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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诗类型学研究结项成果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史诗类型学研究”课题组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08-08-29  作者:“中国史诗类型学”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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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史诗类型学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A类重大课题,由民族文学研究所尹虎彬(朝鲜族,研究员)主持,课题组成员有朝戈金(蒙古族,研究员)、巴莫曲布嫫(彝族,研究员)、斯钦巴图(蒙古族,副研究员)和诺布旺丹(藏族,副研究员)。该课题于2002年8月立项,历时6年于2008年1月8日结项。最终成果为专著3卷总计60万字。“中国史诗类型学研究”为2002年立项的院级重大项目,它是中国史诗学体系的重要一环。2002年下半年是该课题的启动阶段,主要任务是不断完善课题设计,开展前期的田野调查,分阶段写出调查报告。2005年开始陆续完成三部史诗类型研究专著。

    该课题强调个案研究的优长,强调宏观与微观研究的结合。课题组成员通过学术对话实现互动,在一些大的问题上达到共识。课题组在长达6年多课题研究过程中,逐渐培育史诗研究的话语平台,形成了口传史诗研究的主旋律。 中国以往的史诗研究比较关注史诗的起源、形成和衰亡规律,具有历史学的旨趣,相对忽略对史诗传统内部机制的探讨。20世纪民俗学强调从田野现场观察口头诗歌的实际运作过程。该研究将突破以下局限:关于民族或地域史诗发展的描述性研究,以历史重建的方法揭示史诗所反映的社会历史内容的外部研究,把史诗作为文学经典、用文人文学的观念进行的研究。这些研究忽视史诗传统的差别,忽视了史诗艺人的创造。该研究希望从文本、文类和传统的实际出发,探讨中国史诗传统的独特性。研究者将从田野调查开始,充分考虑到材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认为论据的质量直接关系到科研成果的质量。研究者以蒙古族史诗为个案,从口传诗歌的专门化语言和文本这一经验的现实出发,探讨口传史诗的句法结构、文本类型、文本结构及其传统意义。该项研究还涉及到歌手对口头传统的依赖程度,史诗在传承过程中的稳定性和变异性,史诗的传承方式,史诗的素材,史诗与历史事件的联系等问题。研究者以中国诺苏彝族仪式活动与史诗的关系为个案,研究仪式与文本的关联。重点讨论彝族歌场制度与毕摩社会角色的变化,仪式语境与文本形态,史诗搜集、整理的与史诗文本化等问题。该项目还将研究藏族史诗创作、表演、流布与史诗文本化问题。

     民俗学的类型观念与史诗的类型学研究是本课题的核心命题。它的学理根据主要来源于民俗学和比较诗学的研究。在比较诗学研究中,类型学在一般意义上是指题材类型、主题类型、人物形象类型、故事情节类型、体裁类型、作品结构类型等。在比较诗学领域,类型学研究旨在突破时间、地域、语言、文化的界限去寻求各民族文学现象在诗学品格上的类似。俄苏的历史诗学研究贯彻了类型学的思想。我们在维谢洛夫斯基、日尔蒙斯基、普洛普、巴赫金、梅列金斯基等学者的著作中,可以看出类型学研究的传承。民俗学的类型观念,发端于人们对民间文化事象在传承过程的特点的认识,即它们一方面具有雷同性,另一方面具有变异性。18~19世纪关于民俗事象的起源研究,出现了以进化论学说为先导的人类学派、神话学派、流传学派等一些理论,后来,这些民俗学历史重建理论逐渐为结构语言学的共时性研究所代替。类型学研究即为一例。对于芬兰历史-地理学方法而言,所谓类型即情节类型,它打破了历史关系和影响关系研究的局限。像汤普逊的 “母题”,普洛普的“功能”、荣格的“原型”、列维-斯特劳斯的 “神话素”、邓迪斯的 “母题素”、洛德的“主题”这样一些概念,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不外乎是在口头传统中寻求大家共认的形式,即比较口头传统的共同层面。民俗学各种流派大致围绕口头传承的基本形式问题而产生。

