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的农村中，作为乡邻的家庭之间结成怎样的合作关系，有哪些与此相关的象征行为与观念，大体上属于基层社会自治方面的习俗，均可反映出家族、乡里组织制度和亲属级别次序等实际存在的状况。在调查地方的民间自治组织时，可能会遇到村落共同体或家族的制度都显得松散而不完善的情况，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这些地方就一定缺乏乡邻合作与民间自治的传统；因此我们可以从家庭这个基本的社会团体入手，尽可能地观察它作为一个生产和生活的单位，在地域中是怎样组成和分解，怎样与其它家庭互助合作，怎样参与公共事务，怎样维护和分享公共利益等，以真实地了解当地基层社会的自治状况。本人在上海远郊松江区浦江两岸农村就是这样根据实地情况而调整调查方向，形成了目前报告的内容。或许，在这样一种地区，与不甚发达的家族制度相比，姻亲关系的民俗传统由于有着比其它地区更为明显的表现，因而对于当地基层社会的建构可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本文仅以一般村落民俗志的方式将这一范围内的若干现象加以叙述，至于这些现象之间的内在逻辑尚有待深入调查和研究。

    地处长江三角洲平原的松江，历史上曾是此地区著名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唐代置松江府而迄民国废，改为松江县，1958年由江苏省划入上海市，现撤县设区。明清之际为棉纺织业发达地，松江稻米是远近闻名的农产品。区所在地在黄浦江北，所辖张泽镇在黄浦江南岸，与华阳桥镇隔江相望。我们所调查的四村村和井凌桥村是张泽镇属下两个相邻的行政村，四村村紧靠江边，而井凌桥村在四村村的东南一侧。四村村包括东村、南村、北村、中巷村四个自然村，故得名。按清代区划，四村村曾名为“松江府华亭县三区八保二十一图”。四村村现有人口1800余人，500余户，有合资企业“上海双龙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依靠它而使村集体与村民个体收入较快地增加。而井凌桥村的经济发展却相对缓慢，近一年虽然已和西边的兴溇村合并为一村，范围和人口虽然都大于从前，但仍未建起村办企业。已经盖好的准备制作服装的厂房，由于未能找到投资方而被闲置。因此该村人均收入远小于四村村。低洼的地势，使得两村及周边一带经常遇到严重的洪涝灾害。造成灾害也有其主观的原因，这就是因为浦南地势略高于浦北，人们因而心存侥幸，不肯花费较大的财力物力修建防汛设施。但是在近几年他们已经在镇政府领导下模仿江北村民，在浦江边修建成水泥堤坝，所以每到汛期已很少发生洪涝灾害。从产业格局的变化来看，两村农业生产仍然占有较大比重和不断提高产量。与靠近新建公路的村庄相比，很多村民还没有离开土地或到出外经营的机会。在井凌桥村，甚至正新办一个较大规模的养猪场，说明农业生产的传统格局还有相当的保留。

    在这两个村庄里，我接触到的几位老人，对村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都抱有比较关切的态度，对他们所经历过的历史也有很深刻的记忆，因此本文也就有意结合了他们的个人生活史来进行叙述。

   （一）姻亲结构：

    通婚范围
    封佰贤（男 66岁）是井凌桥行政村封家埭（原属兴溇行政村）人，解放之初结婚，妻子钱氏就是本村人，比他大2岁，娘家很穷。媒人也是本村人。封佰贤有一个儿子和五个女儿。女儿们嫁往的男方家，地点也均在附近，最远者距离不超过2-3公里。大女儿家在渔业大队（塘田村），东南方向约2公里；二女儿家在四村村，北边约1.5公里；三女儿家就在本小队（封家埭）；四女儿家在竹山村，东北方向约3公里；五女儿家在井凌桥村，东边不足1公里。只有大儿媳妇的娘家距离稍远，在邻乡泖港乡，是由隔壁邻居介绍的。同做调查的松江区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欧粤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说：这一地区男女大多就近婚嫁，据在江北车墩镇的调查，以往一般家庭妇女的娘家与夫家的距离不超过5公里，他们子女的择偶半径依然大多如此；50年代前以能嫁到松江镇或附近的华阳桥镇上的殷实人家为幸事，目前仍以嫁往城里为荣。

