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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世纪中韩“岁时记”及岁时民俗比较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08-09-01  作者:萧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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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自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开创岁时记体例以来,岁时记成为记录岁时生活的标准民俗志体裁。南朝之后中国有完整的岁时记著作系列,同时岁时记体裁及所记述民俗事象传播域外,东亚一些国家的岁时民俗及岁时民俗记录方式深受《荆楚岁时记》的影响,推出了具有民俗文献志价值的系列岁时记著作。韩国接受中国岁时记的影响,在18世纪、19世纪推出一批韩国岁时记著作。本文从民俗志写作体例上比较中韩岁时记的异同,从历史民俗学的角度重点考察18、19世纪中韩岁时民俗的国别表现,以说明民俗文化的历史传承与民族性特点。

 

  第一,它以一般民众岁时节日生活为中心。

  岁时记与早期的月令比较,它的时间表述角度发生重大改变。月令是以官方立场强调社会生活依照自然时序的时间安排,岁时记以平民的立场记述年度时间内的岁时节日。在记述内容上岁时记与月令也有着明显差异,月令按月施政,根据四季时气变化,安排祭祀、行政、农时等大事;岁时记关注的是年度时间内的民众生活中的岁时节日,节日民俗事象是记述的重点。

  第二,它有大致固定的记述模式。

  岁时记以凸现岁时节日为重点,它改变了以前月令时间叙述方式。《月令》依照四季自然节气的变化,叙述时令性活动;从《荆楚岁时记》开始同样按时间流转叙述人事,并且也还带有月令的痕迹,但它主要依“人为”节日这一社会人文节点来描述民众的时间生活。虽然人文时间节点与自然时令有着密切关系,但它毕竟已自成系统,已成为服务民众生活的时间标示体系。这种以人文节日为标志点的时间体制的出现,既便利了一般民众对时间的掌握,也为民众从日常经验的角度解释时间生活提供了表达的机会。我们从《月令》与《荆楚岁时记》有关岁首的叙述比较中就能很方便地了解到时间叙述方式的前后变化。《月令》开篇讲“孟春之月”述月度天象、物候、五行、神灵、数字、音乐等,由宇宙节律说到人间祭祀、王政活动。《荆楚岁时记》首述历年之始“三元之日”(岁之元、时之元、月之元)的节日民俗活动,在新的年度周期的开端,人们以早起迎年、庭前爆竹、拜祭祖灵、饮桃汤、药酒、食五辛盘、佩却鬼丸、挂桃符门神等种种民俗活动,表达人们在新年伊始对新生活的期盼。岁时记记载农事活动,但重点不在农事时令的指导安排,它主要记述岁时民俗事象。此后的岁时记基本上沿袭这一记述模式,依照月度时间的顺序,从元日到除日,一节一俗,对地区性的岁时民俗作了系统的描述。岁时信仰、岁时禁忌、岁时礼仪、岁时饮食、岁时社交娱乐是岁时民俗的主干内容。对于一部完整的岁时记来说基本包括上述内容。

  第三,它重视地方性、历史性与文学性。

  岁时记因为其记述对象为岁时节日的关系,还有着很强的地方性、历史性与文学性。

  岁时记的地方性重视,来自岁时民俗的区域特性。岁时节日虽然在时序上各地有很高的同一性,但具体节俗与地方历史风物民情密切相关。岁时记要真正准确记述一地的岁时节日,就必须在注意节日通行习俗之外,格外重视地方性节俗。如《荆楚岁时记》对荆楚地区端午竞渡、采药节俗的记载,《清嘉录》对苏州轧蚕花、拜冬节俗的记载。这些地方性的节俗对于我们深入把握地方文化特性有着至关重要的学术意义,岁时记为我们保存了珍贵的文化资料。在传统图书分类中,如《四库全书》等,岁时记常被归入史部地理类,地方时令风物是岁时记的记述对象。

  历史性是中国传统岁时记的写作特色之一。从《荆楚岁时记》开始,人们关注节俗事象的历史,非常注意对岁时节俗历史源流的探寻,从历史的角度理解现存节俗事象。这样一种写作意识在中国岁时记中体现得十分明显。究其原因,它跟中国文化人重视文化传统的心态有关,历史是流动的,传统是不断被讲述的,现实只是传承文化的一部分。在节日民俗中历史教育与历史文化传承尤其突出,所以传统的岁时记不仅记录现实的节日民俗生活,同时注重对节日事象的源流考证与历史钩沉。这样的岁时记其实就是岁时文化史与岁时文化志的结合。比如寒食节,《荆楚岁时记》及其注文首先说寒食在冬至后的一百零五日,节俗为禁火三日,作饧大麦粥。然后引蔡邕《琴操》、陆?《邺中记》等书,叙述寒食节俗的渊源,并进行辨正。说到寒食打球、秋千等活动时,分别引刘向《别录》与《古今艺术图》说明节俗的由来,这样我们不仅知道南朝时期的娱乐节俗,同时也了解具体节俗的历史。

