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与少数民族话语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两大导向，它们成为社会主义中国文学实验的两大方向。在这一新的政治语境中，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获得了发展的契机。1949-1966年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与整理围绕国家话语迅速展开，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由此掀起了民间文艺学领域搜集与整理问题的深入讨论，推动了民间文学理论研究与资料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关键词：国家话语 少数民族民间文学 搜集与整理

　　1939年初开始，延安文艺界开始了长达一年多关于文艺民族化、大众化的讨论，直接影响到国统区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不管是延安还是国统区对于文艺大众化的争鸣，中心都是如何正确对待民间文艺，如何将革命文艺与民间文艺相结合。此后，民间文艺作为艺术作品的功能，受到空前未有的重视。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发表的“结论”部分的讲话，在中国思想史和文艺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对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形成也是历史的转折。从那一时期开始，中国的民间文艺学研究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新中国成立后，延安时期关于民间文艺学的研究思想进一步推广和深化，正如《民间文艺集刊·编后记》所言：“新的民间文艺学研究，今天正在开始。”[1]民间文学一改20世纪10年代至30年代研究中的民俗学取向，被完全纳入到文学领域，并逐步取得独立的学科位置。

　　清末民初，现代民族国家的思潮迅速发展，它逐步演化为社会主流，梁启超、杨度、章太炎等多元一体的民族国家观产生极大影响，直至中华民国建立后提出“五族共和”。但真正意义上民族国家的构建则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定的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治政策，决定了民族话语必然纳入到国家话语系统，其推进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的发生[2]。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与少数民族话语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两大导向，特别是对民间文学，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后，“在形式上，这些作品不同程度地具有民族和大众特色。从中国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中吸取营养，用劳动人民的语言写城，它们的形式不再是外国化或强烈知识分子化的，而是一种能引起中国人民大众兴趣的形式。”[3]这样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资源的开掘与利用就成为1949-1966年中国民间文学发展与研究的重要领域。

　　一

　　民间文艺学与作家文学的一个显著区别就在于研究对象——文本的不同，后者相对而言稳定、封闭，前者则恰好相反。从20世纪初学人开始着手于民间文学研究，资料的匮乏就成为学人抱怨的主要问题，其中一个缘由就是中国传统研究的根基和依据是以文字为根本的。民间文学缺乏文献文本是显而易见的，其实即使有丰富的相关文献，也必然是挂一漏万的。因此，搜集资料，从现代民间文学出现就成为它研究的一个主要步骤，但尚未正式成为民间文学的学术名词，也没有进入民间文学的研究领域。新中国成立后，“搜集整理”才正式进入民间文学的研究领域和学术范围，它最早出现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中。《章程》规定：“本会宗旨，在搜集、整理和研究中国民间的文学、艺术，增进对人民的文学艺术遗产的尊重和了解，并吸取和发扬它的优秀部分，批判和抛弃它的落后部分，使有助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4]这些理论性规定，是在继承“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搜集工作科学传统基础的上提出的。从《章程》的宗旨可以明确看到，它是承继了延安时期解放区对文艺的指向与规范，突出了“人民性”话语。

　　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他指出“……现在要建设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为精神宗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即‘新民主主义文学’”。[5]1942年，在《讲话》中，毛泽东进一步规定了文艺为广大人民服务、文艺服从于政治、文艺批评中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周扬对《讲话》进一步阐释，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最正确、最深刻、最完全地从根本上解决了文艺为群众与如何为群众的问题。”[6]1949年7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在北平(今北京)大会师，召开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解放区的文艺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7]，成为了指向标，延安的文学精神扩展到全国文艺界，“人民性”成为文学艺术批评的基础概念。民间文艺非常契合“人民的文艺”之要求，“民间文学源头论”成为20世纪50～60年代中期文学史的基本理论，因此对民间文艺的挖掘与利用受到空前的重视，民间文学的搜集与整理进入了文学话语系统，并且集中呈现了文学的人民性特质。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斯大林民族定义为基本准则，国家启动了民族识别与考察工作，并实施了大量行开创性、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注重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在此基础上对少数民族聚集的西北、西南地区开展民族文化调查与研究工作。

　　这样民间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化调查工作在文学领域出现交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与整理围绕国家话语与意识形态主流迅速开展。