    嫁妆
    在大女儿出嫁及儿子娶媳妇后，封佰贤有一个被派出工作的机会，那是在1972年，公社从各大队选定种田技术好的农民共75人，赴湖南省零陵地区传授双季水稻种植技术，他有幸成为其中一员。那一年他每个月得到当地支付的酬金是50元，但需上交30元给自己的公社和生产队，本人剩下20元。除去伙食花费，这一年下来可有不到一百元的积蓄，他盘算着应该买些什么货物带回家。当地有一种木制的洗脚盆，木材是上好的，在松江这边很难遇到，他觉得这种东西正可以买回去，留着给四个还未出嫁的女儿用作嫁妆。他买了四个木盆，每只价格4元钱。为了携带方便，将组成木盆的一圈板块都编上号码，卸下铜箍拆成散件，回家后再请木匠重新装好。女儿们对父亲特意带给她们的这件嫁妆都感到满意，从结婚时一直使用到现在。那个年代，封佰贤在村里是属于见过世面的人，1956年到辽宁营口当兵逾期4年，这一次到湖南的经历更是难忘，当地人叫他“上海老师傅”或“秧师傅”，还有机会往韶山参观毛主席故居。用挣得的钱就地花费，带回木盆和其它一些特产品，也令他十分得意，因为经济上划算不说，家里人看着高兴才真正难得。
    封佰贤说，过去一般家庭给女儿的嫁妆当中一定会有大桶、小桶、大盆、小盆等器皿，讲究一些的是这些桶、盆要用銅箍，另外还要配上一套漆器。梳洗台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抬嫁妆时要把被子摞在梳妆台上面，周围用木条扎实，这样看上去就象一顶轿子可由4人来抬。四村村老人陆家兴说，现在已用写字台代替梳妆台。

    过继和招婿
    为解决无子女家庭的继嗣问题，一种办法是在叔伯间过继儿子，但如果没有这种过继条件，还可能采取从贫苦人家中领养儿子的作法。陆家兴的祖父当年一共领养了3个儿子，并且规定老大读书，老二撑船运大米，老三种田。陆家兴的父亲是由井凌桥领过来作了撑船的老二， 1937年，在给日本军队挑担时，鸦片烟瘾上来而跌落水塘又被士兵刺死；老大后来读书有成，作过本县县长，但是在他把自己的3个儿子带到浦北后，就与这边没有了来往。老三小的时候因为偷外边人家的东西而被打死。祖父原来田地最多时有100亩左右，由于父亲抽鸦片，将田产卖掉很多而仅剩6亩。陆家兴与哥哥分家后陆续收回一些，至土改时有田产26亩（被定为中农）。
    如果有女而无子，通常的作法是招女婿进门。陆家兴的大儿子陆顺贤是张泽服装厂厂长，他的女儿于1994年春节结婚，男方是金山县亭林镇人叫杨继永。虽然现在的风俗杨继永已不必改姓，但结亲方式却表达出是上门作女婿。本地年初一不举行婚礼，怕人家说“小气鬼”； 一般是择双日分两天在家中招待至亲和好友吃喜酒，陆家这次是在一天里同时请来亲戚和朋友，其中陆顺贤的朋友和杨继永的朋友来的最多。与一般娶媳妇的迎亲仪式在方向上刚好相反，是用小汽车从男方家接来女婿，“嫁妆”也是从男方家送过来，而物品种类与嫁女的情况却完全一样，包括传统的箱子、被子、木盆、马桶和銅汤婆子（过去是火笼）以及现在时兴的电视机等。送红包（相当于“彩礼”）关系也相反，是由女方家长和介绍人将一万元的红包送到男方家。婚礼之后陆顺贤称继永为“儿子”，陆家兴称继永为“孙子”。每年遇到节假日，继永夫妇还要带上礼物“回娘家”。