  文学性是中国岁时记的又一写作特色。岁时记往往就是叙事的美文,所以人们常常将岁时记作为描写风物的小品文。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引宗懔自序:“傅元之朝会,杜笃之上巳,安仁秋兴之叙,君道娱蜡之述;其属辞则已洽,其比事则未弘。率为小说,以录荆楚岁时。”马端临《文献通考》转引这段话时,在“岁时”之后有“风物故事”。在这里我们看到宗懔本人写作岁时记时,除了表达对乡土文化的爱恋外,还有着一般文人以文遣兴的意味。今人谭麟在《荆楚岁时记译注》中说,本书“是现今保存最为完整的一部古代记录荆楚岁时节令、风物故事的笔记体散文。”他认为《荆楚岁时记》文字清新流畅,有时引用诗人的名句精语,为民俗讲述增添了诗情画意。民俗记述中的文学因素给阅读者以艺术享受。①我们不妨从《荆楚岁时记》与《清嘉录》中摘取两段,以元旦拜年为例:南朝荆楚人“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饧。下五辛盘。进敷于散,服却鬼丸。各进一鸡子。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凡饮酒次第,从小起。”拜年主要是在家族内部进行,养生保健之俗令人瞩目。清代苏州人:“男女以次拜家长毕,主者率卑幼出谒邻族戚友,或止遣子弟代贺,谓之拜年。……鲜衣炫路,飞轿生风。静巷幽坊,动成哄市。”苏州人拜年的热闹跃然纸上。香港学人陈云根曾用专文探讨了民俗志的写作问题,历代民俗志沿用的文言实录体,“言简意赅,文辞优雅,是读者阅读风俗志所期待的文体,也适当地表达了修志人的文化修养与怀古乡情。”当代民俗志也应该对此加以注意,应该学术、历史与艺术并重。②
  
  传统中国岁时记写作的兴旺状态一般出现在社会文化大变革的时代,一些敏感的文化人已经觉察即将到来的大变动时代将会对日常生活造成深刻影响,人们对传统生活样式的留恋与欣赏直接激发了文化人的保留与记录传统民俗生活的冲动。因此,岁时记也就给我们留下了极为珍贵的那一时代的民俗生活资料。

 

  
  二、18、19世纪中韩岁时记与岁时民俗的比较
  
  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前半期,对于中韩两国来说,是传统社会的衰变阶段,也是民俗著述兴旺的时代。就岁时著作来说,中国有《帝京岁时纪胜》(潘荣陛著)、《清嘉录》(顾禄著)、《风俗考义》(许琰著)③等,韩国有《东国岁时记》(洪锡谟著)、《冽阳岁时记》(金迈淳著)、《京都杂志》(柳得恭著)等。这六本著作成书最早的是《帝京岁时记》,作者写成于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最迟的是《东国岁时记》(1825年)。从上述诸书的写作动机看,人们一方面享受着较为稳定的民俗生活,另一方面也常隐忧于心。表面上看他们写作岁时记是对民俗生活的欣赏,或者消遣,其实他们也是有意识地记录与保存。这从《帝京岁时纪胜》与《东国岁时记》的序言中都可获得证明。潘荣陛在《帝京岁时记胜》的序言中说:“惟是皇都品汇万方,泽流九有,而岁时令节,风土景物,典仪之盛,超迈前古,岂可茫无记述;因自不揣妄陋,敬以耳目之余,汇集为编,颜曰《帝京岁时纪胜》。”韩国李子有应作者洪锡谟之请为《东国岁时记》作序,其中有“其足征于来后也必矣”的文字。④

  从韩国18、19世纪成书的岁时记看,其写作体例与记录方式跟中国传统岁时记基本相同,都是以传统阴历为时间线索,按月叙述节日民俗活动。在节日民俗叙述中注意引用历史文献追寻节俗的历史,引述民间神话传说以参照民间解释,中间穿插作者的议论与看法以辩证习俗的源流。韩国岁时记明显以中国古代岁时记为写作范本,这一点韩国作者并不讳言。《东国岁时记》的作者洪锡谟说:“中州自宗懔以来作此书者不为不多,而吾东至今阙如,故聊尔效?,以志土风之各异焉。”⑤《冽阳岁时记》作者金迈淳亦在后记中说:因为想到吕原明杂记岁时风俗事,“欣然有会于心,遂仿其义例,就本国谣俗所见所闻者随忆辄录,标记铨次,得八十余事。”它们还在具体节俗记述中,常常征引《荆楚岁时记》、《岁时杂记》等中国岁时著作以说明岁时习俗的来源。这种传统的岁时记写法,在韩国岁时记中体现明显。如果就岁时记的写作体例与写作特点看,中韩岁时记秉承同一学术传统,属于同一学术范式,无需多论。因此我们要比较中韩岁时记,就应重点探讨其所记述的具体节俗内容,岁时民俗的异同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心。⑥