　　二

　　搜集与整理，在1949-1966年民间文艺学领域，成为一个核心话语。1950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后，开始采集全国一切新的和旧的民间文学作品，具体搜集的科学理论是：“①应记明资料来源、地点、流传时期及流传情况等;②如系口头传授的唱词或故事等，应记明唱者的姓名、籍贯、经历、讲唱的环境等，③某一作品应尽量搜集完整，仅有片断者，应加以声明;④切勿删改，要保持原样;⑤资料中的方言土语及地方性的风俗习惯等，须加以注释”。[8]从具体内容看，搜集的规范只是宏观上的导向，在民间文学领域，更多地把资料搜集当做获取民间文学研究文本的一种方式，并且成为中国民间文艺学界学人工作的重要的一部分，他们努力将口头资料转为文献文本，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资料搜集与理论研究的分离。它的弊端是明显的，正如韦勒克所言“这种将‘研究’和‘鉴赏’分割开来的两分法，对于既是‘文学性’的，又是‘系统性’的真正文学研究来说，是毫无助意的。”[9]但就当是的历史情境而言，这五条搜集资料的规定，符合基本的学术规范，在实地搜集资料过程中，特别就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资料的搜集而言，研究者根据具体情况对其作出不同的阐释与演化。

　　195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各民族社会历史情况的初步规划”，同年8月相继组成了内蒙古、新疆、西藏、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等八个少数民族调查小组，于是各地的调查工作开始走上了正轨。1956年8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共同组成联合调查采风组，由毛星带队，文学研究所有孙剑冰、青林，民间文艺研究会有李星华、陶阳和刘超参加，到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他们调查的宗旨是“摸索总结调查采录口头文学的经验，方法是要到从来没有人去过调查采录的地方去，既不与人重复，又可调查采录些独特的作品和摸索些新经验”。[10]毛星主要研究领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民间文学研究是他文艺学的一部分，因此他认为：

　　我们所说的“民间文学”和高尔基所讲的基本意思相同。指的是：为劳动人民自己创作并在劳动人民中流传的口头文学。民间文学是民间文艺的一个部分。对民间文学进行科学研究，需要与民间的其他文艺形式联系起来。

　　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同时并存，在同一时代里，它们都受到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反映当时共同的社会风习，反映当时影响各个阶级的历史和社会生活。但由于劳动人民是生产者，是历史的创造者，因而不论政治上或者艺术上都是最富于生命力的。

　　民间文学与一般书面文学比较，在思想内容上，语言、形式上，以及所构成的艺术之美上，都有自己的特点。[11]

　　在资料搜集中，他们注重民间文学的思想性与社会历史价值，这与当时文艺学主流吻合，在国家意识形态导引中形成的民间文学话语一致。采录工作中，毛星注重总结采录口头文学的经验，在民间传说故事搜集中，重视英雄的传说，这些传说都是“具有战斗性和反抗性的故事”，而且英雄大多出身于劳动人民[12]。《白族民歌集》[13]、《纳西族的歌》[14]中搜集了大量阶级意识显著，反映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歌颂毛泽东的歌曲。另外他们关注民间故事、传说、民歌与各民族风俗习惯的关系，重视民歌与演唱者生活的关系等。

　　此次调查采录工作成果显著，每篇故事、传说、民歌都标注了采录地点、讲述人，涉及的方言土语、地名都进行了注释。李星华记录整理的白族民间故事传说影响极大，特别是该书出版时，毛星《关于白族的几点情况》(代序)以及她本人在书后附加的《关于白族的民间故事传说》，这两篇文章在当时历史情境中，全方位地呈现了调查者采录整理的思路。毛星以文献资料与口头资料为基础，对白族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及白族与汉族的关系等进行了论述。他注重文献与调查资料结合，这在当时的研究中“开风气之先”[15]。李星华提到在云南的具体时间以及采录过程，特别提到“多记同一故事的不同讲法，不仅对故事会有全面的了解，便于研究和整理，同时也可以看出群众是怎样依照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看法来修改一个故事;也可以了解到民间文学跟群众生活是怎样密切地结合在一起。”[16]可见，本次调查采录在全国民族调查的情境中展开，同时契合民间文学的基本原则与理念，并在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调查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

