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当代作家汉语创作论》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09-02-11 作者：网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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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名： | 藏族当代作家汉语创作论 | 作 者： | 丹珍草（杨霞） |
| 出版日期： | 2008-9 | 字 数： | 315000 |
| 出版单位： | 民族出版社 ISBN：978-7-105-09703-6 | 价 格： | ￥28.00 |
前言：
中国当代藏族文学因为拥有使用藏、汉两种语言文字进行创作的作家队伍而分为藏语创作和汉语创作两部分，它们如同鸟的双翼，共同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一方守望着本民族深厚的语言文化传统，另一方则拓展着守望的意义，自由穿行于边缘与中心、传统与现代、藏文化与汉文化、藏文化与多元文化之间，汲取多种民族文化的养分，用全新的表现形式，描述和展示藏族文化的独特个性和精神内核。藏族作家使用汉语进行创作改变了藏族历史上只用母语创作，以及上层学者和僧侣独占文坛的局面，这是有着悠久的书面文学创作传统的藏族文学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藏汉双语并举，交叉并存，也已是当代藏族文学创作的客观现实。使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逐渐形成一个创作群体，这种二元创作模式逐步构成了中国当代藏族文学创作的全貌。
在全球化趋势和文化趋同背景下，如何看待这些作家的“跨语际”、“跨族别”、“跨文化”创作成果在藏族文学发展史和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如何将藏族当代文学的发展置于中国当代文坛的大环境和多民族历史文化发展乃至多民族文学关系发展的角度加以考察，如何解读在全球化语境和多元文化背景下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疏离母语而运用汉语创作这样一种文化现象及其创作成果，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话题。
使用汉语进行创作的藏族当代作家是一个有着“三代作家”共同繁荣的作家群，他们用自己的真诚、热情和心血书写藏域藏民藏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以饶介巴桑、降边嘉措、伊丹才让、益希单增为代表的第一代使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是“民主改革”后藏族文坛成长起来的第一批作家。
这一代作家恪守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扎根于民族民间文化土壤，汲取藏族传统文学的养分，将民间诗歌和传统文人诗的艺术成分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
由于当时文学和政治的密切关系，这一代藏族作家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学的审美意义和文化价值。藏族文学的民族特色往往体现在“哈达”、“经幡”、“酥油茶”等文化符号的表象描绘上，还没有深涉民族命运、社会心理结构等内在的精神世界。大量的民间歌谣、谚语和格言的采用，使小说的叙事表现出民间故事的叙事特点。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扎西达娃为代表，藏族文学汉语创作走出单一的政治化模式，具有了民族民主意识的觉醒和文化的多元发展态势。扎西达娃被誉为“西藏新小说的一面旗帜”。扎西达娃的小说把西藏的神话和传说同时代意识糅为一体，充满了象征和隐喻，引发了小说创作的思维中心向民族传统文化的转移，表达了回归民族文化母体的渴望。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阿来为代表，藏族作家的汉语创作从更开阔的视野，以平等的民族观念感受普世性的价值存在。对故土的深沉依恋，对文明冲突的敏感，对由边缘走向中心走向世界的渴望，对人的生存困惑的深入思考，对真诚写作的坚持，使他们能够从各自的文化土壤和生存境遇中引发各自心灵的悸动与表达。阿来的创作语言、文化立场、思维模式表现出典型的“跨语言”、“跨文化”写作特征，他虽然失去了用母语写作的能力，但母语意识、民族民间文化资源、民族文化心理及其精神实质却始终与他血脉相连，无法割舍。而多重的文化身份使他的创作一方面能植根于本民族文化土壤，另一方面又能自由穿行于两种文化之间，他同时也获得了“跨越”文化的写作优势。在“对话”的语境下，阿来通过对本民族历史真诚地叙述，从对地域文化和民族性的咀嚼、探询、阐释最终走向对人类“共同性”精神的体悟。阿来认为，小说创作是阐释人类历史和人类文化的一种方法。阿来的《尘埃落定》是第一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藏族作家的汉语创作小说，被认为是“一部可以走向世界的小说”。
任何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深植于特定的地域空间和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文学创作的丰富性正是地域空间多样性和区域文化多元性的具体体现。对文学创作的地域性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多维角度对藏族传统文化结构复杂性的研究。