  首先,我们比较中韩岁时节日的架构,看中韩的岁时节日的主干是否重合或偏离。我们以具有代表性的《帝京岁时纪胜》与《东国岁时记》进行比较。我们先来看当时中国的岁时节日分布情况,《帝京岁时纪胜》以京城岁时为记述对象,北京岁时节日既有北方的地域特点与民族文化融合的特点,同时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其节日具有代表性。北京正月有元旦、立春、初八祭星日、初九天诞日、上元、燕九、填仓等节,二月有中和节、龙抬头日、花朝、道诞、观音会等,三月有清明、蟠桃宫庙会、东岳庙会,四月有立夏、四月八日浴佛会、碧霞元君庙会、药王庙会,五月有端阳、夏至,六月有六月六日,七月有立秋、七夕、中元、地藏会、八月有中秋,九月有重阳,十月有寒衣节、下元节,十一月有冬至,十二月有腊八、腊月二十三,除夕等。《东国岁时记》以朝鲜岁时为记述对象,其岁时节日分布如下:正月有元日、立春、人日、上亥上子日、卯日巳日、上元,二月有朔日,三月有三日、清明、寒食,四月有八日,五月有端午,六月有流头、三伏,七月有七夕、中元,八月有秋夕,九月有九日,十月有午日,十一月有冬至,十二月有腊、除夕等。从中韩岁时节日架构看,基本重合,但也有部分偏离。从主干节日看,元旦、立春、上元、清明、端午、中元、中秋、重阳、冬至、除夕等节日双方一致。由此可见,18世纪至19世纪之交,中韩岁时节日遵行夏历,享受同一节日体系。但中韩岁时在节日形态上也有部分差异,其一,中国的岁时节日重视庙会活动,从北京、苏州的岁时民俗记录中都能看到,春夏秋三季都有以祭祀庙神为中心的节日活动,人们以赛会作为人群集合的形式。韩国也有类似节日庙会活动,但不常见。韩国岁时节日更重视家庭祭祀与村落娱乐活动。其二,中韩节日分布与节日重点有局部差异,虽然中韩都重视元旦、清明(或寒食)、端午、中秋四个节日,但二者有程度差异,中国将其视为四大节日,四大节日作为民俗活动的重点,复合了许多节俗内容。韩国强调四个节日的祖先祭祀仪式活动,并没有把它们全部作为民俗大节。韩国节日中,上元与四月八日是两个节俗活动丰富的节日,此外,六月的流头节是地道的韩国节日。

  其次,中韩节日习俗的比较。中韩岁时节日形态大同小异,显示了中韩文化的密切关系。但要真正理解中韩节日文化特性的话,还需要对具体节俗进行分析,从节日主题与烘托主题的节日要素中,我们才可能真正进行文化理解。我们不妨以上述两书记载的重要节日民俗作一比较:

  元旦,中韩并重的社会大节。清代北京元旦,爆竹四起,朝廷百官上朝,庆贺元旦。士民之家,穿戴整齐,“祀神祀祖”,“阖家团拜”,然后出门迎喜,“参药庙,谒影堂,具柬贺节。”节日饮食品种丰富,以贵重、稀见美食为尚。拜年客,即使不是至亲,也要奉上节酒三杯。“车马喧阗,追欢竟日”,元旦节庆气氛浓烈。⑦李朝韩国元日议政大臣率百官“诣阙新岁问安”,奏上恭贺笺文,各地地方长官也要今笺文与地方物产来京师参班恭贺。京城百姓到家庙祭祀,称为“茶礼”;男女年少卑幼皆着新衣,称为“岁妆”;出门拜访亲族长老,称为“岁拜”;人们招待拜年的时令食品,称为“岁馔”;姻亲家妇女互相让身着鲜艳衣服的年轻婢女上门,“问新年平安”,称为“问安婢”。年节食品有粳米粉饼作的“饼汤”,饼汤为新年祭祀待客必不可少的年节食品。图画署画寿星、仙女、值日神将图,献于公家,也相互馈赠,名为“岁图”。宫廷、百姓都贴钟馗等画像,“以辟邪瘟”。闾巷墙壁贴鸡虎图,作为新年禳灾之物。当时韩国有人生九年就进入三灾之说,在接下来的三年中“多慎忌之事”。因此这些人新年时要在门楣上贴三鹰以禳之。此外还有听谶、烧一年中掉落的头发、防夜光鬼等。从当时韩国新年节俗看,韩国新年礼仪较中国隆重,信仰禁忌较中国浓烈。如果从仪式的角度看待中韩新年的话,中国人是在热烈的气氛中欢快地度过;韩国人则谨慎、认真、小心地度过这一特殊时间,有种种避忌心理与行为,当然也有庆贺,但这种庆贺没有中国人那样的世俗的放纵。如果要解释这种不同,我想应该是国家民族文化性的差异,这种差异有很多方面保持了中国古代的节俗特性。