    花烛夫妻
    对于男人丧妻而续婚的家庭来说，与原配妻子的关系称作“花烛夫妻”，比与续娶后的夫妻关系更为人们所看重。四村村中巷村（西村）76岁的陆家兴，是现任村支部书记兼橡塑厂厂长徐秀龙的岳父。四年前，他的二女儿即徐秀龙的妻子病故，徐秀龙再婚后仍然对陆家兴尽到他做女婿的义务。徐秀龙现在的妻子也非常孝敬这位老人，天天都过来给患有关节炎的老人做家务、洗衣服。这一事例体现了本地区在姻亲关系方面的一种道德规范，即如果丈夫在前妻病故后又续婚，那么他和后妻仍有义务孝敬前妻的父母，更要爱护和抚养好前妻留下的子女。我到陆家兴老人家访问的那一天，因为下雨路滑，徐秀龙开吉普车送我和老人从村委会回西村。在进村后路经徐家时，徐秀龙停车要进屋去取一样东西，他当时没有表示邀我进家门的意思。然而，当他从屋中出来后又表示欢迎我到家中一坐，于是我和老人一起走进徐家的房间。在看过他的堂屋和后院之后，老人有意领我走进了家主人的卧室，我注意到老人的目光慢慢地转向了挂在东墙上的一幅照片。过一会儿，他告诉我说，这相片上的女人就是他的二女儿。这时我才理解老人对这个家庭是一种怎样的感情。于是我又猜想，徐秀龙之所以一开始并没有立即请我进屋，并不是因为他失礼或没有时间，而是出于他对岳父陆家兴的关心。一般来说，老人在二女儿去世后再进女婿家，心情上总不会象往常那样平静，所以女婿多少就会有一些顾虑。
    本地民众还有一种说法：“花烛夫妻的鬼是走不掉的，它要看着你这个家里”。这一结合着信仰观念的说法，大约在丧偶家庭中可以起到很大的约束作用，使得后妻对丈夫前妻的孩子象对亲生孩子一样悉心的养育和爱护。后妻（“填房妻子”）所生子女的名字，在排行顺序上都随着前妻的孩子，认为不这样做，自己的孩子就长不大。在当地，文字的象征性作用还表现在夫妻合葬墓的碑刻上：如果丈夫曾有前妻，那么就要把她的名字列在后妻之上。

  （二）村落的集体娱乐与团结合作：

    龙灯
    1949年以前张泽镇及周围村落在每年的正月十五举行“吊龙灯”活动。据老人讲，全镇共有十几条龙灯，都是以竹蔑编成支架并用棉布裹成龙身的布龙，分别是青、红、绿、黑、白等颜色。龙身之中燃点蜡烛，由于它是悬挂在龙身中间的，所以在舞动当中烛头永远朝着上方而不会发生危险。这些龙灯来自各个村落，是由表演地点的主人邀请来的。一般在主人那里会布置一个“龙门阵”，把竹竿按一定位置一根根插在地上，每根竹竿顶上都吊起一盏红灯，龙灯就在竹竿之间绕来绕去。龙灯所过之处会有支持者送上蜡烛。舞龙基本上属于村落间的联合行动，一条龙灯能否受到邀请，特别是远方的邀请，这在龙灯主人及其伙伴来说是声望和地位的证明，但也有得不到别人邀请而仅在本村自娱自乐的。
    本地的舞龙灯与日常的社会权力有比较密切的关联。封家埭当年有一位出名的人物叫封企曾，对于舞龙极为积极，封家埭的龙灯就以他为首，这不仅因为他在村中有钱有势，而且还因为他长期出没江湖，在上海附近地区与不同政治力量打交道，所以在他的带领下舞龙可以放心大胆。此人解放初期被镇压，是由于他坚持组织土匪武装。但是在四村村情况稍有不同，村中仅有的一条青龙是由擅长文娱的王结林来领头，他不过是当年北村王家兄弟里的老大而已。这条龙一般是在东、西、南、北四村范围内表演，如果受到别的村庄邀请也会前去助兴。据说邀请者会赠给龙灯表演者以钞票和烟酒之类。

