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将至，人们在谈话当中免不了关心起我们的民俗文化。这也许是现代人思想上的一大特点，越是远离了什么就越是要大加回味。有一个话题就是，“现在过年怎么没有那么多年味了”？这可不是一下子就能说清楚的。
    先说说春节在我们整个民俗文化中的重要位置吧。我对于春节或者说“过年”，有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过程，这当然是学了民俗学，又用民俗学的方法到一些地方作调查的缘故。不管所要研究的题目是什么，也不管到什么地方，我总要了解当地过年的习俗。比如有一次在上海的松江区农村，注意到当地人在为儿女结亲成家时，十分重视嫁妆的数量。其实，不仅在松江，而是在长江三角洲的农村，婚俗上差不多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嫁妆的金钱所值是彩礼的5倍左右。那么，女方的一家不是太吃亏了吗？为解决这个疑问，所询问的许多情况当中就包括有拜年的习俗。我注意到，当地在正月初二，成家的男人要同妻子、孩子一起前往岳父岳母家拜年。但是反过来，妻子娘家的兄弟，当地称为“娘舅”的一辈，却没有在正月回拜的礼节，这种情况和别的地方差不多。不过，娘舅在接待姐夫一家时，必定要对幼小的外甥进行一番盘问和教训，说轻说重都没有关系，这倒是比较特殊的现象。我将这拜年习俗中的细节与其它许多事实联系起来给予思考，大致发现，在姻亲关系的建立过程中，娘家的嫁妆，具有获得日后权力的重要象征意义。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要认识我们民俗文化的种种奥妙，或者说要真正理解祖辈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过年”永远是我们绕不开的一个讨论话题。
    年复一年的春节，是民俗文化得以集中展示的日子，也因为各种隆重仪式的举行，而成为我们追忆历史、颂扬民族精神的庄严时刻。在先秦时代，我们的祖先就特别设置了这个全民族的节日，史称“蜡祭”，也就是在十二月的一天，据说是在“腊八”前后，君王和百姓一致地举行酬谢“百神”的仪式。到汉唐时代，蜡祭的活动仍十分隆重，要持续七八天，有人考证，这还是当时礼制上唯一可以杀猪宰羊来敬献神灵祖先的日期。春节的另一个来源是古代历法上规定的“元日”，所谓“四时之首”。南朝人宗懔《荆楚岁时记》记录民间元日的风俗，如：不论长幼，均正衣冠，按亲友的秩序互相拜贺，食饮强身健体的补品等。逐渐，元日这一天成为了民间“过年”的正日子，但是在它前后数日中，所有神圣的仪式以及亲友之间加强交际的习俗，都烘托了节日庄重而又喜庆的气氛。这就渐渐形成了人们重视过年的传统，也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年味”。进入到20世纪以后，中国的农耕社会发生了比较剧烈的变动，但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城乡生活仍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基层社会的人际关系也大部分没有脱离传统的性质，诸如对于家族、姻亲、邻里等关系的重视。所以，以农历为根据的春节，并没有很快失去它的社会文化基础，“年味”的失落也就没有那么迅速。近20几年来的情况却有很大不同，我国全体人民的生活方式开始发生本质上的变化，就人际关系来说，城市中越来越重视个人间的实际交往，特别是年轻一辈对亲属与邻里的关怀有所淡化，所以“常回家看看”的歌声就异常地感人。春节为我们提供了弥补遗憾的机会，因为那浓浓的亲情和归家的感觉本是对“年味”最重要的体验。可是，今天谁敢保证这种体验还像以往那样深刻呢。呼唤“年味”的回归，正反映出人们在这方面的忧虑。虽然新的社会秩序最终会给春节带来新的意蕴，但从不忘历史与加深民族认同感的角度来讲，原有的意蕴还是需要给予保留，是不可以消失殆尽的。
    以往的过年，还有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周围的景象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从家家户户张贴的春联、门神、福字、年画、窗花，悬挂的“挂钱儿”、灯笼，到街面和庙市上摆放的各式各样的年货；从小孩子穿上整洁的衣服，满街乱跑放鞭炮，到成年人的舞狮耍龙，夜晚的礼花、戏曲表演等，都营造着欢乐的节日气氛。这中间，饱含着人们期盼幸福的心理，也表达着集体团结向上的精神。所有这些，不仅是平日里难以见到的，而且与平日的生活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是一种特殊的生活状态。可是现在，反差已经不那么明显了，似乎在每一天都可以看见熙熙攘攘、五彩缤纷的景象，这是由于经济的发展、物质的丰富和社会交往的活跃造成的。节日和平常日子的消费已没有太大的区别，人们满足地说，“现在天天像是过年”。可真到了过年，却又感觉到太平淡太乏味了。其实，过年带给我们的不只是消费的满足和热闹的氛围，更重要的是那些充满象征意味的文化符号，这是指琳琅满目的节日装饰、特殊食品、礼节行为、吉祥用语等。由于这些符号的提供，就使得人们在春节期间，能够耳濡目染地重温民族文化的传统和感受民族的精神。从这一点来说，尽可能地保留一些传统过年的习俗也是十分必要的。我非常理解人们对“年味”变淡的忧虑心情，但体会更深的，却是觉得今天的人们，对于自己传统节日风俗往往缺乏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一旦解决好，相信大家都会为过好一个春节而在做出合理的选择，也一定会享受到春节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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