    口头传承研究学派纷呈,但有共同课题——即在“口头传统”这个标鉴之下,什么是大家共认的形式?近半个世纪以来,围绕口头传统研究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方法,口头程式理论是以专门化的诗歌语言为基础的方法,表演理论注意到表演者和受众的互动,民族志诗学认为一个特定的口头传统需要以其特有的术语来解读。所有的方法论都属于必要的和基本的阐释,提供视阈而非终极真理。这些多样性方法,它们的有益之处是让我们多角度和全方位地来理解口头传统。表演理论来自人类学和民俗学,民族志诗学来自人类学和社会语言学。这两个学说具有共享地带:口头传统是一种专门化的语码和一系列的符号,语码使表演者和受众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语码是按照特别的方式被结构起来的,按照语言、文类、地区和个人的特点来结构。语码是特定集团和个人所独具的表达,它们暗示出人们参与表演的特定种类。口头传统是当下的经验,而不是博物馆的残片,这些也同样适用那些源于口头的文本。我们所说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多样性,在本课题中至少是把口头程式理论、表演理论和民族志诗学这三个学说综合为一个统一的方法。

    本课题主要关注以下几个论题:晚近的史诗研究者试图从文化多样性角度重新界定史诗的含义,关于史诗观念和研究范式发生了重要变化,西方经典作家的史诗观念受到挑战,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古典诗学的史诗范例和诗学范式,正在由主流话语变为一家之言。本课题从活形态传统中,对史诗的传承、演述和创编,对文本形态和语篇结构做出了新的阐释;对特定史诗传统的田野研究主要从学术史的反思开始,它涉及口传史诗的搜集、整理、文本誊写和出版等一系列问题;对史诗文本的类型学分析,正在从形式分析深入到对深层结构和传统意义的挖掘,对历史原型的探寻深化了史诗的文化史意义;对史诗艺人及表演研究加深了人们对于特定史诗传统的认识,有效地揭示了史诗叙事的基本构造和法则。

    课题成果分为6编。前5编为理论和三个不同民族史诗传统的案例研究。正文60万字,第6编为史诗文献索引。第一编论述了史诗研究的学术背景,在全面梳理新时期尤其是近10年来藏族和蒙古族史诗《格萨(斯)尔》、蒙古族《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玛纳斯》研究脉络的基础上,阐明了口传史诗区域传统和地方传统的历史渊源,在学术史的视野下提出了当代学术界关于史诗观念和史诗研究范式的转换,指出中国史诗在类型学研究的几个基本方面,即专门化的诗歌语言、故事范型、文本类型、艺人类型、表演形式、田野研究等方面的新的学术趋向。

    第二编围绕口传史诗的一些基本问题展开论述,从民族志背景阐明了口传史诗研究材料获得的基本途径、科学方法,从艺人的创编和演述来重新阐述有关史诗传承、接受和传播问题,揭示口传史诗的叙述形态和文本类型。藏族史诗艺人丹增扎巴及其《格萨尔》叙事形态研究,从一个独特的史诗传统,为学界提供了有关史诗创作、演述和文本形态的生动案例。

    第三编从歌手的角度纵览国际史诗学术史上的重要标记,从作者身份的质疑到叙述传统的嬗变,从歌手立场到口头诗学建构,从史诗的编订到史诗传统的重构,从文人拟制史诗到到口头诗歌的解读,从他者叙事到自我书写,全面论述了面向21世纪的中国史诗学未来走向。作者从比较口头传统的视野,界定了口传史诗学说关于“一首诗”、“典型场景”、“诗行”、“程式”、“语域”的基本观念,从而为史诗类型学研究提供了广阔视阈。

    第四编从形式和意义两个层面,分析了蒙古史诗的程式和隐喻。作者以蒙古卫拉特史诗《那仁汗克布恩》的文本及文本间关系开始,探讨了该史诗的程式特点、主题研究及方法、传统语境中的史诗演唱、史诗艺人及其学艺过程、关于史诗演唱的神话传说、英雄史诗演唱的各种禁忌、信仰主旨与艺人演唱行为之间、传统对史诗创作的判别。作者从史诗的角色、主人公的名称、传统的母题和神话结构,剖析了蒙古史诗的隐喻结构。

