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诗学是民族文学研究所的主要学科之一。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史诗研究，长期以来在国内居于领先地位。经过五年的学科重点建设，中国史诗学学科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今天的中国史诗学学科，可谓学术传统深厚，课题布局合理，研究梯队强大，工作成果可观。

一、学科发展总体目标与定位
    立项计划是这样表述的：“拟通过长期建设，构筑‘中国史诗学’体系……中国史诗学术的优势主要在蕴藏丰厚，可以提供众多学科生长点：不足则在以往理论探索相对薄弱，学科规范尚需强化。整体规划、分段实施是我们的基本指导思想。”“在未来五年内，中国史诗学学科将保持和强化在国内的领先地位，同时进一步参与国际史诗学学术对话，使得中国史诗学学科建设融入国际学术格局中，并在进一步借鉴国外的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扩大该学科的影响力。”
    概括地说，我研究所的史诗学科建设，在总体发展目标方面，正在稳步实现当初的规划——“国内领先”和“参与国际对话”。国内领先的地位得以进一步巩固，体现在三个方面：队伍进一步扩大，学术影响力进一步提升，成果进一步上层次。具体内容见附件。参与国际对话也体现在三个方面：在境内主持召开国际性学术活动，出国参与国际学术活动，在境外刊物上发表文章。

二、主要研究方向和课题
    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的史诗研究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简单概括的话，出现了这样几个值得注意的转向：从文本走向田野，从传统走向传承，从集体性走向个人才艺，从传承人走向受众，从目治之学走向耳治之学，从“他观”走向“自观”。所谓从文本走向田野，就意味着对一度占支配地位的“文学”方法的扬弃，对史诗叙事的社会历史的和美学的阐释，逐步让位于对史诗作为民俗事象的考究；对史诗文学含义的发掘，逐步让位于对史诗在特定群体中的功能和作用的观察。至于从传统走向传承，则更多关注史诗演述传统的流布和传承，关注史诗的纵向发展轨迹和延绵不绝的内驱力。说到从集体性走向个人才艺，这对于以往的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典律——民间叙事的“集体性、匿名性”是一种补正。有天份的个体，对于传统的发展，具有某种特殊的作用。在今天的中国活形态史诗演述传统中，不乏这样伟大的个人，像藏族的扎巴、桑珠，柯尔克孜族的居素甫•玛玛依，蒙古族的琶杰和金巴扎木苏，朱乃和冉皮勒等等。他们都以极为鲜明的演述个性和风格，为传统文类的发展做出了可见的推动。从传承人走向受众，强调的是把史诗演述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信息传递和接受的过程进行观察的取向。受众的作用，就决不是带着耳朵的被动的“接受器”，而是能动地参与到演述过程中，与歌手共同制造“意义”的生成和传递的不可分割的一个环节。从他观走向自观，则与学术研究主体的立场和出发点紧密相关，与本土学者的学术自觉和自我意识相关。对一个传统的考察，如果既能从外部、也能从内部进行，那我们对这种考察的深度就有了一定的信心。最后，我们说目治和耳治的时候，并不是强调对于民间叙事的“阅读”，从阅读文字记录本转向了现场聆听这样简单，而是建立口头诗学法则的努力。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史诗学术的自我建构也逐步融入到了国际化的学术对话过程中，本土学者的史诗学理论思考在若干环节上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例如，对史诗学诸多关键词和术语的界定和阐释，对史诗句法的分析模型的创用，对既有文本的田野“再认证”工作模型的建立，对田野研究中“五个在场”的理论总结，对特定歌手或歌手群体的长期追踪和精细描摹及隐藏其后的制度化保障，对机构工作模型和学者个人工作模型的设计和总结，以及建立起符合新的技术规范和学术理念的资料库和数据库工作等等。这些以传统为本的实践和努力也在国际史诗学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三、体制和队伍建设
    本学科的成员，来自若干研究室。这与我院众多重点学科很不相同。经过几年的建设，眼下，这些人员认为，这样的双重跨越体制，对于开阔眼界，获取信息、增长见识、深化理论思考，颇有益处。与其他学科方向有所不同，人员队伍规模有所增加，平均年龄有所年轻化。语言和史诗传统的布局有所扩展，显示了良好的发展态势。这里应当提到柯尔克孜族青年学者阿地力•居马吐尔地的引入，为我所史诗学格局的调整和完善，很有意义。
    现有的史诗学科学者的境内工作语言，涵盖了蒙古语（含几个方言区）、藏语（含不同方言区）、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朝鲜语、彝语等语言。

四、资料学建设
    史诗资料的编纂和校注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下列成果中，有数种得到本学科资助或部分资助。比较重要的成果有：旦布尔加甫的《卡尔梅克江格尔校注》和《汗哈冉贵》，斯钦孟和的《格斯尔全书》（五卷），仁钦道尔吉和本学科的三位成员正在进行中的《蒙古英雄史诗大系》（四卷，第一卷已出版）。杨恩洪等主持的《格萨尔桑珠本》（已出版约31种）等。
     在录音和录像资料的收集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例如，蒙古《格斯尔》演唱大师金巴扎木苏演唱的数百小时的《格斯尔》录音磁带，部分藏族史诗《格萨尔》的桑珠演唱录音和其他演唱家的录音磁带，数量可观的柯尔克孜《玛纳斯》录音磁带，以及其他若干中小型的专题收藏等。
     从国外复制回来的珍贵抄本刻本资料，是史诗学收获的一个重要部分。这几年中，利用课题组成员出访的机会，安排采购和复制了部分国外同行的史诗研究成果，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专项收藏。
数据库建设，是史诗学学科建设的未来重点之一。资料不仅要搜集上来，还要管理好，使用好，这是今后史诗学重点学科的一件主要的工作。