　　1958年，因生产大跃进的激发、党中央的号召而掀起新民歌运动，蓬勃发展的群众创作促进了民间文学工作的迅速发展。1958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规模收集全国民歌》。同日，中国民研会主席郭沫若发表了《关于大规模收集民歌问题答本刊编辑部问》。他认为：对民间文学“研究文学的人可以着眼其文学价值方面;研究科学的人可以着眼其科学价值方面。可以各有所主，没有一个秦始皇可以使它定于一尊”;“从科学研究来看，必须有忠实的原始材料”;“忠实的原始记录是工作的基础”;“但是从文学观点上来说，加工也很重要”;“两者可以并行不悖”[17]等等。

　　1958年第一次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进行“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任务和“古今并重”的原则，针对采录具体提出“全面搜集、忠实记录、慎重整理，适当加工”的方针(简称“十六字方针”)[18]，强调要将整理工作和属于个人创作的改编与再创作区别开来，并提出科学资料本与文学读物本，以适应不同读者的不同需要。全国性的采风运动迅速展开，四川彝族著名史诗、叙事诗《勒俄特依》、《玛木特依》、《妈妈的女兒》等，之后編成《大涼山彝族长诗选》、《大涼山彝族故事选》;壮族《刘三姐》、《百鸟衣》等。最后经过选编出版了《中国民间故事选》(第一、二集)，第一集中收编30个民族121篇作品，第二集中收入31个民族的故事125篇。十六字方针没有直接运用西方民俗学调查的术语“田野作业”，20世纪80年代中期学人对其开始质疑，认为它的研究有诸多不科学之处，田野作业才是科学术语，这是一种不尊重历史事实的批判，最初的调查有很多不成熟之处，但它的科学意义则难以抹杀。正如日本学人所述：他们“采集整理的方法和技术虽然还有不足之处，但是中国各民族的民间故事如此大量而广泛地加以采录，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尽管这一工作进行得还有些杂乱，但是这标志着把各民族所创造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这一个有机的民间口传文学世界，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整体，而不是零敲碎打地加以把握的一个开端。”[19]

　　1961年3月25日至4月2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北京召开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会议由何其芳、毛星、贾芝主持，制定了《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论编写出版计划》、《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翻译、编选和出版计划》和《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资料汇编编辑计划》。这次会议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新中国成立以后，“编写一部包括各兄弟民族文学成果、文学经验、文学发展史，因而名实相符的中国文学史，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需要和要求”。1961年4月，成立了整理和研究调查报告的中央机关——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召开了全国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工作会议。调查研究的结果刊印出的资料有数十种之多。这些有助于“调查产生民间故事的环境”。[20]

　　总之，1949-1966年国家在文艺方面重视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民间文艺进入国家意识形态主流，纳入文艺学的研究模式与轨道，学人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突出民间文艺的思想性与社会历史价值，而少数民族民间文艺具有典型意义。再加上1956年开始的全国范围内民族识别与各民族历史调查为少数民族民间文艺搜集提供了极好的契机。这样各个民族的民间故事、传说、民歌等集结成册，大量成果都是首次面世，为丰富中国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为建立民间文艺学完整的资料体系有重大意义。