  上元,中韩重要节日。清代北京上元,十四至十六日,“朝服三天,庆赏上元佳节。”城市张灯,则十三日至十六日四晚通宵不熄。妇女群游,走桥摸钉,度厄祈子。元宵节的杂耍百戏,花样新奇多变。“悬挂则走马盘香,莲花荷叶,龙凤螯鱼,花篮盆景;手举则伞扇幡幢,关刀月斧,像生人物,击鼓摇铃。迎风而转者,太极镜光,飞轮八卦;系拽而行者,狮象羚羊,骡马轿辇。前推旋斡为橄榄,就地滚荡为绣球。博戏则骑竹马,扑蝴蝶,跳白索,藏蒙儿,舞龙灯,打花棍,翻?斗,竖蜻蜓”等等。⑧张灯、观灯、放烟火、游戏、吃汤圆是中国人上元节的主要节俗。清代北京尤其重视元宵的娱乐。19世纪初的韩国上元节给人的印象是祭祀、祈年、消灾、保健、占卜等严肃、隆重的内容。我们不妨选看其中几则:药饭供祀;乡里人家屋旁竖禾积以求丰年;男女年值星命相冲者,在上元前夜初昏弃铜钱于涂以消厄;男女幼少者自冬佩小木葫芦,在上元前夜半偷弃于道,也称消厄;清晨嚼生栗、胡桃、银杏等,祝曰:“一年十二朔,无事太平不生痈疖”;吃晒干的瓜、茄、萝卜等,说可防止暑热之病;儿童放风筝,在风筝背面书写家人姓名“生身厄消灭”,黄昏时割断其线,放走风筝;初昏时持炬登高,谓之迎月,以先见月为吉,并以月色与月出时的轮廓厚薄,“占四方年事”。元宵都城原有士女倾城而出听夕钟,然后踏桥的习俗,但在此时已经停止。祈求丰年的石战之戏,壮观激烈,其他还有车战(独轮车分队相斗)、葛战(类似拔河)等均为祈年之俗。⑨从韩国上元节俗中,我们看到韩国人保留了朴素的生活生产民俗内容。从上元节俗看,韩国的岁时民俗文化传统与中国岁时文化传统有较大差异。比如中国元宵张灯、观灯习俗自隋唐以来就成为元宵节俗主干,而韩国上元节俗并没有强调这一点。⑩韩国上元节俗更多地表现为岁首时节的祈福禳灾,无论个人的消灾,还是以争斗形式出现的集体性占卜年事活动,都生动地表露出韩国人祈求平安的心态。中国上元同样有祈福内容,“天官赐福”,但人们除了踏桥、摸门钉等外,很少有主动去规避灾祸或祈求福祉的民俗行为,人们更多地以户外嬉戏游乐的形式消费良夜今宵。
  
  清明寒食是中韩共享的节日,但两国侧重点有不同。中国重清明,从宋代以后,将古代寒食节俗移入清明节中,寒食逐渐成为地方性的节日,在全国没有影响。清明却是一个民俗大节。北京“清明扫墓,倾城男女,纷出四郊,担酌挈盒,轮毂相望。”人们带着风筝线轴,在坟前放飞娱乐。清明日还摘新柳佩戴,俗谚云:“清明不带柳,来生变黄狗。”[11]韩国清明作为农家开始春耕的日子,韩国重视的是寒食。在李朝京城人们将元日、寒食、端午、秋夕视为四名节,用丰厚的祭品上墓祭祀祖先,称为“节祀”。其中,寒食、秋夕(即中秋)最盛,“四郊士女绵络不绝”。[12]中国清明与韩国寒食都以墓祭为主要内容。中国清明是与中元、十月初一并列的祭祀亡人的重要节日,韩国寒食同样是四大祭祀节日。不同的是中国清明祭祀活动在宋代就与清明踏青结合,有较多的娱乐因素,而在韩国祭祀节日中没有见到相关的娱乐内容。

  四月八日,浴佛节。中韩同样看重,但节俗内容有显著差异。中国的浴佛会,以寺庙为中心,在寺庙搭棚置座,“施茶水盐豆”,普结良缘。人们到寺庙进香、听讲。清代北京香会以祭祀碧霞元君的香会最为兴旺,每年四月初一至四月十八,为元君诞辰,“男女奔趋,香会络绎,素称最胜”。如西直门外高粱桥的天仙庙,“俗传四月八日神降,倾城妇女往乞灵祐。”佛诞日在这里俗化为元君诞日,人们赶庙会的热情高涨。韩国四月八日节俗,却是以燃灯为主,称为“灯夕”。“国俗以四月八日是释迦生日,家家燃灯”。在节前数日人家就开始竖灯竿,小户人家按家内人口数悬灯,“以明亮为吉”。富贵人家作大灯棚,铺排装饰,作各种造型,争奇斗巧。“燃灯之夕,例弛夜禁,士女倾城初昏遍登南北麓,观悬灯,或携管?,沿街而游,人海火城,达夜喧阗”。此情此景大约同于中国的元宵之夜。中国元宵在起源上与燃灯表佛相关,但很早就世俗化;而韩国以佛诞日燃灯,重在礼佛。韩国儿童各于灯竿下摆设石楠叶甑饼、蒸黑豆、烹芹菜,说是“佛辰茹素,延客而乐”。韩国人将佛教节日融入日常民俗生活之中,改变了浴佛节洗浴佛像的传统,而采借佛教另一形式的燃灯表佛的传统。中国人没有将佛教节日引入日常空域,而是将其保留在寺庙院落中,从而保留了神圣与世俗的空间界限。由此可见中韩在信仰上的不同态度。

