽空读过《乙集》手稿,已允其署《吴歌乙集》,并曾答应作序。

    顾颉刚受中大副校长朱家骅委派,1927年5月离粤大购书,22日抵沪,直到6月14日离开,答应作序并出版事,应该发生在这段时间。

    后从顾潮女士处印得顾先生日记,果在5月31日日记中见载:“八点许到车站(去南京),上特别快车,八点五十分车开。在车看《吴歌乙集》及小报。”

[3] 参见杨哲《风雨世纪行--钟敬文传》第88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4] 顾颉刚《<民俗>发刊辞》,载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第一期,1928年3月21日。

[5] 顾颉刚日记1928年4月29日。

[6] 顾潮《顾颉刚年谱》第15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7]《周作人民俗学论集》第115-12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

[8] 顾颉刚著,钱小柏编《史迹俗辨》第132-13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

[9] 吴存存《明清社会性爱风气》第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10]《明清社会性爱风气》,第11页。

[11] 转引自王文宝《中国民俗学史》第194页,巴蜀书社,1995年。

[12]《周作人民俗学论集》第119页。

[13]《吴歌甲集》附录一《写歌杂记》。

[14]《周作人民俗学论集》第120页。

[15] 钟敬文《蛋歌》,(上海)开明书店黎明社丛书,1927年2月出版。

[16] 钟敬文《答王嗣顺先生讨论山歌的信》,见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第78号第五版,1925年2月15日。

[17] 赵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第130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18] 参见《风雨世纪行》第101页。

[19] 顾颉刚日记1928年12月16日(1973年之补记)。

[20] 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第124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又见顾颉刚该日日记。

[21] 顾颉刚该日日记有详细记叙,《风雨世纪行》说8月26日在福来居,并有容肇祖在席,当是小误,因容7月中去云南考察,9月4日才回粤,故此次饯行由夫人代席。

[22] 顾颉刚日记1928年5月31日(1973年之补记)。

[23]《眼光向下的革命》第131页。

[24] (21)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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