     第五编以彝族史诗“勒俄”为个案,揭示特定史诗的文本形态与传统法则。本编从国际彝学研究中的相关信息、国内彝族史诗的搜集、整理概况、史诗《勒俄特依》及其文本迻录过程的反思开始,提出“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概念, 从族群诗歌的本土语言出发,从“勒俄十九枝”和“公勒俄与母勒俄”,提炼出史诗的叙事型构、史诗本事与文本的性属界定; 从“黑勒俄与白勒俄”来分析史诗演述与叙事界域问题; 从“克智”论辩来辨析口头论辩中的史诗演述;从“格比”和“玛子”来谈论即兴辞辩与史诗演述、论辩能手与史诗演述人的问题。这项研究为民俗学的史诗研究提供了范例,从学者或学术研究的角度,阐明了田野与文本的关系、提供了口传史诗田野研究的基本方法,从史诗传统、表演事件、表演者、研究者、田野语言的“五个在场”,强调了活形态的口头传统的本真性的权威。

    第六编中国各民族史诗研究论著目录索引,汇集100多年来海内外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的著述,主要包括藏族和蒙古族史诗《格萨(斯)尔》、蒙古族《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玛纳斯》研究,还有土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裕固族、赫哲族等其他北方民族的史诗研究。南方史诗主要包括羌族、纳西族、苗族、彝族、壮族、瑶族、白族、傣族、哈尼族、拉祜族、景颇族、阿昌族、普米族、布依族、侗族等民族的史诗研究。

    “中国史诗类型学研究”的创新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国内外史诗研究转型的实际,阐述了史诗观念更新与研究范式转移的重要观点,由取例西方古典诗学范式和希腊史诗范例,实现了以口头诗学、民族文化和地方传统为旨归的史诗观念和史诗研究突破。第二,在口头传统的视野下建立关于口传史诗的理论范畴,围绕史诗表达形式、演述模式、艺人类型、文体风格、主题、文本形态和故事范型以及文类,拓展比较口头传统研究的共同层面,构建史诗学的话语体系。第三,从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搜集、整理、迻译和出版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格式化”问题进行学术反思,标志着中国民间文艺学的范式转换。第四,从本土和地方性的民间叙事传统出发,贯彻民族志田野作业的技术路线, 在民俗学倡导“本真性”前提下来探求史诗的传统叙事法则。第五,从史诗的形式的分析深入到史诗文本背后的文化史意义的原型解剖。第六,从民俗学的类型学研究出发,从史诗学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整体建构出发,把个案研究与理论创新结合起来,借鉴和创用了关于口头传统诗学的多样性手法。

     缺点和不足主要有:第一,在“中国史诗类型学研究”题目之下,课题主持者项目论证过程所指,实际上包含了中国少数民族史诗传统中三个案例,即藏族、蒙古族和彝族的地方口头传统史诗。“类型学”所指,强调了民俗学的类型学研究方法,并不意味着本课题将含纳中国少数民族所有的史诗类型。尽管如此,由于学科研究基础薄弱和参与人员的学养和专业限定,相对于中国史诗丰富的传统蕴藏而言,现在的研究成果显然处于阶段性研究的层次。第二,在中国,史诗研究长期以来取例西方,中国本土的少数民族史诗一直被当作民间文学来研究,因此,在通行的文学史叙述中没有占据应有的地位。在本课题的框架之内,论者还不能从文学史、比较文学、文艺学和美学的多学科视野中,对史诗展开纵深的阐述。第三,史诗具有世界性、区域性的特点,中国多元文化传统中的史诗类型丰富,这是一般类型学研究所难以解决的课题。具有世界文学意义的比较口头传统研究还远没有到来。因此,现阶段史诗研究的地方传统的局限性将是长期的、一时难以逾越。

     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括研究队伍的整合、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的资料库的建立、理论和方法论的逐步完善、研究方向的具体化和系统化等。首先,中国史诗研究从初创到发展,学科建设相对滞后,理论思考相对薄弱,学术规范尚在形成阶段,国际国内史诗学的学术史梳理和基本理论研究是当务之急。其次,中国各个民族史诗主要是活形态的史诗,这一点也是中国史诗学科建设的生长点,我们提倡从口头传统的个案研究出发,探讨族群文化中的史诗及其文类特点,这就需要建立田野民族志研究的学术规范和技术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科学的资料学基础。第三,要从多元文化的历史和现实出发,加强中国各民族史诗的类型或形态研究,描绘中国史诗分布类型图谱。中国各民族史诗总数,估计当在一千种以上。中国史诗谱型宽厚,横跨五个语系,含纳了几十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分类上更有英雄史诗、创世史诗和迁徙史诗三大类型。史诗文本的类型复杂,史诗歌手的类型在世界上更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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