 

  端午,中韩传统大节。清代中期北京五月端阳节,“家家悬朱符,插蒲龙艾虎,窗牖贴红纸吉祥葫芦。幼女剪采叠福,用软帛缝老健人、角黍、蒜头、五毒老虎等式,抽作大红朱雄葫芦,小儿佩之,宜夏避恶。”在端午中午前将蒲根细切,伴以雄黄,曝晒然后浸酒。用雄黄酒涂抹儿童面颊耳鼻,并挥洒床帐之间,以避虫毒。并刻意打扮女孩子,出嫁的女儿也在这天回娘家,所以称为“女儿节”。家庭要供祖先,供品有米粽与红樱桃、黑桑椹等。北京人端午喜好出游,城隍庙、天坛是主要游览场所,运河旁边的张湾有龙舟锦标赛。[13]比较来说,中国北方端午活动不如南方地区。我们只要看看《清嘉录》中的记载就知道了。韩国五月端午十分隆重,朝廷要颁艾虎于阁臣,工曹制造扇子,端午节进献,由朝廷颁给宫人和大臣。一些地方大员这天也要“进上节扇,例送于朝绅暨亲知间。”宫内与朝官家门上要贴朱砂写的“天中赤符”,符文曰:“五月五日天中之节,上得天禄,下得地福。蚩尤之神,铜头铁额,赤口赤舌,四百四病,一时消灭,急急如律令。”内医院造醍醐汤进供,又造玉枢丹进上,国王赐给近侍佩之禳灾。男女儿童取菖蒲汤洗面,皆穿红绿新衣,以菖蒲根作簪,遍插头髻以辟瘟,号“端午妆”。此外闾巷男女盛行秋千之戏,京城内外青壮年喜欢角力摔跤的游戏。端午节俗名戌衣日[14],人们用艾叶与粳米粉做成的车轮形饼,作为端午的时食。从中韩京城端午习俗看,在辟瘟禳灾这一根本性质上二者完全一致,在具体节俗上也互有同异。它们都将端午作为打扮儿童的节日,菖蒲是重要的节物。所不同的是韩国端午节受到朝廷高度重视,朝廷用颁艾虎、进扇与赐扇、进醍醐汤、赐丹药等活动,将端午节变成加强官方关系的活动日。中国古代虽然也有端午朝廷给臣下颁赐夏衣的习俗,但在清代北京显得并不重要。[15]端午娱乐活动,中韩有同有异,相同的是都以户外集体性夺标争胜的竞赛活动为主,不同的是娱乐内容各有传统,中国重在水上赛舟,韩国重在摔跤角力。这样的节俗娱乐适应了夏至时节阴阳二气争锋的需要。

  七月十五中元节,中韩共有,中国中元节地位突出,韩国稍逊。中元节是中国三元节之一(正月十五上元,七月十五中元,十月十五下元),也是三大亡灵纪念日(清明、中元、十月初一)。清代中期北京中元节亡灵祭祀普遍,“中元祭扫,尤胜清明。”庵观寺院,设盂兰会。街巷搭台张棚,“看演经文,施放焰口,以济孤魂”。焚化纸船,燃放河灯,以慈航普渡。京城小儿中元夜以长柄荷叶燃烛作灯,青蒿缚香数百支作星星灯,还有镂瓜皮、掏莲蓬作灯,结伴呼朋,游于灯月之下,名“斗灯会”[16]。韩国称中元为“百种日”,僧徒设斋供佛。国俗以中元为亡魂日,民间百姓“是夜月夕,备蔬果酒饭招其亡亲之魂也。”[17]韩国中元节与中国基本一致,但祭祀为主,少见娱乐内容。