    小青班
    四村村有为本村及附近的人家结婚办喜事时演奏音乐的班子，本地人称为“小青班”。这种班子绝不到丧事场合活动，有时侯会参加节庆娱乐活动。本村小青班的名号是“马良堂班”，因为开创乐班的人是马良堂。解放以后乐班就不活动了，但老年人还记得当年一个班是由12人组成，演奏的乐器有二胡、京胡、琵琶、三弦、笙、笛、锣、鼓、镲、板等。马良堂班成员除马家三兄弟外，其余都是姓王的一家人。马良堂的三个儿子，老大马跃林弹琵琶，老二还是老三拉板胡记不清楚了。王结林作为王家的领头人与马跃林是一个辈分，他的弟弟王结泉也是拉板胡，堂弟王宜生拉二胡。参加婚礼演出两天没有金钱收入，仅是在当事人家吃饭，具有作为乡邻而尽义务的性质。组成这个“小青班”的两姓人家，都住在北村。与他们共为邻居的另外两姓，陈姓人口最多，而顾姓仅有两户。顾姓人口虽少却建有整个四村村唯一的祠堂，这是因为族中有人在松江作过大官，迁到那里的族人就回故地造了祠堂。

    打佃发
    在张泽镇西边有个观音堂村，那里的村民多有善于表演一种民俗歌舞者，称“打佃发”。在每年春节期间从正月初一至十五，演者一人挑上担子，前后装着道具，另一人从旁敲小锣，到各个村庄给每家人“唸口彩”，即以贺年祝福的名义表演歌舞。动作主要是将三个木制小锤轮番抛起和接住，类似杂技。地方志载民间传说：刘君王之妻为训子，误伤其头，恐夫归受责，便悄然离家。刘君王为寻妻而令两名家丁扮演此节目，以吸引民妇观看，借机发现妻子所在。（《张泽志》437页，学林出版社，1999年）然四村村老人讲的比较简单：打佃发所挑担子的一端有小佛堂一座，里面供奉的小菩萨是个被气死的妇人，立个佛堂是为纪念她。佛堂之上挂一些绣花鞋，是指这妇人生前被人“穿了小鞋子”。看来，表演这一节目的农民实际上是利用农闲时间得到一些收入，而观看的人亦愿意施舍零钱，可能多少有信仰心理在支配。

    抗洪与防汛
    井凌桥的封佰贤说，1950年发生了一次大洪灾，那时还没有实行土改。（此年份的记忆可能有误，据《张泽志·大事记》记载，“1949年7月25日，大汛，降暴雨，淹高坑地，此年秋歉收。”）因黄浦江水位超出高位，用于保护农田的圩堤已经抵挡不住大水倒灌，甚至于堤岸上的水都要没到膝盖，无奈只得放弃大片地势较低的田地。灾后村民间互相救助，受灾较重家户依靠受灾较轻而关系友好家户的帮助，暂时度过难关。这其中，在刚成立的人民政府引导下，地主不仅拿出粮食送给困难户，还在秋后实行减租。在集体化时期，浦江南岸的防汛设施是逐渐完善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落后于江北，所以尽管地势比江北高一些，却受到洪灾的更大威胁。当汛情发生时，公社成立指挥部，经大队通知小队建成各级防汛组织，日夜在江岸上巡逻以诚相待监视险情。紧急时刻，由队长担任指挥的抢险突击队赶往出事地点，肩扛草包或担挑泥巴去充填大堤的缺口。所有强劳力都是突击队成员。虽然在汛期到来之前已经准备了很多装好泥巴的草包，可是会不够用，所以除了再用担子运送泥巴外，还会紧急动员村民将自家的木头、毛竹、铅丝等物，乃至门板都捐献出来，用于打桩固定堤坝。封佰贤曾献出过两个门板。
    在冬春之季为加强防汛能力，各级行政动员与组织村民参加义务劳动，进行固堤和挖河的工程。县内各部门、各单位也被分配任务，负责某一地段工程的完成。在挑泥巴的路上，人们排成长长的队伍，一边小跑着，一边“嗯哼，吚哼”地喊着号子。广播的大喇叭也不断发出指挥命令和鼓动宣传的声音。上级领导部门派人来放电影，派剧团来演戏，向工地上劳动的人们表示慰问。当时的人们不计较报酬，每天得到一点伙食补贴已感满足。张泽境内，现有的20多条河渠构成网络，对于排除洪涝具有很大作用，其中大部分是新开凿的，原有的河流也得到整治。修河工程是从60年代后期开始，于70年代进入高潮，至80年代初基本完成。其后的浦江北岸水泥护岸工程，主要是政府投资由承包单位来完成的。对于当年集体团结合作，兴修水利的经历，封佰贤这个原生产队长难以忘怀，我随他走在乡间的路上时，他每看见河流都会主动告诉我那是哪一条河。