　　三

　　关于搜集理论的探讨，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有：钟敬文的《谈口头文学的搜集》(收于《民间文艺新论集》)、何其芳的《从搜集到写定》(收于《何其芳文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年版)、马可的《谈谈采录少数民族音乐》(收于马可：《中国民间音乐讲话》，工人出版社1957年版)、李束为的《民间故事和整理》、柯蓝的《杂谈搜集研究民间文学》、许直的《我采集蒙人民歌的经过和收获》(后三篇均见于陕西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编：《关于民间文艺》(内部参考资料)1954年)等。关于搜集整理最早出现的争论是围绕着当时中学课本中选用的《牛郎织女》一文展开的，李岳南肯定和赞赏整理编写的成功，刘守华则批评故事中对人物心理的细致入微的刻画，以及对幻想色彩的去除，不符合民间作品的艺术风格。[21]后来1957年刘魁立于本年度《民间文学》6月号发表《谈民间文学的搜集工作》，对董均伦、江源的做法有所非议，董、江二人进行了答辩，他们的共同点是：肯定人民大众的创造力，要有为人民的正确搜集态度，记录要尽可能忠实、要多收异文以利整理时比较参照，要附必要的说明与注释等。“他们之间的不同也是显著的，其主要原因是研究的角度不同，当时研究主要有两个角度：科学研究和群众读物。”[22]这两者之间的不同，成为民间文学领域引起讨论的缘起。朱宜初、陈玮君、巫瑞书、陶阳、张士杰、李星华等从事搜集和研究工作的人员，以及1959年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参加搜集整理叙事长诗、民间故事、传说的一些同志也都参加了讨论，主要讨论搜集过程中记录的问题与搜集成果的整理问题。关于搜集问题的主要观点有：(1)凡是民间文学作品一律要记录，应当忠实记录，一字不移;(2)有重点、有选择的记录;(3)有限度的忠实。关于整理问题的主要观点有：(1)只有“编辑”工作，而无“整理”工作，即使“整理”也只限于技术性范围;(2)认为民间故事的整理应当加工，在方法上可以多种多样;(3)慎重整理;(4)从内容到形式、风格，都要创造些新的来，即推陈出新。[23]其中第四点后来发展成了“改旧编新”，主要人物是张弘，他认为改旧编新是民间文学的发展规律，搜集——整理——推广是为民间文学服务的方法。整理、改编、创作是广义的整理，都属于民间文学的工作范围，是民间文学工作者的本职工作。整理基本上是改造民间文学传统作品的手段，是对传统作品“推陈出新”的手段，是改旧的手段;创作是形成新民间文学作品的手段，是编新的手段;改编是不问体裁之间人为的相互转化的手段，基本上是用非民间文学作品来丰富民间文学的手段。[24]

　　“五十年代，新中国的民间文学研究的队伍正在形成和壮大，首先引起重视并且需要加以解决的，暂时还不是具体的专题性研究课题，而是一系列原则性理论问题，诸如，民间文艺研究的方向、民间文艺在人民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民间文学的性质和基本特征、民间文学在文学发展中的作用、民间文学的记录和整理的原则问题，等等。”[25]这句话基本概括了新中国成立后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发展状况，特别是搜集与整理成为了民间文艺学的基本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学人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从不同角度展开了讨论，不同观点与不同思想推动了中国民间文艺学，特别是少数民族民间文艺学的发展。

　　1961年，毛星在《民间文学》第4期上发表《从调查研究说起》。主要观点为：(1)忠实记录;(2)搜集整理工作是一种复杂艰苦的思想、艺术工作，搜集整理工作者记录的技能不是惟一修养，更为重要的修养，应该是思想作风上的党性锻炼，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理论、民间文学的专门知识和对文艺作品欣赏与写作能力的修养等等;(3)记录必须一字不动，而写成为书面的文学，则必须进行或大或小的整理加工，而整理加工应该有一个原则，即必须力求保持这个故事的民间原貌，其目的是要呈现“民间的这一个故事”。毛星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和观念影响了当时年轻的民间文学工作者，孙剑冰、刘超、陶阳、杨亮才等都进行了论述[26]，对于毛星调查研究思想的阐述，具有代表性的是陶阳，他认为“跟随毛星同志三个月的调查采录，使我学到很多东西。我从毛星同志的教诲与实践中，学到调查采录经验有如下几点：(一)要到无人曾经调查采录过的地方去，要到边远地区去，那样，总会有新的发现。(二)调查采录要三勤，即腿勤(多走路)、嘴勤(多问)、手勤(多记);而且要真正做到“有闻必录”。(三)要注意看当地的县志、风俗志，将书面的历史与风俗跟田野作业结合起来，那样，就可避免盲目性，掌握主动。(四)记录民歌、故事及其他作品时，要做到忠实记录，要存真，要保持讲唱者的语言特色、叙述方式及其艺术风格。[27]