  八月十五中秋节,中韩民俗大节。中秋在中国自唐宋以后地位日渐上升,明清时期已经成为仅次于大年的节日。清代中期北京中秋以祭月为中心,“十五日祭月,香灯品供之外,则团圆月饼也。”此外,西瓜、铺摊苹果、枣、石榴、毛豆、白藕青莲等,以为秋成祭献。清代北京中秋新添节日助兴物件泥塑彩兔,“京师以黄沙土作白玉兔,饰以五彩妆颜,千奇百状,齐聚天街月下,市而易之。”这种中秋玉兔在晚清被称为“兔儿爷”。中秋夜街市上,“灯火荧辉,游人络绎。”[18]韩国中秋节俗称“秋夕”,又称“嘉俳”。其节日地位与大年并重,在乡村其地位甚至超过元日,“为一年最重之名节。”节日中心是庆祝丰收。这时新谷成熟,丰收在望,人民“黄鸡白酒,四邻醉饱以乐之。”中秋在古代新罗时是女性绩麻劳作之后的庆祝日,女性以歌舞百戏娱乐,所以名为嘉俳。在济州八月十五男女欢聚歌舞,并分两队拔河以争胜负。[19]节日食品,有早稻作的松饼等。中国中秋节重视祭月、拜月与家人团圆,庆祝丰收是节俗内容之一。而韩国中秋似乎对月亮及家人团圆并不看重,他们以庆祝丰收与集体性歌舞娱乐为中心。中秋的不同好尚,体现了两国不同的节日趣味及深层的历史文化特性。

  九月重阳,中韩共有。中国的重阳同样是一个重要节日,清代北京重阳节俗丰富。京师重阳节花糕花样繁多,“有油糖果炉作者,有发面累果蒸成者,有江米黄米捣成者,皆剪五色彩旗以为标帜。市人争买,供家堂,馈亲友。”出嫁女儿,归宁父母,称为“女儿节”。登高是重阳传统节俗,清代中期北京人登高已经在城内佛寺中进行,北城居民多在阜成门外真觉寺五塔金刚宝座台上登高,南城居民多到左安门内法藏寺弥陀塔登高。韩国重阳采黄菊花为糯米糕,称为“花煎”。京城习俗居民登南北山饮食以为乐。比较起来韩国重阳节较为古朴。

  冬至,中韩同为冬节。中国明朝中期前冬至为国家大节,官民重视,人们奔走贺节。清代朝廷已无典礼,寄居北京的南方仕宦,还有拜贺习俗。冬至祀祖除常例祭品外,以细肉包饺子奉献,是为谚语所谓“冬至馄饨夏至面”的遗意[20]。韩国冬至日称为“亚岁”。观象监进历书,“都下旧俗,端午之扇,官分于吏,冬至之历,吏献于官”。冬至馈送历书的习俗在当时的韩国颇为流行。韩国冬至节食是赤豆粥与糯米粉圆,人们用这些食品供祀祖先。在门板上洒豆汁,以除不祥[21]。从冬至食品看,北部中国出现类似年节饺子的食品,而韩国保持古代食用赤豆粥的习惯。李朝京城比清代北京更重冬至节日。
  
  腊日,中韩两国不同。中国在南朝时代就将腊日定在十二月初八,豆粥是腊八的节日食品。清代北京腊月初八,清早以米、果品、豆类合煮腊八粥,“祀家堂门灶陇亩,馈送亲邻。”[22]韩国腊日在冬至后第三个未日,按照古代东方青帝以未腊之说,内医院造丸药进奉,称为“腊药”,国王再赐药给近臣,并用猪、兔作腊肉。[23]

  除夕,中韩一年大节。中国除夕极为隆重,首先要出门给尊亲师长辞岁,归来盥洗,准备祀祖祀神接灶,早贴春联、挂钱、门神,插芝麻秆,立将军炭,给幼辈压岁钱。大家围炉而坐,炉内焚松枝、柏叶等,名为“火禺岁”,阖家吃荤素细馅水饺。灯火不熄,坐等天亮,名为“守岁”,以兆丰年。韩国朝官二品以上及侍从之臣,要到宫廷给国王辞旧岁、问安。士夫家到家庙拜谒,年少者要遍访姻亲长老拜辞旧岁,“自昏至夜,街巷行灯相续不绝”。关内除夕前发年终炮,放火箭、鸣锣,为古代驱傩遗风。人家各个房屋乃至厕所猪圈都点灯,整夜不睡,为守岁。人们玩一种?戏,以其俯仰决定走马的步数,“岁时此戏最盛”。在除夕晚上人们以?戏占新岁命运的过关性质,有共同的守岁习俗。韩国重视辞旧岁中的朝廷礼仪与家族礼仪,并有较多的卜性的娱乐活动。

  同时我们比较《帝京岁时纪胜》与《东国岁时记》,中韩还有一些特殊的节日,中国主要有六月六、寒衣节,韩国有流头节等。

  从18世纪中韩岁时节日比较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众多两国同享的节日民俗事象,比如元日与除夕中的辞年与迎新民俗端午避邪民俗、中秋庆祝丰收民俗,虽然在各自节日习俗成分中占有不同比重,但基本上与传统节日主题一致。