五、田野研究基地建设
     我研究所近年推进的“口头传统田野研究基地”项目，对史诗学的学科建设，也产生了有益的作用。在我研究所专属的10个基地中，有7个基地是各民族口传史诗的研究基地。有不少学术考察活动、资料搜集活动、乃至学术研讨活动，都安排在这些基地进行。这种制度的作用，可以大体概括为：定点人员培训地、特色资料来源地、推动社区文化建设的试验地等。
1. 青海果洛州藏族史诗与口头文化传统基地
2. 四川德格县藏族史诗与藏戏表演基地
3. 广西田阳县“布洛陀”文化与口头叙事基地
4.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克智”口头论辩与史诗演述基地
5. 内蒙古扎鲁特口头传统研究基地
6. 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合奇《玛纳斯》口头传统研究基地
7. 甘肃玛曲县格萨尔口头传统研究基地
8. 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族自治县口头传统研究基地
9. 贵州黎平侗族大歌研究基地
10.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广西大明山研究基地

六、学术活动
    本重点学科于2002年10月在北京成功组织了第二届国际“史诗工作站”。2006年9月在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举行了“江格尔史诗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多个国家的学者与会。与荷兰莱顿大学和荷兰皇科院合作，出版了《史诗与英雄》中英文论文集。参与了2005年10月由新疆克孜勒苏克尔克孜自治州举办的《玛纳斯》史诗国际学术研讨会。

七、翻译介绍
    在过去的五年中，本学科翻译出版的国外理论著作有：尹虎彬翻译的洛德《故事的歌手》，进入出版程序的有巴莫曲布嫫翻译美国纳吉教授著作《荷马诸问题》，计划出版的有阿地里•居马吐尔地翻译德国教授莱歇尔的《突厥语民族口头史诗：传统形式和诗歌结构》。还有少量论文的译介。

八、人才培养
     在人才培养方面，工作成绩不如其他方面的成绩显著。只是尽可能地利用现有我院外事交流协议框架，安排了多位中青年学者短期工作出访，以查找资料，与国外同行交流，以及进行其他方式的研修。大体算来，有32人次出访，目的国包括：美国、加拿大、日本、荷兰、芬兰、匈牙利、德国、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马来西亚、印度等国家。

九、资助出版
    在资助出版方面，本学科本着优先补贴专著，适当补贴资料编纂和翻译的原则，尽可能地把有限的资源用好。本建设期内一共资助了7种著作的出版，其中6种已出版。
2002年《故事的歌手》（尹虎彬）
2003年《蒙古史诗：从程式到隐喻》（斯钦巴图）
2005年《卫拉特英雄故事的研究》（旦布尔加甫）
2005年《汉哈冉贵——卫拉特英雄史诗文本及校注》（旦布尔加甫）
2006年《哈萨克英雄史诗与草原文化》（黄中祥）
2007年《蒙古英雄史诗大系》（卷一）（仁钦道尔吉、朝戈金、斯钦巴图、旦布尔加甫）

结语
    从前述简要总结可以看出，“中国史诗学”重点学科这五年的建设，成绩显著，且很有发展潜力和学术生长的空间，并已经对其他相邻学科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但是，我们并不应当乐观。要承认，中国的史诗学术研究近几年的发展还多有欠缺之处，尤其是放在国际史诗学术格局中去衡量，我们存在的问题不少。概括起来，包括这么几个方面：
在传承人工作方面，我们对全国范围内的史诗歌手和演述人状况的普查还未完成，虽然可以说这是个工作量巨大的调研项目，以一所之力操作，难度过大；对传承人类型、谱系和分布也就尚未形成更系统、更深入的描述与分析；定向跟踪的传承人数量和档案建设离学科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
在文本工作方面，在既有史诗文本的校勘、迻译、保存、出版和阐释等环节上，可以改进的余地还很大；对口头文本的采集、誊录、转写需要从田野研究、民俗学的文本制作观念及其工作模型上进行更为自觉的反思和经验积累。
在理论建设方面，我们已经做出的学理探讨和经验总结，与我国史诗传统的多样性还不相称；跨文化谱型、多形态资源的描述和阐释还远没有到位；对中国三大类型及其亚类型(比如创世史诗中的洪水史诗)的史诗传统，尚未进行科学的理论界定和类型阐释；在概念工具、术语系统、理论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的抽绎和提升上尚未形成体系。
在学术格局方面，南北史诗研究的力量分布不均匀，个案研究的发展势头要远远超过综合性、全局性的宏观把握；我们的史诗学术梯队建设和跨语际的专业人才培养，离我们设定的目标还有不小的距离。
在学科制度化建设方面，在田野基地、信息共享、资源整合、数字化档案库管理、交流平台、协作机制、学位教育、国际交流等层面仍有大量工作要做。史诗学术共同体的形成还需破除学科壁垒，进一步加强民俗学、民间文艺学、民族文学与古典学、语言学、人类学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方能开放视野，兼容并蓄。
诚然，中国史诗学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在国际史诗学术的格局中，怎样才能更多地发出中国学人的“声音”，怎样才能让更多的各民族传承人在史诗传统的文化生态系统中得以维系和延续，让中国史诗多样性的复调之歌“不会衰老，不会死亡”，我们确实需要务实的策略、坚韧的态度、理性的谋划和绝不动摇的信念。