　　贾芝在《文学评论》第4期上发表《谈各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系统地发表了对“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看法和观点。这一时期关于讨论的文章结集而成《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第一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12月)和《民间文学参考资料》第三辑(广西壮族自治区民间文学研究会编1963年2月)，后来讨论持续发展，延伸到了近现代革命题材传说故事的搜集整理问题领域。1963年，《民间文学》和《奔流》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其中有张士杰谈义和团故事搜集整理和创作的经验(《民间文学》1963年第1、2期)，陈玮君的《必须跃进一步》(《民间文学》1963年第3期)，李纉绪和谢德风关于《游悲》整理的讨论(前者见《民间文学》1963年第2期;后者见第6期)，其中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是张士杰关于义和团故事的整理与创作之谈论。张士杰谈论了他对民间故事范围的新的认识，放弃了过去狭隘的传统观，以及他搜集和整理、创作义和团革命故事的开端、过程与方法，“若是故事内容好，讲得也生动，那就按着原讲述的去写;若是故事内容好，讲得差，那就要进行加工;若是故事内容好，听到的却不全，那就再深入搜集，并不急于写它，直到我认为‘可以了’，再去写它;若是故事内容还好，只是其中有糟粕，或者精华不突出，那就要进行删除或削弱与突出描写;若是故事内容不好，讲得却很生动，这我也听一听，却不去写它，只留做参考研究。”[28]可见他对民间文学做了民众读本与科学研究的区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于1963年邀请河南、四川、广西、江苏、安徽、吉林6个省的搜集研究者，就此举行了一次座谈讨论，各省参加者不仅有经验总结发言，还各自都提供了若干传说故事的记录稿和整理稿，以供研究讨论。这次座谈会上提供的文章和记录或整理稿，汇编为《民间文学参考资料》的第6辑(1963年8月)和第7辑(1963年9月)两辑。

　　可见，这一时期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与支持下，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与整理成为民间文艺学发展的重要部分，得到长足发展。它的发展不仅是民间文艺学学科意识提高的一个表现，同时也推动了民间文学理论层面与资料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最初发表于《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作者在原文基础上有一定的增补与改动，授权发表于中国民族文学网。

　　[1] 《编后记》，载于《民间文艺集刊》， 1950年第一集。

　　[2]李晓峰：《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话语发生》，《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1期

　　[3] 何其芳：《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中国建设》1962年第9期。

　　[4] 《征集民间文艺资料办法》，载于《民间文艺集刊》1950年第一集。

　　[5]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版，第659—669页。

　　[6] 周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周扬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版，第455页。

　　[7]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周扬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版，第513页。

　　[8] 《征集民间文艺资料办法》，载于《民间文艺集刊》1950年第一集。

　　[9][美] 勒内·韦勒克 奥斯汀·沃伦著 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版，第4页。

　　[10] 王平凡 白鸿编：《毛星纪念文集》，学苑出版社2004版，第92页。

　　[11]毛星：《民间文学及其发展简论》，载于《民间文学论坛》1984年第1期。

　　[12] 李星华记录整理《白族民间传说故事集》，146-14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13] 杨亮才、陶阳记录整理《白族民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14]刘超记录整理《纳西族的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15] 刘锡诚：《对中国文学模式的颠覆——纪念毛星先生》，《民族文学研究》2004年4期。

　　[16]李星华记录整理《白族民间传说故事集》，1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17] 郭沫若：《关于大规模收集民歌问题答本刊编辑部问》，《民间文学》1958年5月号。

　　[18] 2006年8月14日访谈刘超。

　　[19]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编：《民间文学参考资料》(第八辑)，内部资料1963年11月，第6页。

　　[20]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编：《民间文学参考资料》(第八辑)，内部资料1963年11月，第7页。

　　[21] 参见李岳南《由<牛郎织女>来看民间故事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北京文艺》1956年8月号;刘守华《慎重地对待民间故事的整理编写工作——从人民教育出版社整理的<牛郎织女>和李岳南同志的评论谈起》，《民间文学》1956年11月号

　　[22] 参见陈子艾：《民间文学搜集工作四十年》，钟敬文主编《中国民间文艺的新时代》，敦煌文艺出版社1991版，第139页。

　　[23] 参见《民间文学》编辑部：《关于搜集整理工作的各种不同意见》，载于《民间文学》1959年7月号。

　　[24] 参见张宏：《民间文学改旧编新论》，时代文艺出版社1991版，第7页、第16页、第140-141页。

　　[25] 钟敬文主编：《中国民间文艺的新时代》，敦煌文艺出版社1991版，第126页。

　　[26]王平凡、白鸿编：《毛星纪念文集》，学苑出版社2004版

　　[27] 王平凡、白鸿编：《毛星纪念文集》，第113页。

　　[28] 张士杰：《漫谈义和团故事的搜集整理与创作》，载于《民间文学》196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