    （三）民间纠纷和权力关系：

     打官司
    陆家兴老人在解放前曾为解决田产争端而与邻居陈姓一家打官司。他想收回12亩租出的田地，但陈姓佃户不肯。陆认为他有充分证据收回，先是请保正与保长解决，但没有成功。陆知道陈家男人在上海谋生而比较有钱，他认为保正和保长受了陈家的贿赂所以才不为他说话。陆于是到松江正式打官司，但遭失败。又往苏州去告，官司还是打输了。这里面的关键一环是保长的证词。为打这场官司，陆把用40石大米所换得的钱都化掉了。在四村村，解放以前打官司的事只有这一起。虽然村民之间还有不少纠纷难以解决，但由于约占70%的人家都是穷人，他们没有钱去打官司。这种已形成的习惯实际上也影响到今天。曾在“小青班”的王宜生现年81岁，他在10年前有一次生病发烧，“赤脚医生”给他打针，没想到耳朵聋了。他发现这是由于误用药品而造成的事故，本想与赤脚医生打官司，但家人觉得官司不好打而加以阻拦。最后还是私下解决，由赤脚医生作出赔偿，给了王宜生一个助听器。

    看风水
    仉火云，现61岁，会看风水。他初中毕业，曾在部队服兵役又接着当义务兵多年。回乡后从1964年起作民办教师，1970年转成正式小学教师，1995年退休。他认为坟墓风水比较重要，对后代的生活好坏有影响。至于房屋，当然也要讲究，不过遇到的实际情况比较复杂，在处理上也就应该灵活一些。所说的灵活，含有以调解纠纷为目的的意思。村中各家因盖房发生矛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事人对风水的解释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仉火云怎么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必须作到即要讲出道理，又不能激化矛盾。他善于抓住当事人的心理来发表意见，指出他们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以及应该怎么作。一般村民多少知道一点风水上的规定，比如，在临河一侧的两家房屋，如果是顺河流的方向，一前一后靠近，那么前者高度不得超过后者。但是若二者距离较远，特别是二者之间有小路的话，就不成问题。两家房屋虽然紧邻，但如果都是门口面朝河流，就更不会计较对方房屋的高低。复杂的情况是碰上河流拐弯处，在河的一旁如何安排房屋的朝向，就比较难于把握。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要考虑邻居利益，也要考虑自己房子的风水位置是否有利。仉火云说他看风水的本领是跟家住小昆山的师傅学来的，可是这师傅的师傅（家住松阴）却是跟仉火云的祖父学的本领，因此仉火云与师傅同为祖父的传人，而且很早就认识。