藏族作家的汉语创作大多发生在青藏高原文化圈与内地文化及周边各地区文化的交叉过渡地带，因此，探求藏汉“两种文化元素的相互接纳和反馈的因果关系”及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藏族文学的内涵、流变和特点，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在更为宏大的文化视野中把握和研究“跨族别”、“跨语际”写作的文化意义。
传统意义上将藏族地区分为卫藏地区、安多藏区和康巴藏区。藏族也是多元一体的格局。“藏地三区”不同的地域空间和历史文化赋予了藏族文学不同的地域文化特质。不同地域的藏族作家的文学创作都深深地打上了他们各自的生命印记，显示出同一民族不同地域的个性与特色。同一民族彼此间的“生态共性”，往往冲淡了传统的地域“族群个性”。在长期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往渗透中，人们往往忽视了差别的依然存在。这种文学创作的区域性特征在以往的藏族文学研究中较少受到人们的关注。
考察“藏地三区”的历史发展状况及其地域文化特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地理上的“过渡地带”与文化接壤的相互关联。千百年来，因为地貌独特而相对封闭的青藏高原文化圈，实际上一直与周边的民族及相关地区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文化碰撞和融合。如：卫藏地区与印度文化及西域文化的关系，安多藏区与西北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康巴藏区与中原汉文化及西南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等。我们从“藏地三区”的地域文化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文化过渡和文化碰撞交流融合的深刻印记。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剧，文化的交流将更加地激烈和频繁，地域文化的内涵也将更加丰富。
藏族作家的汉语创作现象，在当今世界文坛具有普遍意义。
文学评论界将这种发生在“大-小”文化领地的“接壤地带”和“大-小语言传统”、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跨文化、跨族别、跨语言、跨地域写作现象称为“边界写作”（Boundary Writing）。
“边界写作”作为后现代话语，通常是指具有多重族籍身份和多种语言表述能力的作家或诗人，用主流或强势的语言文字进行创作，传达一种处于边缘或弱势的“小”社会与“小”传统的地方知识文化特质，同时又立足于“边缘化”写作的优势关注人类共享的生命体验，在“跨文化”的种种冲突中实现一种崭新的语言突破与变革。不同系统的文化表现出质的差异，两种异质文化相遇，必然要面对“差异性”、“文化定位”、“少数话语”、“反抗”还是“融合”、“含混矛盾的杂糅”等问题。
“边界写作”者同时也要面对“种族-文化身份认同”的尴尬和困惑。因为“语言杂糅”、“身份模糊”，他们被文化学者和心理学家称为“过渡人”，被人类学家称为“边缘人”，而社会学家则把他们称之为“边际人”。
随着全球化趋势和异质文化之间交融的加剧，“过渡地带”、“过渡人”、“边缘文化”、“边界写作”现象将更加地普遍，文化的“守望”与文化的开拓也将成为永久的话题。
疏离母语转而运用汉语写作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一种群体态势。使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突破了文化和语言的藩篱，广泛汲取世界文化的养分。在他们面前，民族的历史文化是更为“深邃、更丰富、更具活力的民族集体无意识海面下的巨大冰川”，需要用细致入微的方法和极大的耐心、勇气和毅力去“钩沉、索隐，使之浮出集体无意识的海面”。
从语言上疏离母语到从精神上回归母语意识和母语文化，是每个“边界写作”者必然的心路历程。值得关注的是，“边界写作”者在面对两难语境的同时，也获得了“跨语际”写作和“跨文化”写作的优势，从而也获得了“跨越”语际和“跨越”文化的写作成就。
在这些作家的创作中，阿来的成果最为突出，他的《尘埃落定》是“边界写作”的典型文本。
阿来的创作，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都是融合了多元文化的复合文本。他虽然用汉语文写作，却并没有淹没或消融他的民族文化身份，而是实现了积极有效的话语转换。把弱势的边缘文化声音带到公共论坛，让本民族话语敞开新的意识形态之窗，以双重乃至多重声音体现了自身独特的文化表意功能。阿来的作品一方面与其种族、民族民间话语、文化传统、经验方式密切关联，另一方面，这种文化自觉体现出阿来力求在一个更宏大的文化场域中，以隐喻、象征、寓言和意象化特征表现自我和民族，试图展现人类精神世界中共同遭遇的种种困境和迷惑。
藏族当代文学在中国主流文学中的地位与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有一定的相似性。一方面，如果我们把藏族-汉族这一文化链条作为一个封闭的系统，那么在长期的中原文学与藏族文学的对话和交往过程中，藏族文学就已经历了所谓的“全球化”。在这一“全球化”的过程中，藏族文学应该如何面对中原文学、西方文学，藏族文学在保持其本土性过程中又该怎样努力，前景如何。这些问题都值得身处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藏族作家与评论者认真观察和反思。另一方面，如何看待西方强势文化的席卷，如何避免自身的边缘化，如何在主流文化影响下，正视自己的民族文化又不过度强调民族身份与其阐释权，作家需要坚持怎样的文化立场。对藏族作家汉语创作者的个案研究或许能够给我们提供某种有意义的思考。