  二是两国节日习俗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属于同一文化系统内的历史差异,有共同的节俗本质与共有的生活文化表达方式。这样的节日习俗内容在中韩岁时节日中占有较大比重。我们比较中韩节日就能发现,当时中韩节日处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很多韩国节日民俗保持了中国古代传统的节俗模式,例如,上元祈年、寒食祭墓、端午进扇、重阳登高,冬至颁历、腊日制腊肉等,韩国保留了中国古代、甚至上古的节俗,我们从中国古代文献中经常见到类似的节俗记载,《东国岁时记》作者记述这些习俗时,经常引证这些古代文献。兹举一例:说到端午妆时,该书说:“按《大戴礼》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又按《岁时杂记》:端午刻艾为小人,或葫芦形带之辟邪,今俗之浴蒲插菖,盖?于是。”中国古代节俗特别是上古节俗在韩国节日中得到较为普遍的保存与沿用,而中国节日民俗上古与中古之间却发生了明显变化。中国节日民俗在演进中的这种变化,肯定与多种文化因素相关,如政治王朝的更迭、民族文化的融入、异域文化的交流等。我想最重要的是人们在社会生存条件日益改善的情况下,对时间性质看法发生改变,人们将过去的节日过关仪式,俗化为娱乐性较强的民俗项目。中古形成的节日民俗传统直接影响到明清时期,当然明清时期又有新的变化。韩国因为地域环境与民族国体的关系,它在节俗传统上保持了较古朴的状态,强调节日祭祀与庆祝的过关性质,节日民俗在和谐官民关系、调整民众生活秩序方面有着直接的服务意义。

  三是根本不同的岁时节日习俗。中韩两国岁时节日习俗中也有各自特殊的节俗,如元日,韩国元日“问安婢”;上元节,中国张灯、吃元宵,韩国竖禾绩,吃药饭;四月八日,中国浴佛庙会,韩国张灯;端午中国赛龙舟,韩国角力;中秋,中国拜月、赏月,韩国庆祝歌舞。还有中国的寒衣节,韩国的流头节更是中韩各自特有。这些不同的节日习俗,基于两国不同的历史文化环境与地域环境,它们正体现了岁时节日民俗的民族性与地域性。

 

  三、中韩岁时民俗的共性与个性
  
  中韩两国作为东亚国家,地理环境、生计方式与历史文化传统有不少共通的地方,因此在岁时节日民俗上,也有许多共同之处。总体说来其共同点表现在如下三方面:(一)岁时节日以四季农时为基础,主干节日都与农业生产有着密切联系。立春作为岁时之首,中韩都有送春牛习俗,中国鞭土牛,韩国自官府到民间出木牛,以劝农祈年,强调农事的预测与丰收的祈求。上元节预测年成的习俗中韩皆有,但韩国尤其强烈。中秋是报赛时节,人们以庆祝的方式感谢神灵。(二)享有共同的阴阳合历的历法。岁时节日日期遵循传统历法安排。中韩岁时节日所依傍的是同一节日体系。(三)重视祖先祭祀。祖先作为家族的核心,在中韩两国得到特别重视。几乎每一个岁时节日都是与祖先沟通的机会,节日食品大多与祭祀祖先相关。

  其差异点同样表现在三方面:(一)中韩一些重要节日主题明显不同。如上元节中国是社火表演、观灯、夜游嬉戏的热闹节日,韩国上元是祈求丰收、预测年成的节日,没有元宵赏灯内容。四月八日在中国是浴佛节,男女赶庙会,烧香拜佛,结缘;韩国是灯节,人们悬灯观灯,以灯礼佛。虽然同样以礼佛为中心,但表现绝然两样。中国人将佛教信仰限定在特定空间与时间中表达,韩国也有特定时间表达对佛的信仰,但在空间上没有区分,佛教与民俗生活融合的程度似乎高于中国。中秋在中国很早确立了祭月与拜月的传统,原本重要的“秋尝”庆祝丰收的节俗成为中秋节日的附属内容;而韩国中秋以丰收庆祝为主要节俗,没有拜月、赏月节俗,节日主题存在明显差异。(二)中韩节日在节俗精神性质上有差异。中国岁时节俗中的神秘信仰很早就趋向淡化,世俗生活内容居主导地位,虽然强调祖先祭祀,但更重视现实家庭伦理与家庭生活,重视节日中的人际往来与社会公众娱乐。韩国岁时节日保持了丰富的古代信仰传统,有较多的巫术祭仪,人们在节日中表达的主要是与神灵的沟通。祖先祭祀同样是韩国岁时节日的重要内容,韩国祖先祭祀气氛较中国浓重。(三)中韩岁时节日目标有差异。中国岁时节日的主要目标是回归家庭,强调节日中的家庭团聚,重视人情的温暖,当然也有许多户外集体的娱乐活动民俗,但重点在家内。韩国岁时节日也有不少家庭活动内容,但重点在户外,集体、公众性仪式与娱乐活动在节俗中表现明显,它强调村落、社区的精神凝聚与福祉。