    民间绅士
    现属井凌桥村的封家埭是松江一带非常有名的村子，清末至民国期间，这里有一位绅士地主，名为封文权，是近代江南著名藏书家之一。其 “祖上历为书香门第，为望族”，“博览群书，而于宋儒性理之学，钻研颇深。不应科举，以布衣终其身。”“自奉甚简，爱书如命，收购书籍，毫不吝惜。”“筑‘篑进斋’五楹楼房以藏书，总数不下10多册。手编《目录》71册。”（《张泽志》96、551、552页）在土改时，封文权家被没收的古书足足运走20多船，封佰贤当时亲眼见过这一场面，也曾感到惊讶。封文权拥有土地2000多亩，他的粮食大部分存在市中米行，家中仓里也很多，遇上灾荒年月会拿出一些来周济乡亲。另外他会看病，一般都不收钱。封文权的儒雅与富有使他在地方社会享有很高威望，因而也和官方有着密切的关系。据说，他坐的轿子可以直接通过当年日本人所设的关卡。反过来，他利用和官方的关系，给自己争取到更多特权和发财的机会。《张泽志》载：清末修筑沪杭铁路，路基所经坟墓，一律迁移，乃独力创办“华娄代迁局”，迁葬自枫泾至莘庄一段无主弃棺。按封佰贤的说法，这件事情对当地百姓来说虽有好处，但封文权也从中得到很多钱财。因为他在组织迁坟过程中，可以通过对有主或无主坟墓数量的报告作手脚，而从铁路上获得相当一笔补助金。封文权与封企曾是邻居，又是叔侄关系，但是他看不上这个侄子。可能是封企曾带有太多的江湖习气，与封文权正统的文人气质格格不入。 

    村中的宗教信仰
    本地佛教民间化的现象比较突出，在村落间庙殿不是很多的情况下，所了解到的大部分庙，或是以拜观音菩萨为主的庵堂，或是在名为关帝等保护神的庙中却曾有僧人长住。封家埭有菩善庵一座，原有正房3间、一边一间厢房，合为5间。“文革”庙被废，房子也拆了。近年来因有妇女香众一起唸经，原为尼姑的张林珍，把正房一间在旧址上盖起，所供对象和从前一样是观音、眼光娘娘和如来佛。张林珍现年68岁，有法号：又德，是由法号称为石定的师傅所命。石定现已101岁，在县政府办的养老院里度晚年。张林珍老家在奉贤县平安乡，村名记不得了，5岁进庵，8岁来松江。11岁“下发”，香痕烫在臂弯上。“文革”时还俗，结了婚。有二男一女，丈夫封金云6年前故去。她现在身边有一个从浙江平湖来的“徒弟”。
    四村村北村有昙花庵一座，房子也是原来的尼姑黄娟华近年新盖，以此重新为香众念经。她的经历与张林珍相似，老家也在奉贤。1956年她11岁时由祖母送过来，因祖母信佛。还未“下发”和得法号就赶上“文革”。她有两个师傅，法名分别称慧心、慧净，都是菩善庵尼姑石定的徒弟，而与张林珍为一辈。除了每月初一、十五，观音生日庆典时要接待更多香众，昙花庵在腊月二十三送灶、正月半迎灶时，也会特别焚香唸经。
    封家埭西首村边还有一座小城隍庙，所供的城隍仅一尺半大小，也从来没有被抬出巡游过。此庙由菩善庵兼管。与张泽在东边相邻的叶榭镇，有一座大城隍庙，每年清明节都会把庙里的城隍抬出来巡视地方，还特别作戏来娱神。这个庙有庙田20亩，而小城隍庙没有庙田。可是本地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大城隍虽然大，但是他没有小城隍的官位大。封佰贤还进一步解释说，大城隍相当一个村长，小城隍却相当一个乡长。这个说法的更多内容、有什么特殊的背景与含义还不甚清楚。

   “土工”的职责和角色
    本地有一特殊民俗角色，即负责到办丧事的人家给死者穿寿衣，被称为“土工”。其活动的区域范围有严格规定，现在仍是按清代的基层行政划分。家住封家埭的一位土工，所负责区域是一图、二图、八图、十五图和九图的一半，共“四个半图”。他很清楚哪些聚落和家户属于他服务的范围。此地的习惯，人死两天之后丧家才会请来土工，为死者穿衣服，然后入殓。所以，穿的时候比较麻烦，土工会向旁边的人说：“大家帮帮忙。”事后，丧家要给他一点钱。四村村南村也有一位土工，也是在他被规定的地段内服务，事后收钱。北村有一位姓马的人不是土工，但现在丧家也来找他帮这种忙，事后一般送一条纸烟。土工都是父传子，在乡间不受歧视，但仅有一点，他们自己会注意谁家正办婚事，不要到那儿去。
 

原载《民俗研究》2001年第3期

责编：邢立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