当今世界的文化多元化、多极化现象，给处在文化边缘地带的藏族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思考空间。在藏文化与汉文化、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互动、联系、纠结、渗透中，如何理解与把握民族文化的精神价值，是藏族文学创作与理论研究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理论研究面临的现实问题。
处于全球化时代的每一个个体在文化心理上实际上已经不可避免地处在漂泊不定的状态之中了，人们的文化视角再也不可能单一固定，来自异国他乡的文化景观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习惯，人们在文化心理上都变成了漂泊者。“漂泊者”穿行“游走”于两种地域、两种文化、两种传统、两种语言之间，身处特色迥异的文化世界的夹缝之中，能借鉴多种传统，却又不属于任何一个传统，既不完全与一种文化合一，也非完全与另一种文化分离，而是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
多元文化的共存应该是建构独特性与互补性共存、差异性与沟通性共存的世界，是一个“道并行，不相悖”、“和而不同”的世界。全球化给这个多元化世界提供的应该是一个全球化的文化场景，一个使各种文化互相看视的平台。
本书试图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20年来中国藏族当代文学中使用汉语进行创作的藏族作家和他们的作品的总体考察和个案研究，探讨和阐释藏族当代文学汉语创作在表达本民族文化方面的优势和局限，及其所蕴含的文化意义，重点讨论具有多重“文化身份”的汉语创作者的文化心理和精神实质。使用汉语进行创作的藏族作家文化背景多元，文化身份复杂，从他们的创作实践中，我们能深刻地感受到母语或母语思维对于作家艺术思维的绝对影响，以及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给少数民族作家所提供的文化养分对于作家的艺术个性的影响。使用汉语进行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如何植根于本民族土壤，如何继承本民族文化传统，如何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并在具有多重文化意蕴的背景下实现语言的整合、转换与文化的创新，这也是本书所要讨论的话题之一。
本书的内容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讨论藏族文学创作的地域特色和藏族当代作家的“边界写作”问题。下篇主要是对使用汉语进行创作的藏族作家及其作品进行文本解读和个案分析。
本书立足文本，以作品分析为重点，试图从文本解读和个案分析入手，理论分析与个案研究相结合，将当代藏族作家的汉语创作置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综合考察藏族作家创作的主观态度和现实环境，探讨作品丰富的内涵和艺术风格。在本书写作的过程中，作者参阅了大量国内外有关当代文学和藏族文学的研究成果，对有关作家进行了访谈，参加了有关研讨会，实地调查了“藏地三区”的社会文化现状及有关历史文化资料。虽然作者付出了努力，但书中仍然有许多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2008年9月3日
目录
上 篇藏族文学创作的地域特色一、引言二、青藏高原文化圈1.高寒地理环境下的农牧型经济模式2.藏族、西藏、藏族文化和西藏文化3.青藏高原文化圈的内涵及其流变4.结 语三、“藏地三区”及其文学创作的地域特色1.卫藏地区及其文学特色2.安多藏区及其文学特色3.康巴藏区及其文学特色4.结 语藏族当代作家的“边界写作”一、关于“边界写作”二、藏族当代作家的汉语写作状况三、藏族当代文学的“边界写作”特征1．“穿行于异质文化之间”—— 多重文化的冲突与交合2．“在两种语言之间流浪”—— 语言的“杂糅”与变革3.“种族——文化身份认同”——“模糊”与超越4．结 语下 篇军旅歌者——饶介巴桑的诗歌一、《牧人的幻想》二、军旅歌者三、《爱的花瓣》远去的雪狮——伊丹才让诗歌的文化阐释一、 母亲脱口的那首歌，成了我毕生的盘缠二、 浓情泼墨，直吐胸臆高原之子——降边嘉措的小说创作一、“学差”和“战士”二、迟开的格桑花三、多元化、多角度、多层次的创作西藏人的故事——益希单增的小说创作一、《幸存的人》二、《迷茫的大地》西藏魔幻文学——扎西达娃的小说创作一、《没有星光的夜》二、《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三、《西藏，隐秘岁月》四、撩开神奇怪谲的纱质帷幕阿来的汉语写作一、“仲肯”——一个行吟诗人二、古老与现代——中、短篇小说三、文明与冲突——《尘埃落定》四、边缘与中心——《大地的阶梯》五、结 语行走在尘世与天堂之间——感受阿来小说中的僧人形象一、 反思《生命》的僧人二、 《群蜂飞舞》中的僧人：桑木旦、活佛、格西三、 《行刑人尔依》中的僧人：岗格喇嘛、贡布仁钦喇嘛四、 《尘埃落定》中的僧人：翁波意西、济嘎活佛、门巴喇嘛五、 结 语阿来作品的文化心理透视沉淀岁月中别样的生命意蕴——丹珠昂奔散文集《遥远的莫斯科》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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