  中国与韩国岁时节日民俗的共同与差异,体现了两国民族文化的共性与个性。共性的节日文化大多来源于农耕的生计方式与早期的历史文化传统,个性的节日文化源于民族文化内在的精神与心性,这是我们真正理解民族文化的关键之处,也是民族文化身份确定的标志。
  
  注释:
  ①谭麟《荆楚岁时记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②陈云根《民俗志文体论》,《中国民俗学年刊》,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③《风俗考义》为陕西合阳人许琰所作,此本流传不广。合阳民俗学研究者史耀增发现该书,并提供给笔者。特此致谢。④《东国岁时记》“序”,朝鲜光文会,1911。⑤钟敬文先生1935年在《艺风》第3卷第8期上发表了《东国岁时记》一文,他说:“这书,无疑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书。它的卷帙虽不繁富,它在学术界的地位,虽尚没有被学人所公认,但它不愧是一部切实有益的'民俗志',而迟早将必有人发现其不可轻视的价值,这是我敢于断言的。”“这书,最牵惹我们的注意的,自然是其中和我们的古俗乃至现存在习俗相同的许多记述。”⑥《帝京岁时纪胜》正月元旦。⑦⑧《东国岁时记》正月元日。⑧《东国岁时记》正月上元日。⑨《东国岁时记》正月上元。⑩《东国岁时记》四月八日,“上元燃灯,本是中国之制而丽俗今已废矣。”[11]《帝京岁时纪胜》三月清明。[12]《东国岁时记》三月寒食。[13]《帝京岁时纪胜》五月端阳。[14]《东国岁时记》五月端午。[15]《帝京岁时纪胜》没有记载皇帝赐夏衣给大臣的活动,但后来的《燕京岁时记》中有记载。[16]《帝京岁时纪胜》七月中元。[17]《东国岁时记》七月中元。[18]《帝京岁时纪胜》八月中秋、彩兔。[19]《东国岁时记》八月秋夕。[20]《帝京岁时纪胜》十一月冬至。[21]《东国岁时记》十一月冬至。[22]《帝京岁时纪胜》十二月腊八。[23]《东国岁时记》十二月腊。

  岁时民俗在民俗生活中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它是民众时间意识的重要体现。岁时民俗不仅是人民的一种文化表达方式,同时也是一种生存的技术与实践方式。它除了对人们进行精神调节与社会整合等文化功能外,还实际传承着生产技能与提示着生产季节时间。在传统社会,岁时民俗是一种自然形成的生活方式,人们将其视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样一种重要的民俗事象,民俗学自然要予以特别关注。
  
  一、“岁时记”——传统岁时民俗志的范例
  
  作为传统社会生活组成部分的岁时民俗,它伴随着群体生活的出现逐渐自发形成,而关于岁时生活的记述,是在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开始有了自觉的文化规范与保存意识之后才出现的。中国人在发明“岁时记”的记述体例以前,经历了月令与季节歌谣的阶段。月令与季节歌谣构成了岁时记的学术前史。在月令时代,人们年度时间生活全部依从自然时令安排,月令是对这种时间生活的政令性叙述,它从官方的角度表述时间,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民俗学研究对象。岁时记是从社会的角度看待平民的生活节奏。人们根据自己的信仰与历史文化传统,考虑自然季节生产与生活的需要,在年度生活中逐渐提炼出了一批与常日不同的特殊时日,并在这些特殊时日中形成节日祭祀与相关礼俗仪式,对于这种岁时节日生活的记录就是岁时记。岁时记的祖本是南朝宗懔撰写的《荆楚岁时记》。岁时记的发明对于岁时节日研究来说是划时代的文化事件,它使我们对于流动的岁时生活有了一个记录保存的合适形式。这种原创性的记述体例的建立,虽然在今天看来似乎平常,但它所具有的文化示范意义却彪炳千秋。自《荆楚岁时记》以来,传统中国形成了岁时记著作系列,有的虽然没有冠以岁时记的名称,但在形制体例上属于岁时记系统。从唐末的《辇下岁时记》(佚名)、《秦中岁时记》(李淖)、《四时纂要》(韩鄂)、《岁华纪丽》(韩鹗)、北宋的《岁时杂记》(吕原明)、南宋的《乾淳岁时记》(周密)、《岁时广记》(陈元靓)、元朝的《岁华纪丽谱》(费著)、明朝的《北京岁华记》(陆启泓)到清代《帝京岁时纪胜》(潘荣陛)、《清嘉录》(顾禄)、《燕京岁时记》(富察敦崇)、民国《北平岁时志》(张次溪)、《宛平岁时志稿》(王养濂、李开泰合编)、《春明岁时琐记》(让廉)等,历朝岁时记构成了中国岁时节日记录史,为我们今天研究传统社会的岁时文化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中国岁时记在写作体例与风格上有如下特点:
文章来源:《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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